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争宵/同济大学浙江学院外语系

1843年上海开埠之后，随着工商贸易的发展、中外交往的深入和华洋杂处局面的形成，社会对英语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英语水平也成为考察人才的一项重要指标。但当时社会上所能提供的学习场所和机会比较有限，一般仅有清政府官办的广方言馆和几处传教士办的教会学校。受学费和办学规模等因素的限制，这两者只能满足极少数人的需要，大多数民众的学习需求仍得不到满足。于是，各种以英语职业教育为办学宗旨的培训机构应运而生。

目前学界对近代英语教育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正规的学校教育[1]，对职业培训机构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其成果数量相对稀少，观点和价值取向比较单一[2]，也没有从中总结出相关的历史经验教训。本文将在论述近代上海英语职业培训机构复杂面相的基础上，探索对当代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发展的启示。

一、英语职业培训机构的发展演变

为反映近代上海英语职业培训机构的发展演变，笔者从《申报》《上海新报》《新闻报》《时报》《中外日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字林西报》）等当时主要报纸中寻找培训机构的招生启事和新闻报道，借此分析时空分布、学制学时、学费、教材、教员、课程等方面的情形。

（一）时空分布

最早出现在上海的英语职业培训机构是1862年12月由英国的“巴先生”在石路创办的“英字话馆”[3]，此后各种培训机构纷纷建立起来。在1862年至1919年间，各类新成立的培训机构有259所[4]，平均每年增加4.5所。

从时间分布上来看，超过平均值的有33个年份，其中1900年最多，达到了12所。其时间分布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是1862年至1869年的初创期，该阶段的培训机构仅有10所，社会影响较小；第二阶段是1870年至1879年的上升期，共有60所成立，社会影响力逐渐增强；第三阶段为1880年至1904年的高峰期，共新建156所，占历年总数的60%以上；第四阶段为1905年至1919年的低潮期，新建者仅33所，且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如下图所示：

图1：近代上海英语职业培训机构数量演变

英语培训机构的阶段性特征与近代上海的社会变迁密切相关。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随着局势的稳定和华洋杂处局面的成型，租界内外华人学习英语的需求开始上升，租界内的西方人则提供了最早的师资来源，因此英语培训机构随之兴起，其中以西方人创办者为最。

19世纪70年代洋务运动全面开展，不仅洋务派鼓动年轻人学习英语，华人追求西学者也不断增加，“中体西用”的潮流孕育了一个巨大的英语培训市场。当时已有的几所外语学校、教会学校入学限制颇多，而职业培训机构可以填补这块市场空缺，因此得以迅速发展。

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培训机构的发展进入了高峰期。经过之前20多年的探索，培训机构业已发展出一套以短、平、快特色的运作模式，突出实用性、灵活性，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而在甲午战争后救亡图存的大环境下，朝野上下效法西学的狂热更推动了培训机构的蓬勃发展。

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后，随着大批新式学堂的创办和旧式书院、私塾的改制，英语被全面纳入国家和地方的正规教育体系，职业培训机构的教学功能被逐步替代，因此培训机构的数量锐减。尽管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培训机构因社会渐趋稳定而数量有所增长，但到1919年总体上仍处于低迷状态。

从空间分布上来看，这些培训机构主要分布在以英美势力为主的公共租界内（法租界则以法语、俄语等培训机构居多），其中大部分培训机构设在被称为“洋行”的外贸公司内[5]。这是因为培训机构与洋行存在着一种彼此依存的关系——培训机构借用洋行的场地与设施，学生也有不少来自洋行，学成后大多又回洋行工作，有的培训机构本身就是洋行开设的，教员也出自洋行的工作人员。

（二）学制学时

一般分日间、夜间课程两种，授课时间不一，大多为早上9点至12点，午后2点至4点，晚上6点到9点，周末、春节、盛夏停课休息。日夜两班制是这些培训机构的一个重要特征，许多培训机构就以“英文夜馆”为名。选择夜校者多为社会人士，他们白天工作，夜晚学习，互不耽误。近代著名企业家穆藕初的英语启蒙教育就是在“英文夜馆”完成的，他以22岁“高龄”入学，白天工作，晚上学习，“为时仅两年而普通文理已清顺，能浏览西报”[6]，1900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江海关工作。

培训机构的教学周期不一，也没有明确的规定，教员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授课时间和教学进度，学生来去也比较自由。如1875年英葛理书馆因教员赴日本旅游而停办，但回国后即重新开张[7]；1897年西文学堂的教员因随英国大使回国而休馆，回沪后又再度招生[8]。与正规学校相比，培训机构的办学风格十分灵活，但也因此出现了不少问题（详见下文）。

