【摘要】党中央提出的“稳中求进”，是应对当前国内外形势变化的新策略。这种稳进策略不同于激进或缓进策略，是具有辩证性质的宏观调控新基调。面对错综复杂的国民经济运行关系，必须树立综合平衡观念，按照补短板思路从短线入手稳进。最重要的是稳金融和稳就业，稳金融可以防风险和稳经济，稳就业可以稳增长和稳社会。稳外贸、稳外资主动权在我方，要通过改革涉外商事制度即以开放进取的姿态来实现。稳投资要加强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方向的投资。稳预期要加强网络舆情管控。应该把“稳进”作为“十四五”规划的发展理念之一加以确立。

【关键词】“稳中求进”  中国经济  宏观调控  发展理念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0.001

2018年中，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党中央作出了一项重要决策，认为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因此强调要围绕就业、金融、外经外贸外资、投资等，最终做好稳增长，寻求稳中求进的工作思路。这是一个重要的策略调整。“稳中求进”凸显了一种辩证的思路，也是党中央每当遇到一个重要历史事件档口及时作出重大决策的惯例。令人记忆犹新的还是在1991年苏联解体的“八一九”事件当口，党中央及时提出了冷静观察、守住陣脚、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的决策。眼下还不能确定“稳中求进”的决策能够持续多久。如果只在较短时间内贯彻执行，这种决策就只具有策略性质。如果在较长时间内贯彻执行，比如贯彻在十年以上，这种策略就上升为战略决策了。当年苏东剧变，韬光养晦之策有应急性质。但是之后长期坚持了几十年，就事实上成为了一项战略决策，对中国后续发展影响至为深远。因此，“稳中求进”是否成为一项战略决策，由策略上升为战略，还需要审势定夺，需要留给历史来评价。就眼下情势而言，“稳中求进”是应对国内外形势变化之策。

“稳中求进”：一种稳进策略

“稳中求进”策略体现了对发展的一种辩证思考与选择。一般而言，国家在寻求发展过程中，稳是稳定、稳步、稳妥之意，进是前进、进取、推进之意。稳字当前，进随其后，体现了发展的先后顺序和轻重关系。依照不同的形势，发展策略有激进、缓进、稳进等主张。当外部形势比较清晰、对我有利时，内部条件较好时，发展步伐快一些，策略激进一些也无妨，否则容易错失发展机缘。但是当外部形势极端复杂，未来不确定性因素急速增加时，激进的发展战略是不可取的，唯有放缓发展速度，瞻前顾后，兼顾左右，留有余地，才是稳妥之举。显而易见，当下中央选择了稳进的策略。

在做发展战略分析时，常用的分析工具是发展战略的情景分析方法（SWOT）。该分析方法简化了发展战略制定的依据条件和因素，突出了战略选择的重点和类型。一个国家在决定未来发展问题时，首先要考虑外部环境条件对自身的影响，简化为对自身有利的因素（机会）和不利的因素（挑战），其次要根据自身长处（优势）和短处（劣势）来作出重大选择。当然，这种SWOT分析方法并不是万能的，主要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性，有关条件和因素的信息不充分导致分析不可能全面精准，据此而作出的决策选择也就不是十分到位。但是SWOT分析的好处也是明显的，把复杂的情景作简化浓缩处理之后便于决策者作出清晰的判断。稳进的战略，应当属于机遇犹在但挑战多于机遇、自身优势还有但自身劣势也很明显时的一种选择。因为发展机遇以及自身优势还在，所以需要前进，停下来会贻误难得的发展机遇;但是自身劣势也很容易被挑战所击破，所以需要守拙以减少压力，寻求进一步的发展机会。

稳进策略与激进策略和缓进策略显然有不同的内涵。激进策略是寻求经济快速增长，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较高目标和水平，但实际推进时激进容易变冒进，结果是欲速不达。缓进策略在我国不常见，在20世纪80年代末也曾客观上出现过这种策略选项。当时，国内价格改革急于闯关而导致经济关系全面紧张，国内出现严重政治经济动乱，同时，苏东国家社会主义改革剧变，美国等西方国家联合制裁中国。党中央及时提出稳定压倒一切，提出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策略，要求降通胀、减货币、减赤字、调结构等，因而将经济增长速度目标降至5%～6%。[1]这就是缓进策略。对此，邓小平有过中肯的评价，认为那三年治理整顿工作有稳的功劳，而发展进取则不足。[2]

