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凯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距今已有百年，当年那些当事人和亲历者如今已大多不在人世，但他们中许多人都在文章、书信和日记中记下了对那场运动的观察、评价和思考，那些余温尚存的鲜活记忆为后人了解五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和途径。

罗家伦披露五四内幕

罗家伦1917年考入北大文科，与傅斯年等一起出版《新潮》月刊，鼓吹新文化运动，是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

1931年8月26日，罗家伦向助手马星野回忆了五四期间北京大学及学生运动的情形，几十年后，这段回忆才在台湾《传记文学》公开发表。罗家伦的这篇文章内容非常全面，记录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五四内幕。文章篇幅很长，不能一一转述，下面主要介绍一下其中两个有意思的细节。

一是五四运动的时间问题。据罗家伦介绍，他们原来准备5月7日率领群众在天安门外举行游行示威，因为这一天是国耻纪念日，这样做可以减轻学校当局的责任，对北大和蔡元培校长都会有所保护。

但一个意外情况打乱了原定计划，5月3日，清华学校举行一个纪念活动，北大的许多师生都去观礼，罗家伦也去了，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回来。就在罗家伦等人去清华的这段时间，事情起了变化，报人邵飘萍来校通报了山东问题已经失败的消息。在校的一帮同学马上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召集会议，先由邵飘萍报告消息，后由许德珩等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刘仁静带了一把小刀，要在会场上自杀，还有一位学生，也准备断指写血书。这次集会形成了一个决议，决定第二天（即5月4日）联合各校同时行动，并在北大学生中推出二十名委员负责召集，当时不在现场的罗家伦也名列其中。罗家伦等人从清华返回后，会议快开完了，决议也已经确定。罗家伦在文章中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当夜十一时的时候，各代表在北大开了一个预备会议，当场举出了三个总代表，一个是我，一个是江绍原，一个是张廷济，并且当时推我写了一个五四运动宣言，由狄君武送到北京大学印刷所去印了五万份，第二天的早上，我们还预备了一个英文的备忘录，送给各国使馆。到下午一时，大家便齐集在天安门了。我们三个所谓总代表，因为预备各种文件，一直到一点十分才到天安门。

第二个细节是学生的旗子问题。1919年春，巴黎和会中国受辱的消息传回国内后，北大学子义愤填膺，专门开会声援中国代表团，并且还捐了几百元钱，作为发通电的经费。通电发完后，电报费还剩下300元左右，于是便用经办人的名义存在银行里，作为以后的活动经费。

决定5月4日起事后，北大的学生们便用这300多元钱买了一些竹布，请书法研究会和画法研究会的同学帮忙，做了3000多面旗子。这些旗子除发给北大学生外，剩余的都送给了别的学校，这便是五四运动中学生手中旗帜的由来。

许德珩笔下的牢狱生活

北大学生许德珩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也是火烧赵家楼后被警察逮捕的32人之一。多年以后，许德珩写了一篇《回忆五四运动》的文章，详细记述了他和同学们被逮捕又被释放的前前后后。

游行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后，警察总监吴炳湘带人赶到，学生们一哄而散，只有少数还没来得及走的学生被警察抓回了户部街步军统领衙门。许德珩在文中写道：“我和易克嶷（北大学生）被捕后，他们故意侮辱我们，把我们两人捆在拉猪的手推板车上，拉进步军统领衙门。记得在板车上，易克嶷还在说：‘20年后又是一条英雄好汉。这时已经是午后5时了，陆续到监狱来的有各校学生31人，市民1人，共32人。”

被捕的学生被囚禁在一间拥挤肮脏的牢房里，里面只有一个大炕，摆着两个尿桶，臭气熏天;每隔半小时看守便命令学生抬一下头或翻一下身，以证明还活着;看守给每人发一个大窝头充饥，在屋里放一桶开水;每天中午放风一次，学生们只能利用这个时间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上上厕所。

据许德珩回忆，看守们对他们这些读书人很尊敬，也很同情他们，有时还告诉他们外面的情况。

5月7日中午，许德珩等32人被全部释放。北大全体学生在红楼北面的广场上列队等候，还借了三辆小汽车去迎接，蔡元培先生也在现场。广场摆着五张方桌，被捕的北大同学站在方桌上和师生见面，蔡校长讲了些安慰勉励的话，同学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梁实秋的记忆

梁实秋当时正在清华讀中等科四年级（相当于今天的高一），是学生中年龄比较小的，但也随高年级的同学参加了五四运动。

清华因地处郊外，消息相对闭塞，对于5月4日的游行活动毫不知情，直到几天后才和城里的学校取得了联系。从梁实秋后来的回忆文字里，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清华学子参与五四的情况：“清华远在郊外，在五四过后第二三天才和城里的学生联络上……自五月十九日以后，北京学生开始街道演讲。我随同大队进城，在前门外珠市口我们一小队人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这时有三两部汽车因不得通过而乱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不知什么人一声喝打，七手八脚的捣毁了一部汽车。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

清华的学生领袖是陈长桐，五四运动后赴美留学，后来先后在大学和金融界服务。1949年去台后，陈长桐相继担任驻世界银行常任代表、中国银行总经理、中央银行副总裁等职，还当过台湾高尔夫球委员会的第一任主任委员。梁实秋对陈长桐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评价很高：“他的领导才能是天生的，他严肃而又和蔼，冷静而又热情，如果他以后不走进银行而走进政治，他一定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他的卓越的领导能力使得清华学生在这次运动里尽了应尽的责任。”

对于好友闻一多在五四中的表现，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也有所表现：“他（闻一多）对于爱国运动，热心是有的，却不是公开的领袖……闻一多则埋头苦干，撰通电、写宣言、制标语，做的是文书的工作。他不善演说，因为他易于激动，在情绪紧张的时候满脸涨得通红，反倒说不出话。学校里闹三次赶校长的风潮，大多都是站在反抗当局的方面，但是他没有出面做领导人。”

其实，正是这些貌似琐碎的细节，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五四运动。（来源：求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