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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围城》中方鸿渐的“无用”

2019-07-08陈哲史宫芳

北方文学 2019年17期
关键词:无用方鸿渐围城

陈哲史 宫芳

摘要:方鸿渐是钱钟书先生小说《围城》中的主人公,小说中赵辛楣、孙柔嘉等人对方鸿渐的评价为“无用”二字。方鸿渐的“无用”主要体现在工作、恋爱、家庭等环境中,这种“无用”的性格特点造成了方鸿渐的悲剧。本文分析了方鸿渐“无用”表象下的文化与人格根源,以期对当代知识分子有所启示。

关键词:《围城》;方鸿渐;无用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讽刺小说。通过描绘主人公方鸿渐的性格和生活来反映人性的弱点和黑暗,反映了当时畸形的社会。在文学作品中,人物评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角色的特征。因此,深入理解方鸿渐在小说中受到的评价,无疑可以使我们更全面的鉴赏《围城》。

在《围城》作品的第五章,方鸿渐一行五人赴湘西任教,在旅途即将结束时,方鸿渐问好朋友赵辛楣:“你经过这次旅行,对我的感想怎么样?觉得我讨厌不讨厌?”赵辛楣的回答是:“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方鸿增对此的反应是“苦笑”。在小说尾声,方鸿渐和他的妻子孙柔嘉因为职业问题产生了争论,当听说仆人已打电话请孙柔嘉姑母来帮孙柔嘉,方鸿渐便要躲出去,气得孙柔嘉大骂“Coward(懦夫)”。这两处评语分别从朋友、妻子两个角度给了方鸿渐一个共同的评价:“无用”。

一、方鸿渐“无用”的具体表现

(一)方鸿渐的“无用”在恋爱中的表现

恋爱婚姻生活是小说塑造方鸿渐形象的主要场景。方鸿渐作为一个爱情失败者,“无用”在恋爱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很难说方鸿渐和孙柔嘉有过真爱,方鸿渐的恋爱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且是受环境压力驱动的。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两个年龄相近、条件相符的单身男女自然会产生一种社会期待感。这种社会期望在一定时候会转变为一种社会压力,面对这种压力最有效的解决方案便是两人结婚。

方鸿渐的“无用”在婚后更多地是通过面对孙柔嘉时的进退维谷和孙柔佳带给他的影响来表现的。孙柔嘉在婚后所起的主要作用便是给方鸿渐有形的生活压力,让方鸿渐承担应尽的责任。然而,方鸿渐疏散的性格特点注定他难以做到世俗所要求的一切,但是方鸿渐的软弱与虚荣又不允许他公然违背绅士阶层的价值观,从而坦然拒绝这些他不愿承担的包袱。这种矛盾交织下的夫妻生活注定是不幸福的,因此,方鸿渐的“无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造成其婚姻悲剧的一个因素。

(二)方鸿渐的“无用”在工作中的表现

方鸿渐最集中和最重要的工作场所是三闾大学,这是一个充满世俗化、功利化知识分子的世界。方鸿渐与这样的工作环境有相符的地方,如当他听说汪处厚愿意帮助自己得到教授职位时,他和别人一样受宠若惊。但从根本上说,方鸿渐的内心与这样的环境是不相容的。他鄙视李梅亭的无知和羞耻,也对高松年的肤浅充满了不屑。方鸿渐有事业上的欲望,但没有野心和理想,他缺乏对生活的积极态度。方鸿渐虽然不愿意与这些人为伍,但是除非人家把他辞退,否则他并不会主动提出离开这个肮脏之地。這种得过且过、自甘堕落的表现再次凸显了方鸿渐的“无用”。

(三)方鸿渐的“无用”在家庭中的表现

方鸿渐的“无用”在原生家庭中的表现则是体现在与其父亲方遯翁的日常生活中。方鸿渐是传统的士族文化家庭出身,在大学期间,方鸿渐有了自主恋爱的想法,但在父亲的训斥下便不敢再想。方鸿渐对他父亲充满了畏惧,留洋归来的他仍然像旧时代的孝子对父亲惟命是从。方鸿渐在家庭中表现出来的“无用”主要是受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骨子里“父父子子”的封建思想仍有遗留。