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东德、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也曾经长期推行过缓进策略，并成为长期化战略。这种战略把保持社会稳定当作长期目标和任务，对于已经觉察到的经济增长率长期下行和经济效率低下问题不作实质性变革，只满足于对体制修修补补。这种缓进战略一方面自我陶醉于历史上已有的辉煌成绩和一些制度优势，而看不到世界政经格局变动、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与威胁正在临近;另一方面对外部帝国主义势力威胁过于担忧而形成强烈的自保意识并作出过激反应，如苏军贸然入侵阿富汗;对任何改变现状的改革均持小心翼翼的消极态度，怕出动乱影响大局，如60年代苏联在柯西金总理主持之下一度推行的利比尔曼式改革停滞。这种战略看似稳重，实为保守，最终失去了重大发展期机遇，导致大的体制改革一经提出就乱了方寸，制度溃败一泻千里。

目前党中央提出的稳进策略是稳中求进，与缓进战略的不求进取有重大差别。为此需要把握好稳的方向和重点，在没有提及的其他领域就不必强调稳，而应该强调进。即使是在已经确定保持稳定的领域，稳也不是全面停止前进，而是在保持稳的前提下继续求进。其实，所有的稳都要归结为稳增长。进一步说，基于中国经济仍然处于发展阶段的战略判断，随着机会的出现，稳也可以实时转为进。因此“稳中求进”策略富含哲理性，这里具有非常重要的辩证关系和处理态度，需要处理好稳与进的关系，发展与改革的关系，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等等。

“稳中求进”：应对外部格局变化基本策略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基本原因在于：其一，中国坚持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不断调整和改进这个基本制度，使其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和优势。其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行的经济发展战略没有出现重大失误，从而保障了经济发展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无论是大战略还是具体策略，中国没有犯严重的或颠覆性的错误。尽管在高速增长后期出现了环境生态污染、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拉大等问题，但这是经济发展阶段性的共性问题，其他国家在发展的某个阶段都遇到过，难以避免，而且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物质手段和不断调整的经济政策加以纠正和改进。其三，30年来的国际环境对中国发展总的说来是有利的。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政策赢得了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反过来大量外资和技术流入中国，也帮助和促进了中国发展。

但是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内外形势开始出现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党中央的判断是遇上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中有忧。首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击破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神话，同时证明了中国式发展道路的前途光明。中国一方面顺利应对了这场危机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另一方面正是中国经济的成功带动了世界经济从危机中摆脱出来。2009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7年中国人均经济总量超过8000美元，开始迈入世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按照许多经济指标衡量，中国依然还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作为一个崛起的经济大国，中国对世界经济开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都在30%左右，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引擎。中国的经济成功预示世界发展可以有不同的道路。

其次，中国经济成功引起了西方社会的集体焦虑与不安，引发中国发展外部环境不友好。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崛起的德国和日本，也一度引起西方社会的担忧，但是中国崛起引发的是西方社会的全方位担忧。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发展并没有完全依循西方发达国家的增长路径和制度安排，而是有选择地借鉴了市场经济国家的有益经验，吸取了不利的教训，拒绝了有害的教条。许多西方经济学者对于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有多种解读，评价参差不齐。[3]这些学者可以通过深入了解中国的变化，与中国经济学者合作去共同理解现代中国，达成共识。另外一些专门从事中美关系研究的学者认识到中美之间存在着竞争、合作和对抗三种可能性，而提出“中美之间出现本质性对抗的可能性不大，……未来最有可能出现的是以竞争为主、夹杂合作与不合作的混合状态”。[4]

