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学生“告密”是班级管理的常见现象。它具有帮助班主任收集信息的正向功能。但它的负面作用不可忽略：它影响学生平等参与班级事务，导致班级管理权力的集中，并且破坏了学生的自尊和相互信赖。我们应该营造正派的班级氛围，更好地引导学生做班级小主人。

关键词 告密  班级管理  权力  正派

班级管理中一些学生的“告密”或“告状”由来已久。2017年宁波某小学教师处理学生“告密”的方式引起了众多舆论的关注，其方式颇为特别：当众批评“告密者”，维护“被告”带食品来学校的同学，因为告密者先有索取好处的“勒索”行为。这一做法获得网络一片叫好，激起了网民对个人教育经历中“告密”行为的控诉[1]。同时也引起了一些疑惑，告密难道不是有利于班主任掌握班情吗？为什么不可以告密？

据《现代汉语词典》，“告密”是“将他人私下的言论或活动向有关部门告发”。一些学者也对“告密”与“检举揭发”做了区分，认为前者带有贬义，后者为褒义，区别在于其告发的内容是否属于违纪，以及是否出于正义;也有学者从心理学出发认为“告密”属于儿童时期单纯的规则意识和心理依赖的表现，随着年龄增加进入伙伴期即可消除。在本文看来，心理规律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无须进行价值导向，而从教育正当性的视角看，无论“检举”或“告密”，都不适合在班级管理中广泛采用。

一、“告密”有限的正向作用

1.告密者的旁观者立场

了解学生情况是班主任工作的必然要求，然而在实际生活中，班主任无法做到无时无刻观察（监视）着学生，尤其是学生的内心活动。这时候，作为一种辅助的信息收集方式，班主任会向个别学生了解全班同学情况，或者鼓励少部分同学主动向自己汇报——班干部尤其容易被委此重任。本文界定“告密”即对班级其他同学的违纪向班主任私下报告的行为。它所告发的行为往往与己无直接关联，不同于被欺凌后自我保护的告状。而“告密”则是揭发与己无关的第三方违纪，其信息往往具有难以觉察性，即教师一般无法通过公开询问和观察获取，常是学生隐蔽的行为。

2.告密作为班级信息收集的渠道

告密有助于班主任全面掌握信息，尤其是尚缺乏自觉性的小学生，班主任不在时同学的替代观察弥补了班主任获取信息渠道的不足。同时，也能让个别细微的违纪被发现在萌芽状态，避免其蔓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小学生品德发展往往处于对权威的依赖阶段，其对道德的认知需要得到老师和家长的反馈，让其确认自己的观念，把握成人社会的道德要求，而少数学生的告密就是将自己的是非观念提交于老师，得到个别指导。

当然，告密作为信息获得的途径具有不确定性，往往会伴有信息“失真”。因为告密行为避开了“被告密者”，当事人不在信息传达的现场，仅听取告密者这一间接的信息源，可能存在失真的可能，它或者来自告密者自身的误读，也可能出于私人恩怨。而先入为主也加剧了失真的可能。但作为班主任来说，通过培养“耳目”掌握学生的情况是现实和有效的，很多小学班主任对告密持一种默认态度。

3.告密作为掌控班级的手段

班主任通过培养告密者，可以实现学生相互监督。通过违纪者身边的“眼线”，可以实现“身旁”监控，其效果自然高于仅凭班主任自身。如果说违纪属于“疾病”，那么告密就是监视以及诊断疾病的“X光机”，是清除疾病的有力助手。每個同学都处于“可见”状态，被“不确知”的身边人监视着，班级管理权力被“自动化”，在不知不觉情况下“毛细渗透”到学生们日常生活的细微处。福柯的微观权力政治学揭示了“权力关系不是在人群的上方，而是在其结构之中恰当地与这些人群的其他功能衔接，而且是以尽可能节省的方式起作用”[2]。

二、“告密”的负面作用

班级是学生成长过程中相对独立的人际空间，是培养学生友谊和相互协作的共同体，也是情感交流的家园。处理学生违纪并不能仅以追求秩序严整为目的，还要考虑班级的和睦和学生的健康成长。从这个目的来看，告密并非值得鼓励之举。

