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婷婷

在高铁候车厅内、在公交车上、在城区的很多景致里，石刻艺术元素在重庆市大足区随处流淌。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黎方银，因为多年来在不同场合，他俨然是大足石刻的“代言人”。

铁了心 沉下来

若论大足石刻现今的成就与地位，黎方銀是有资格“得意”的。

去年，大足石刻研究院启动实施“四百工程”主题文化推广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其世界知名度和美誉度。今年，2019大足石刻国际旅游文化节吸引了数十万游客前来旅游朝佛。接下来，还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工作年会、中国岩土文物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将在大足举办。

但若回到37年前，黎方银想像不出如今大足石刻的风光。

1982年，黎方银19岁，从四川省旅游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当时的大足县文管所。第一天去报到，恰逢大雨冲断了通往宝顶山的机耕道，汽车无法通行，他只能淋着雨，沿着陡峭泥泞的道路步行上山。

到了文管所，黎方银的情绪随着发梢的雨水不断下落：石刻区周围都是杂草和荒土堆。在晦暗的雨幕中，文管所更显寂寥。

按惯例，黎方银本应被分配到国际旅行社当导游，过上当时很多人羡慕的住宾馆、坐好车、陪外宾的生活，可命运将他引向了大足石刻。

“当我第一眼看到崖壁造像时，就被她的美震撼了。”黎方银告诉记者，当时虽然身体又湿又冷，但精美绝伦的石刻令他血液沸腾。他决定留下。

黎方银被分到北山石刻工作，天天住在山上。山上经常停电，黑灯瞎火，冷雨凄清，但他耐得住性子，熟悉情况，潜心学习。

第二年，因为国际旅行社缺人，县政府准备调他走。时任副所长的郭相颖舍不得这个勤奋好学的年轻人，晚上九点多去黎方银的宿舍想劝他留下。没想到，没有丝毫犹豫和彷徨，黎方银坚定地回答：“我就在这个地方干。”

1984年黎方银任文管所副所长，1989年任所长，1990年大足县文管所更名为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职务发生变化、单位名称变更，但黎方银的初衷未曾改变，一如既往铁了心、沉下来从事文物研究工作。1989年，黎方银发表了近三万字的《大足北山佛湾石窟分期》，填补了大足石刻考古分期研究空白。又过了两年，他的第一本专著《大足石窟艺术》正式出版。

担责任 扛争议

如果将大足石刻保护划分几个阶段，黎方银是这样定义的。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前，主要依靠僧人、道士等宗教人士以及社会组织开展民间自发保护。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后至上世纪80年代初，注重以抢救为目的的保护。第三阶段，从80年代开始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进入有计划的保护阶段，这期间推进了很多保护工程项目。第四阶段，即申遗成功到现在，是科学保护阶段，保护工作的科技含量和技术手段都远远高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黎方银很理性地对记者阐述着，但实际过程却充满艰辛。

钱，曾是让黎方银最焦虑的事情。

“那时系统的文物保护理念并未形成，国家财力也非常有限。到了第三阶段，虽然已经有计划地在开展专项保护工作，但资金远远不够。” 黎方银说。

不仅缺钱，还缺技术。他回忆，“比如那时开展保护工作，国家给的主要是工程经费，无力投入更多人力来开展勘察和研究。”

钱和技术从哪里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最佳途径。

1997年，大足石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全面启动，编写申报文本成为这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根据其他已成功申报的经验，申报文本都是聘请全国知名专家编写。但上世纪80年代以前大足石刻根本鲜为人知，只有本地专家才最了解相关情况，于是，大足县委决定由时任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副馆长的黎方银担任申遗文本编写组组长。34岁的他，在期待中担起重任。

文本组自1997年6月组建，全体编撰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申报文本四易其稿，所有图表、图片也经过多次筛选。黎方银感慨地说：“当时真是命都豁出去了。”

仅文本的印刷、地图的制作就颇费苦心。那时成都做地图最好、深圳的印刷最好，而送审则要跑北京。连续一个月，有恐高症的黎方银坐飞机在重庆、成都、深圳、北京之间辗转。

1998年6月18日，印制精美的大足石刻申报文本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报出。1999年12月，历经两年多时间的申报终于迎来结果，大足石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申报文本也被评为重庆市社会科学一等奖，并被国家文物局推荐为范本。