但是自从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美国开始放弃这种竞合关系认知。美国政客、商人、军人以及一些社会中低阶层把本身的经济竞争失利统统归罪于中国。认为中国的技术进步得益于中国强制性技术转让和侵犯知识产权，中国国企的成功得益于政府补贴和垄断地位，中国维护领土领海权益是破坏国际秩序，中国推行“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外扩张，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中国崛起引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如此强烈过激反应，担忧中国在经济、技術等领域超越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似乎印证了早年恩格斯曾预言过的那种情况，即西方资本主义征服小农经济中国的同时也会对欧美资本主义崩溃起推动作用。[5]

再次，世界迎来了新一轮的技术变革浪潮，机会与挑战并存。人类发展与进步与技术变革息息相关。新技术发明内化在社会生产力之中，每一次的新技术诞生都会突破已有的生产边界和限制，都会推动着社会生产力向前进一步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坚持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目前世界进入新一轮的技术变革阶段，以大数据、互联网、5G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信息技术革命，以光伏能和储能新材料开发为代表的绿色能源革命等，正在催生新经济业态、新商业模式和新生活方式。此前，中国错过了多次新技术变革机遇，此次新技术变革中国有幸不缺席且占有一些领先席位。一些技术创新经济的故事已经在中国大地上流传开来。但是新技术革命是一把双刃剑，从产生到运用都存在不确定性。如果运用方向选择正确合理，依靠技术突破路径依赖将大大提升国民经济实力，但是如果方向选择错误或运用不当，同样会形成技术选择路径依赖的锁定过失，错失机遇，让别人“弯道超车”。

最后，世界也迎来了新一轮的地缘政治经济调整，已有的国际经贸伙伴关系受到巨大冲击。美国政府在特朗普执政之后，以美国利益优先为口号，迅速转向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经贸伙伴国家制造贸易摩擦，并退出多个具有多边主义性质的国际性组织机构，等等。这些旋风般的举动，一举打破了国际社会花费几十年才建立起来的秩序。英国脱欧行动也动摇了年轻的欧洲经济一体化体系，俄罗斯与西方发达国家重新陷入一场新冷战，中东地区战乱不断，民粹主义在全世界兴起，极端主义势力尾大不掉，恐怖主义袭击此起彼伏，族群冲突加剧。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开始进入一个旧的格局秩序不再管用有效，而新的格局秩序还在摸索之中的状态。所谓世界是平的，是因为受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影响，形成托马斯·弗里德曼所定义的技术、资本、信息民主化，[6]然而现在出现了所谓全球慢化现象（slowbalisation），[7]因此，世界开始变得不平。也许世界本来就不是平的，只是因为经济全球化而强行拉平了。现在全球经济慢化，不平又开始成为常态。中国改革开放40年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红利，现在红利既然已经开始消失，应该未雨绸缪、早作打算。

总之，既然中国外部格局形势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国内的策略应当作出相应调整。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必然导致僵化、保守的策略，以变应变才是灵活的态度。中国发展的长期外部形势趋势依然对我向好有利，但要使得这个判断成立并保持住，是需要主客观因素共同起作用的。其中稳住国内经济稳住阵脚，是取得向好趋势的主观条件，是可以变被动为主动的策略选择。

“稳中求进”：新一轮宏观调控新基调

中国经济经历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个体制时期，已经进入到一个关口。一方面虽然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但是在经济质量方面与前后位次国家的差距还很明显。另一方面，急速发展中的经济关系处于失衡与平衡的互动转化过程中。当下所出现的经济失衡问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已经有高度概括，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对当前所遇到的问题也做了全面概括，这里不再赘述。[8]

矛盾自然存在于广泛的领域，但经济领域，矛盾最为集中最为主要。所以化解经济失衡问题是重中之重。实际上自2015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开启了化解经济失衡的进程。到了2018年，攻坚战进入到最艰难的时刻。“稳中求进”正是一种化解经济失衡的策略。