二、造成方鸿渐“无用”的原因

(一)“巨婴”人格

方鸿渐身上的这种“无用”具体来说就是无能、任性和赌气,这些都是巨婴人格的典型表现。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说,中国人认为接受他制他律是好的,一个人人格有问题时,也往往不是从这个人本身去追寻这种毛病的根源,而是回到教育者身上去,如“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1]像方鸿增这样的“巨婴”是需要一个人来负责的,这个人选自然就是他的父母。倘若方鸿渐成年后父母无法做得最好,那么方鸿渐构想出来的可以“替自己负责”的人,其实就是全世界。方鸿渐与苏文纨之间的暖昧也好,想写信责骂校长高松年也好,归根到底都是同一种性质,就是一个软弱的老实人不断地选择逃避,把一切归咎于其他人。

(二)道家思想

两千多年来,儒家和道家已然成为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两大思想流派。在老庄哲学中,“无用”象征着清高、超脱和孤寂等个人品质。出身于江南传统士族家庭的方鸿自然也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他心中所想的归国后干一番大事业,继而光耀乡里的念头显然与儒家思想有关,但他骨子里的胆怯和软弱使他更容易受到老庄哲学的影响。这样,道家思想呵护了他的胆怯和软弱,而胆怯和软弱的天性又促使他进一步去弱化儒家思想中要求他的“治国、平天下”,久而久之这种胆怯和软弱演变成了人格,造成了他“无用”的性格特征。

在小说的表现方式上,作者刻意回避了现代知识分子所必须思考的形而上的问题,如信仰、人生观和生存意义。只着墨于性、婚姻、人际关系和社会地位,甚至衣食等日常问题上。这既还原了书中这批所谓知识分子作为“无毛两足动物”的本相,也体现了道家“虚其心,实其腹”的风格。在近代,重物质和个人利益的西方文化大量流入中国,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新的、符合时代的社会价值观并没有成型,知识分子陷入了一种价值观取舍上的两难之地。所以,方鸿渐的困境也正是某种以道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人格在现代社会的困境。

(三)文化冲突

方鸿渐生活于三、四十年代,当时的中国是新旧文化的交替时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交织的时期,如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侵略与反侵略等矛盾。留学归来的方鸿渐受到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他的个人意识已经觉醒,有了追求自由生活的理想和愿望。然而,回到中国后在强大的传统文化的冲击下,由于方鸿渐缺乏社会独立性和坚定的意志,他的理想和愿望被现实击垮了。新旧文化与东西方文化的矛盾冲突不仅体现在方鸿渐生活的外在环境中,更积淀和内化于他的心灵深处,这些构筑了方鸿渐的“精神围城”。

三、小结

从方鸿渐的爱情、工作和家庭中的“无用”表现来看,方鸿渐其实是一类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始终无法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坐标,以致自己的思想和言行处于无所适从的境地中的知识分子的缩影。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使他们的价值观在现实面前受到严峻考验:旧的价值观在解体崩溃,新的价值观又未形成。这使他们生活中无所依托而深感孤独,想投身社会斗争却又懦弱无能。最终,他们只能像方鸿渐那样“泯然众人矣”。[2]方鸿渐在“围城”中穷愁潦倒的遭遇,道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彷徨无主的精神磨难与知识界某种官场化的内幕。钱钟书对方鸿渐悲剧命运的描写,充分反映了他对中国方鸿渐式知识分子的无情嘲讽和西方文化影响下的中国文化的细致考察。从方鸿渐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知识分子要想摆脱此种境地,必须去重塑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知识分子在社会中必须要有独立性,只有对社会怀有强烈的责任感,才能不为复杂的社会左右,才能不陷入“围城”之中。希望方鸿渐“无用”的悲剧悲剧能给当代知识分子带来启示。

参考文献:

[1]孙隆基,谢博.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J].中国共青团,2015(07):27.

[2]何哲群.谈《围城》对人生与生命的阐释[J].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01):9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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