凭借世界文化遗产这块金字招牌，大足石刻获益良多。“申遗成功后，资金和人才有了保障，大足石刻保护工作步入全新阶段。”黎方银说。

遇阻，通关，又遇阻，又通关……大足石刻保护之路，关隘重重。

千手观音是大足宝顶山石刻中最主要的一尊造像，其修复工作受到极大关注。在修复完成之初，也曾备受争议。有人认为，修复后虽然看起来金碧辉煌，但并没有修旧如旧，缺少年代感。

对此，作为研究院院长的黎方银承受了很大压力。“千手观音作为一个宗教文化遗产雕刻，修复后在艺术上呈现出怎样的效果是最难把握的。”他认为，一方面要遵循文物保护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它的历史信息;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千手观音作为宗教文化遗产的恢弘、庄严以及信众对造像的视觉需求。“实际上我们也在寻找两者间的平衡点。”黎方银说。

争议也发生在大足石刻的立法保护过程中。

早在2010年，重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到大足调研文物保护法执行情况时，黎方银就提出了升级法规的想法，但当时很多人认为没必要。

黎方银却坚持自己的想法，“原管理办法仅为政府规章，未达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最终要求。根据国际公约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要求，有必要制定地方性法规进行保护。同时，有效保护、合理利用、科学管理大足石刻也需要更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为此，黎方银积极配合开展相关工作，为大足石刻立法保护鼓与呼。“在我的记忆中，大规模的立法现场调研进行了6次，并3次征求市、区两级相关部门的修改意见。”他说。

2017年3月29日，《重庆市大足石刻保护条例》经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消息传到黎方银这里，所有艰辛化为感动和激动。

“令我最感动的是研究院的前辈。一位国家级专家上世纪60年代来到大足石刻，他的任务是防止水患对卧佛造成影响。数十年来，他一直坚持治水。2015年，宝顶山大卧佛一期治水工程开工，起初效果并不明显，为此，80多岁高龄的他在两年内十余次到大足石刻帮助研究治理方案。直至去年经过雨季观察，治理效果良好，老人才终于放下心来。”黎方银说，前辈们的坚持，是他前进路上的标杆，是不竭的动力。

矢志不渝“大足学”

这次采访黎方银，处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采访结束后不久，他即将随大足区委、区政府领导前往敦煌研究院考察调研。

此前数日，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一行曾到大足调研，提出要把保护好研究好利用好大足石刻作为谋划推进大足区发展的首要战略，要把大足石刻研究院建成世界有名的研究院。其间，陈敏尔书记还特别叮嘱，“你们到敦煌去好好看一下。”

“‘北敦煌，南大足之誉素来有之，但我们与敦煌还有很大差距。去看看他们的保护中心、数字中心，调研其管理机制，很有必要。”黎方银说。

对于大足石刻保护的下一步工作，黎方银回应，有诸多设想和计划正在逐步落地。比如，他们将探索完善大足石刻研究院工作机制，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加强与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的交流合作，着力将大足石刻研究院打造成世界名院;创新保护手段，建设大足石刻监测预警中心、大足石刻保护中心，全方位实现大足石刻的动态监测和信息化管理;在研究方面还将持续推动以大足石刻为主体、涵盖川渝石窟文化研究的地域性学科——“大足学”建设。此外，还将进一步加强景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互联网+”技术运用，全方位推进智慧景区和智慧博物馆建设。

前路遥遥不足为惧，因为来路艰辛都一一扛过。黎方银坦言，自己曾有很多机会调离大足文物部门，但他都放弃了，因为他的心在这里。

37年来，黎方银担任过大足县文管所所长、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馆长、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同时也是重庆市五届人大代表。在耀眼的光环之外，黎方银却偏爱仰望安然若素的佛像。“与其对视，回忆思索，我仍是当年那个满怀热忱的青年。” 黎方銀说。（编辑 方娟 41997313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