按照社会再生产的循环逻辑，庞大的国民经济运行内部存在着一种比例关系。社会再生产循环的原动力是消费，正是人们的消费欲望刺激了生产供给和市场活动，消费降低或停滞不前，生产以及市场活动也就下降或停滞不前。因此，消费活动刺激生产活动，顺便带出了交换活动和分配活动，带动了整个市场活动。整个社会再生产依据这个环节逐次循环周转，其中也就形成了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如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的循环关系，消费与投资的需求关系，生产生产资料的产业部类与生产生活资料的产业部类之间以及三大产业之间的产业关系，并进一步拓展到生产领域与非生产领域之间的关系，实体经济部门与虚拟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市场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新经济与传统经济此消彼长的关系，国内部门与国外部门之间的交换关系，以及大大小小的相互牵联、相互交错的具体经济关系等。面对如此复杂的国民经济运行关系，必须树立综合平衡的观念来清理和处理。因为只要这当中任何一个领域的经济关系出现比例失衡，必然就会冲击其他国民经济的关系，产生链条性的经济失衡风险。遵从这种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性，在宏观调控行动中就需要坚持按比例、求发展、重协调，该政府介入市场时就要积极介入，防止经济失衡风险演化成经济危机。

对运行了一段时期的国民经济机体适时作出调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我国国民经济前后经历两个体制时代，也从贫困大国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大国，用时70年完成工业化。成就了不起，但是过程中的问题也积攒不少。因此需要在适当的时候对积攒起来的问题加以阶段性解决。解决问题的时机不是人们能够自由选择的，而是依据经济活动的自身发展阶段趋势择机确定。若作为一种国民经济调整策略，历史上就有几次历史档口期的重要调整。比如在三年“大跃进”策略失败之后，国民经济从1961年开始转入调整期;在十年“文革”动乱结束之后，从1979年国民经济再次转入调整期;当1988年价格改革闯关失败之后，国民经济又再次转入调整期。

進入市场经济时代之后，为了避免国民经济调整对国民经济机体带来“硬着陆”伤害，党中央采用了更加灵活和富有弹性的宏观调控策略来对不同档口期的国民机体实施“软着陆”。这种宏观调控策略，有的是未雨绸缪式的，在矛盾问题还处于发酵酝酿之中时就提前启动调控;有的是大水漫灌式的，得失均有;有的是精准式的，区间性的，这个调控眼下还在进行之中。无论是调整还是调控，又无论何时采用何种策略，目的都是为了化解经济运行一个时期之后积攒起来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对严重失衡的国民经济各个环节、要素、部门、产业、区域等关系进行重新平衡，在新的经济运行基础之上建立新的平衡关系。“稳中求进”策略是此轮宏观调控的基本策略。至于稳定工作的具体领域和重点，可以视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国民经济运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加以实时灵活的调整。2019年初中央强调要保持六个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投资、稳外贸、稳外资、稳预期，但是如果下半年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也就可能提出另外的稳定重点和要求。总之，宏观调控是一项富有灵活性、创意性和艺术性的管理行动，在保持一个总的基调前提下可以变化出各种灵活的样式和内容。

稳的重点：内容及其相互关系

当前，保持稳定的首要领域是就业。随着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千分之五左右，单纯由于人口总数增加引发的自然失业问题不再是突出问题。上亿的农民工在城市之间和区域之间的流动，依然是中国经济长期需要面对的问题，但近期由劳动市场波动和产业结构调整引发的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成为突出问题。其中一部分新经济、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也出现裁减工作岗位的现象，格外引人注目。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引起了沿海地区中小企业对外加工订单的减少和部分中外合资企业迁移到东南亚地区，这种情况虽然刚开始发酵，还没有马上形成下岗潮，但是预计今后会成一种趋势，劳动岗位需求会在今后数年中减少。失业不仅让家庭个人陷入消费困境，也造成人力资源闲置和社会不稳定因素。所以“稳中求进”策略把稳就业放在第一位是合乎情理的。稳住就业就能稳住消费稳住增长，同时就能稳住社会。