（三）学费

各培训机构的收费标准高低不一，一般按月或季收费，大部分机构不在招生广告中写明具体金额，只有“价格面洽”之类的文辞。而从英华书馆、信和洋行英文学塾、英葛理先生书馆等明码标价的培训机构来看，每月收银从5两到4元不等[9]。这一标准在晚清时期是比较高的，当时租界的一名普通华人巡警和江南制造局的普通工人的月收入均为银洋8元，如让他们拿出月收入的一半来学英文显然不可能。穆藕初在担任棉花行小职员时就因为缺乏学费，“忽忽一年，竟未觅得一可学西文之学校”[10]。后来他通过夜间兼职挣学费才得以进入英文夜馆读书。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英语培训机构的生源大多是官商子弟或收入较高的洋行职员。有鉴于此，一些机构以“专收贫苦子弟，无力从师者皆可入学”为名招揽学生[11]。

（四）教材

各培训机构针对不同程度的学生选用不同的教材，教材本身也随着时代发展而发生变化，但目前可考者较少，笔者找到的有1876年华英书馆西文教员李芳春编的《英学初阶》[12]。清末英华书馆使用的《皇家读本》（Royal Reader）、《常识》（Science Reader）、《纳氏文法》（Nesfield's）、《聊斋志异》英译本、《圣经》、《算术本》（School Arithmetic）[13]，但由于各机构彼此差异较大，在教材的选取上体现出很强的随意性。

（五）教员

分为洋教员和华人教员。根据1862年至1919年间上述各大报纸的记载，有名可考的培训机构教员共有162人，其中洋教员85人，华人教员77人。尽管洋教员在总量上多于华人，但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涌现出大批华人教员。这既表明之前包括培训班在内的英语教育的成功，也体现了本土英语人才队伍的迅速成长，从而折射出近代上海的社会开放程度日益加深。

（六）课程

早期的培训机构只有单一的英语语言教学，但越到后面课程内容越丰富，实用性也越强。其课程内容可大致分为两大类——语言文字教学和西方科技教学。

前者以最基础的语音、词汇、语法等英语语言文字为教学内容，旨在训练学生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比如黄梦仙夜校就在招生广告中宣称学生“学习三个月之后可能与西人把话”[14]。1885年后，“商务捷径英文书馆”“中西贸易书院”等专门教授商务贸易英语的培训机构开始出现，其课程紧扣最实用、最急需的商贸专业知识[15]，更受求学者欢迎。

后者则把西方科技知识引入课堂，从而使学生的英语应用范围更为宽广，在激烈的职场竞争中更占优势。如1880年新设的一家英文书馆在广告中写道：“教天文、地理、算法、信札、水陆兵法、英文英语、格致化学等类，一切功课甚为严厉。”[16]这一类培训机构在甲午战争后成为主流，顺应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代潮流。

二、存在的问题与补救措施

19世纪80年代培训机构蜂起之后，其各种问题和弊端也随之暴露出来。最先出现便是教员教学良莠不齐的问题。尽管多数华、洋教员得到了学生的认可，但混入其间的“南郭先生”也不在少数。1888年《申报》的一篇社论指出：一些洋教员“恃一知半解之能，谬然就聘”，华人社会却“奉之若神明，敬之如师傅”。而当洋教员开展教学工作时，他们的水平“亦属寻常，更有事不能为者，中止而去者亦有之”[17]。华人教员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上海地方文人黄式权认为这些“教师仅通商贾语，西邦文字未能窥见藩篱。故欲典籍旁通、洞明洋务者，必就广方言馆肄业。寻常洋泾浜话，不必率尔效颦也”[18]。其意思是华人若要学习西方科技知识应当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而不应在培训机构学习只能用于商贸的或一知半解的“洋泾浜”英语。

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国内社会纷乱动荡，培训机构的乱象也愈演愈烈，以至于有媒体大声疾呼“上海一埠，学堂林立其间，虽不乏办法完善，而以骗钱为务者实难胜数，误人子弟，殊可恨也”[19]。在理性分析之余，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刊登在《滑稽时报》（《时报》的增刊）上的几则笑话看出端倪：[20]