1.“告密”阻碍学生平等参与班级事务

平等是重要的教育价值。“受教育者的发展可能有差异，但是其参与共同生活的社会价值是相等的，我们不能通过机会的不平等分配，剥夺他们的平等权利，削弱或贬低他们的价值”[3]。告密者在秘密举报时，他通过先入为主获得更多的信任，与班主任——班级最高权力者建立了优先的权-利关系，并部分掌握了对同学的“审判权”。由于告密信息是背后呈现，被告方无法当场自我辩护，事实在此难免为告密者加工渲染;而被告密者在不知不觉的状况下被置于事件处理过程中的不利位置。这个人为的权力偏差一旦常态化，就是告密者通过与班主任建立隐秘的权力-支配关系，作为班主任管理目标的执行者，获得额外的隐蔽参与的机会，轻易调动班主任的赏罚大棒，得到更多的班级话语权和控制权，其代价是减损其他同学的平等参与。表面上每个学生在班级平台上有同等的机会和资源，但告密者在幕后增加了自己的资源，而这种额外收益是通过非公开竞争获取的，所以它造成了学生班级参与的不平等。在告密盛行的班级中，每个学生的表现在班主任眼里都可以被区分成“前台”与“后台”，个体表现如果与班主任掌握的“后台情报”不一致，也就是被告密，那么其表现价值就无形中被打了折扣甚至是无效的。

2.“告密”造成班级管理权力的过分集中

盛行告密的班级，似乎同学都在参与班级管理，但却会让管理权力更集中和单一。原因是尽管告密使得违纪行为受到了震慑，但它也使得班级成员相互监督的途径转向不为人知的幕后，错误行为不会公开地被指出并纠正，而是面临不可知的审判。历史上统治者鼓励告奸的制度造成挟私报怨的诬告举不胜举[4]。这样违纪行为的制裁权被集中于班主任手里，班级成员对班级共同体的责任感被削弱，学生个体不会再自信自己是班级的主人，不得不相互防备，每个人都是被监视的对象，随时可能遭遇举报。更为重要的是，告密表面上是维护纪律秩序，是以遵守规则为旨归，但却促使了对规则的被动遵守。在告密的氛围中，学生不是理解规则而是以提防告密者为首要考量，因为惩罚不是直接源自对规则的违反而是自己的行为被“看到”，批评处罚的发生常常与是否被告发相关，这恰恰加强了人治而非法治，是让规则的效力建立在偶然性之上。对纪律的认同和自我约束——这是班级“主人”的应有之义，被源于恐惧的被动服从取代。所以在“告密”盛行的班级，学生会缺乏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当他人不在场、“他律”消失之后，往往会故意违纪作为减轻恐惧的出口。

3.“告密”伤害学生的自尊和班级责任感

当纪律的维系集中于个别告密者和班主任，学生作为班级主人的价值感和身份意识也会打折扣。当告密发生时，告密者没有把同学放在与自己平等的位置，当作与自己一样自我管理、自我纠错的主体尊重，而是刻意回避当事人并且非公开地引入班主任的调查、审判机制，直接将对方置于被审判的位置和有待裁决的对象。这就是没有对当事同学足够的尊重。所以被告密学生在被班主任质问或责备时往往是震惊和“猝不及防”的，在突然的状态下被当作嫌疑人进行“审判”，这对于学生形成健全的自我价值感是有负面影响的。

同时，班主任通过“告密”来了解班级情况，更是对学生的不尊重，因为它体现了班主任对学生的不信任。在盛行“告密”的班级，同学都不会觉得自己被老师信任，相互间也缺乏信任，这里的逻辑是：因为我不被老师和同学信任，所以我可能并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他人也不值得我信任，所以我不会尊重他人。告密通过破坏信任关系，成功瓦解了学生的自尊和相互尊重。因为班主任疏于对学生的直接交流和了解，不完全信赖学生在自己面前的表现，而是通过“耳目”来间接把握班情，把学生当作了不值得信任的客体。所以告密属于学校中存在的“非正义”压迫现象，“只要有以下一种或几种情况，就存在着压迫：……群体的成员遭受着团体仇恨和恐惧所激发的任意暴力和折磨。举报、检举、揭发、打报告等等欺凌、侮辱、监督、使役、暴力等都是这一种压迫形式”[5]。当同学间相互的信赖遭到损害，彼此提防多于信任，相互恐惧多于尊重，它是对班集体心理纽带的破坏。