目前来看，金融是中国经济风险的主要策源地。经验告诉人们，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领域所发生的风险事件具有不确定性、爆发时间短促、传染力极强、破坏能量巨大的特点，债务违约又往往是风险引爆点。一般说来，市场经济不可能没有债务，企业以及家庭负债是常态，而且良性债务起到经济运行润滑剂的作用，只有不良债务堆积和系统化才容易产生风险。自2008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地积攒了一批以政府信用为抵押的地方债务，大量企业也形成了一批企业债务，其中僵尸企业债务已成为无法归还的死债，加上大批居民家庭按揭买房也提高了家庭债务率。所有这些成为人们担心的“灰犀牛”，一种大概率高风险忧虑。2008年以来准货币供应量（M2）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的宏观债务率，一直上升，达到200%以上。债务违约情况在近几年不断出现，所幸的是还没有引发所谓“明斯基时刻”。但是对金融风险不能掉以轻心。同时在去金融杠杆降金融债务时，需要依靠法律化和市场化方式化解金融潜在危机，需要逐步清理逐层剥离债务。如果采用行政方式限期整改整顿，不仅容易造成动作过大用劲过猛推进过快，而且还会触发新的金融风险。这些情况其实在最近几年都出现过。所以，稳金融是慢活细活，一方面要继续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另一方面要确保在去金融杠杆的过程中不会发生新的金融动荡和金融风险。

外贸和外资是对外经贸合作的两个侧面。对外开放是中国外贸外资政策的基石，也是中国对外经贸的直接成果。所以只要中国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外贸外资也就不会停滞下来。当下提出稳外贸稳外资应该主要针对中美贸易摩擦引起的对美贸易量下降和美资从中国撤出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及受到中美贸易摩擦负面影响的中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和投资。依据我国商务部统计，2018年中美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达2.14万亿人民币，比2017年扩大14.7%，按美元计算，顺差为3233.2亿美元，扩大17.2%。[9] 显然，美国发动贸易战以减少美方逆差（或我方顺差）的直接理由破产了。到2019年5月，中美之间已经就贸易争端举行了11次正式磋商，但是到最后，因为美方的无理蛮横要求超出了中方谈判底线，中美双方之间依然没有达成协议。随即，美方采取了加征关税、限制中方企业在美投资经营、限制中美机构和人员之间的学术交流等一系列制裁升级的行动，这表明美方诉求的目的并不在贸易本身，而是在于技术保护和阻止中国的发展。在中美贸易往来中，约有一半属于加工贸易，而且这个对美出口的货物是由在华美资企业或中美合资企业提供的，因此美方加征进口关税将逼使这些美资企业为避税而离开中国，从而改变中美乃至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尽管美方的行动能否如愿以偿以及中方的反击措施能否奏效尚需留待时日观察，但2018年由美方主动挑起的贸易战将成为一个时代标志，从此以后世界将进入一个新的动荡与调适阶段。

如此，为了稳定外经外贸，我们需要在三方面作出努力：其一，稳住仍然坚守在中国市场的外商之心;其二，继续推进外经外贸领域的改革开放;其三，对日益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逆经济全球化举动要联合世界各国达成共识，协调多边立场，共同采取应对之策，不能坐以待毙。

在对外经贸关系方面，稳的主动权在我方而不在外方。因此稳定的根本措施是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姿态和更加深入细致的涉外商事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全国人大通过了新的外商投资法，这是一个重要的稳外贸稳外资的举措。这个新法的亮点在外商准入前国民待遇、投资负面清单管理和禁止行政性要求技术转移等内容，回应了外商的普遍关切，遵循了国际通行做法。下一步是细节出台和各地落实。当然，中国还不是发达经济体，还不具有完善成熟的市场环境，因此开放的进度和领域要保持循序渐进的节奏，回应外商最为关切的诉求，满足合理需求，始终保持对外开放的姿态。只要外商对中国经济体制、市场环境和涉外政策措施持有更加乐观的预期，只要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和质量提高促进外资在华投资经营的综合成本降低，只要政策改进能让外商看得见摸得着，就不会让外企离开中国市场，中国市场对世界经贸合作的巨大吸引力优势也就不会消失。实际上，稳定外经外贸外资是通过改革，以一种进取的姿态来实现的。