课堂中污秽不堪，台凳上尘埃堆积，可笑。

课堂中窗门破坏，风雨逼人，仅仅遮以油纸，可笑。

每上课时，谈话声、嬉笑声不绝于耳，可笑。

上课时教员、学生都随意吸纸卷烟，可笑。

教员只会吹牛，学生则专恣拍马，可笑。

某教员上课写英文字母，于黑板上一爱克司（译音），竟写不出，可笑。想许久时，写了一个似爱克司非爱克司之字母，可笑。

写别字则写别字矣，而竟厚颜曰：“此乃花体”，可笑。

某某等读了一二年英文，便在西门外设立英文夜馆，可笑。

每晚七时上课，至六时三刻课堂中尚未点灯，可笑。学生之早到者，都坐在黑暗课堂中，可笑。

收费则收费矣，而必美其名曰“津贴”“灯油费”，可笑。

更有甚者在招生广告中就作出了千奇百怪、违背教学常理的规定[21]，令人匪夷所思：

学生须练身以资强壮，本馆未有体操场，改令学生泡茶、扫地、揩洋灯、撩豆腐、抱小囡、荡烟筒，庶几习练筋骨以符西法。

本馆造就子弟，一礼拜即会吃香烟。

本馆主人，衣服亦讲时务滑头，外罩洋纱背心，鼻架外国眼镜，履圆头而袜黑色，纽扣插花，香烟衔嘴，以为诸生表率。兼教滑头腔调，吊膀子工夫，不再加收工钱。

每逢中西贺期，各生不准馈送礼物，惟送现洋者必不客气，俾合西礼。

因此，从民国建立后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各培训机构通过各种方式努力提升自身形象。首先是宣布免费，如四川路万国大学联合会在每周日设免费英文班，“所用书籍、讲义等均由该会发给，不另取资”[22]；其次为改良师资，麦根路英文专修学校在授意记者采写的新闻中点明创办人何作新毕业于北京大学[23]，工商求是英文夜馆则指出其总教为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周经芳[24]；最后是宣传教学成果，《新闻报》报道了惠灵英文专修学校与美国华盛顿大学接洽后，由该校出资将成绩排名第一的毕业生张海云送入华大就读教育学专业，同行考察者还有暑期班的陈咏声、朴震二人[25]。

三、英语职业培训机构的历史作用

近代上海华洋杂处、租界与华界分治等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孕育出英语职业培训机构这一富有时代特征和现代因子的教育单位，而这些培训机构的发展也对上海的社会变迁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一，英语职业培训机构为底层民众，尤其是经济条件较差、希望在上海谋求新职业或改变命运的青年提供了一条捷径。上文所述的穆藕初就是通过在培训机构的学习掌握了这门重要的语言工具，从而踏上了事业大发展的道路。培训机构的教学水平虽然无法与同时期陆续创办的圣约翰大学、南洋大学、震旦大学以及徐汇公学、民立中学等相提并论，但其“短、平、快”的教育模式满足了更多普通民众的需要。

第二，肩负起了正规学校全面兴起之前的英语教育功能。各培训机构作为个体来说是弱小的、分散的、失序的，但作为一种社会办学力量，它们又是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在1906年科举制被正式废除后，培训机构的存在更是填补了国家教育体系的一部分空缺，从而使社会阶层的流动通道得以维系[26]。

第三，造就了一批满足当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外语人才，提高了上海市民受教育的程度和文化素质。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而言，减少了华、租两界在城市运行过程中因语言不通而产生的问题，推动了上海的商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更促进了西方科技的传播和中西文化的交流。

四、对当代英语培训机构发展的启示

当前，各阶层人士和单位对知识与技能的重视程度都在不断提高，中小学生及家长对课外辅导培训的需求尤为旺盛，因此各地各种培训机构出现了井喷式发展。然而，与近代相似的是，当下培训机构良莠不齐、培训市场乱象丛生的问题比较突出。2018年5月，教育部、民政部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派出华东区督查组，对七省市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进行专项督查[27]。因此，总结近代上海英语职业培训机构的历史经验，对当下培训机构的良性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一，加强政府监管。近代中国的政府体系尚处于建构之中，而上海的两大租界当局仅以维护其在华利益为宗旨，因此政府监管的缺位是出现乱象的根本原因。建议政府介入社会培训市场，一方面由教育部门牵头，联合工商、民政等部门成立跨部门联合小组，对培训机构的申请注册、经营转让等环节进行监管并作定期检查；另一方面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市场准入点，严厉打击无照经营、偷税漏税、欺骗宣传、胡乱收费、虚抬价格等乱象。

第二，严审教师资格。近代上海的一些培训教员只学得皮毛便自立门户，不仅严重影响教学质量，而且威胁了行业生存。如今，教师资格审查工作应由政府和培训机构共同承担，由政府制定从业资格标准并督促培训机构落实。本国教师根据不同的教学任务出具学历学位以及雅思、托福、SAT等相关证书，由培训机构上交政府教育部门审核通过；外籍教师不仅要具备聘任资格证明，而且需持相关部门颁发的“外国人专家证”，此外还应当通过培训掌握我国国情和教育状况。只有具备上述条件，才能上岗任教。

第三，加强行业自律。培训行业不仅需要根据政府规定审查教师资格，更应制定覆盖各环节的行业标准和认证制度，做到事先掌控、事中监管和事后处理，确保各校制度的有效落实。行业自律的实现不仅有助于减少政府监管所带来的某些限制，而且有利于行业本身的健康发展，最终实现自治与他治相结合。

第四，建立评价机制。参照辛亥革命后上海各报刊对培训机构教学成果的宣传经验，我们可以建立纸媒、网媒等第三方评价机制或评级机构，或者参照电商网站、APP等让消费者进行实时评分。但无论采用哪种评价方式，都必须确保评价主体的客观中立，更要保证投诉、举报渠道的畅通有效。通过社会参与倒逼培训机构加强内部治理，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第五，改进学校教育。近代上海英语职业培训机构衰落的主因即为正规中、高等学校的发展逐步取代了培训机构的教育功能。由此可见，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扼制社会培训的乱象。为此，学校不仅要继续确保在编教师不得从事课外补习工作，而且应扩大在低年级课后托管和中、高年级课后（假期）补习等方面的作用，以此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并增强家长和学生对学校教育的认同感[28]，而这本身也是教育公平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