稳投资在稳进策略中是十分关键的举措。从长期趋势判断，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依靠消费驱动和创新驱动的增长阶段。单位经济产出的投资量在上升，投资边际回报率在下降，投资盈利空间在变小，2018年投资增速已经降到6%。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投资已无用武之地。投资在当下依然具有拉动经济增长、调整经济结构、培植经济增长后劲的作用。目前中国经济结构处在升级过程中，所以投资的增长和盈利机会也在其中。投资在基础设施领域、新经济、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上，依然有较高的回报率。此外，跟着“一带一路”节奏走出去，会在海外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因此，稳投资最主要的是确定能够获得较高收益回報的投资点和领域，无论是长期投资还是短期投资，都需要考虑投资盈利。

过去在实施稳投资之策时，习惯做法是扩大公共基础投资规模，让政府财政打头阵。这种做法虽然见效快但是后遗症也不少，而且是在民间闲散资金不多时才管用。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于以往，民间闲散资金不少，居民储蓄存款率依然保持世界较高水平。所以鉴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低和投资回收期较长，不应当让公共投资成为稳投资的主角，而是要让经济性基础设施投资和商业性新经济基础设施投资成为稳投资的主角。其中推进商业性投资不是搞重复性投资和传统产业投资，而是加强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基础设施投资，比如5G基站及其相应配套设施的投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商贸物流场地改造和公交运输系统设施建设等。为此，就需要进一步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让有实力的民间投资主体进入新经济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把更多的高回报投资机会让给民营企业。

保持良性、合理的经济和社会预期在当下形势中有特殊意义。把预期管理作为宏观调控的一项任务提出来在历史上不多见，这是宏观调控理念的突破。众所周知，社会普通人群有从众心态，市场行为主体中存在着羊群效应。市场经济体制格局下，风险是常态，但是风险转化成危机需要若干条件生成。其中，心理预期会加速风险的形成或消退。稳预期的一个重要领域是稳股市预期和稳汇市预期。因为这些市场最容易受到心理预期干扰，市面上一有风吹草动，市场表现就大幅摇摆，为此需要及时发布正面信息，用真实信息披露来及时引导市场预期。同时，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上信息具有心理预期的放大功效，所以预期管理要扩展到网络舆情管控。各个相关管理机构对网络上发酵的各种舆情要实时做出研判、过滤、回应和处置，不能犹豫等待上级指示。做好预期应急管理预案，采取防控风险的各项应对措施，避免舆情在网络空间发酵成滔天巨浪。

以上分析说明，稳中求进策略涉及的方面非常广泛，因此在策略的实施过程之中要把握好稳中有重、重中有序。用综合平衡的思路处理好各个方面的稳，首先需要明确哪一个稳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对此需要按照补短板从短线入手推进“稳中求进”。目前中国经济应对国内外形势变化最关键的是两个稳：金融与就业。金融是国民经济的神经系统，稍有不测就会迅速传递到经济各个角落，所以稳金融可以防风险和稳经济;就业不仅增加经济要素投入，也涉及人的基本生存保障，一人失业全家就可能陷入窘境，并形成社会问题，所以稳就业可以稳增长和稳社会。因此突出稳金融和稳就业，其他方面的稳定工作围绕这些中心工作来推进，就可以获得纲举目张的功效。最后，鉴于“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启动在即，应当考虑在继续沿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基础上，把“稳进”作为一个发展理念单独提出来，以指导“十四五”规划编制。

注释

[1]刘瑞：《政府经济管理行为分析》，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90页。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7页。

[3][美]米尔顿·弗里德曼等讲述、高小勇主编：《为什么是中国：诺贝尔经济学大师眼中的中国与中国经济》，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年。

[4]沈大伟主编：《纠缠的大国——中美关系的未来》，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年，第291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11页。

[6][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31～41页。

[7]《世界进入“全球慢化”》，《参考消息》，2019年1月28日，第12版。

[8]李克强：《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新华网，2019年3月19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3/16/c_1124242390.htm 2019-03-19。

[9]《2018中国外贸总额创历史新高！中美贸易顺差扩大，达2.14亿元》，网易号，2019年1月14日，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E5G43D0H0519TNKD.html。

责 编/马冰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