三、培养公开和“正派”的班级文化

班主任对班集体功能的看法决定了其是否会采用“告密”这一方式。如果班集体被当作一个随时会带来麻烦的、充满危机的“熊孩子”集合，是一群不会自我管理的“捣蛋鬼”，那么它不仅应该严密监控，并且还要大力培植自己的“眼线”，及时发觉风吹草动和不良的苗头。进一步来说，之所以班主任会把学生的错误看得很重，往往是因为班主任并不认可“试错”对于学生成长的意义，不相信学生的自我管理，或者是把满足学校管理考评的标准放在首位，把自己的荣誉看得比学生发展的空间更重要，两者本来并不矛盾，但是如果在管理中过于强调“不出差错”，就会误导班主任试图掌控班级的一切，牺牲学生的成长空间。

班集体的管理难免会有风险，只要有人与人的互动就应该允许意外。我们不应该指望一种班级管理的技术，把教育的“输入”和“输出”完美匹配。为了追求高效生产和可预测，而把班集体构造为一个安全无风险的空间，这是今天“管理主义”对教育的影响。对效率和控制的要求会削弱学生获得独立和自信的可能。班主任需要承认“教育之弱”[6]，对自己心里的监控“留白”，甚至视而不见，这就是对学生自我反思的期待。对待学生的错误不是首先考虑保护自己的荣誉和安全，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控制欲对违纪除之而后快，而是以培养学生阳光的性格、自主发展的能力为己任，学会宽容，让每一位同学都完整而自信地参与到班级建设中来。我们这样的建议并不是说班级违纪问题都可以袖手旁观，而是反对一种包办式、监控式的管理方式，希望能够用更公开和互信的方式让学生自己主导、合作来解决问题。

班级是学生参与公共生活的载体，是培养公民的平台。班级的公共性体现在每个成员都在一个“有他人在场”的领域，“言语和行动得以彰显”，有人见证、目睹、辨析、判断自己的行为和言论以及公共事件。公共领域是开展和敞明的空间，把自己的言行表露于公众的地方，由大家来证实并共同判断行为的价值[7]。当个体的行为需要躲避公众，回避他者，造成大家都不敢展现自我，那么它就是损害了班级的公共性。培养正派的人，就应该构建彼此自如观看和表达的展现空间，让每个人学习与他者相处，理性评断彼此行为的意义，处理相互间的差异与矛盾。

本文开头案例中女老师最后让当事双方彼此面对面处理问题，就是一种公开的方式，让学生从提防和怀疑中走出来，堂堂正正承担对彼此以及对班级的责任，做错的受罚，受委屈的得到补偿。尽管对儿童来说，独立面对他人中的纪律问题会有困难，但告状并非一个好办法，它意味着回避，无助于学生的独立性长成，长此以往反而会形成对权威的依赖和对强权的崇拜。儿童首先应该学习独立平等处理同学关系，班主任有责任建立一个保护同学们敢于相互监督、相互指正的班风和班规，让同学间能够无惧地向对方指出问题和不足。

班级既非利益的联合体也不是情感的联合体，同学之间依靠公共性联结在一起。班级团结意味着学生需要学习相互信任和依靠，让学生在充分参与班级生活的过程中形成凝聚力。班级秩序的维持不应该以相互监视、彼此提防来实现，谨小慎微与儿童的自由天性是背道而驰的。对待同伴的错误应该有友善和理解的态度，而不是敌对;正派的人意味着值得他人信任，为他人着想，对他人持有善意、体谅和友爱，给予别人的比其所需要的永远多一些[8];学生不用担心自己的犯错被随时举报，每人各自拥有发展的空间，这是学生成长不可少的。告密者的存在破坏了这一包容、友善、开放的成长氛围。

参考文献

[1]宁波一小学生到老师处告密反而被老师处罚，有人点赞有人愁.[DB/OL].http：//n.cztv.com/news/12739173.html.

[2] 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3] 金生鈜.我们期望实现怎样的教育平等[J].苏州大学学报，2013（01）.

[4] 白贤.中国古代告密现象的法律社会史考察[J].山西師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1）.

[5] 金生鈜.什么是正义而又正派的教育——我国教育改革的症结[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6（03）.

[6] 格特比斯塔.教育的美丽风险[M].赵康，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7] 阿伦特.人的条件[M].竺乾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8] 怀特.公民品德与公共教育[M].朱红文，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

[作者：柳谦（1974-），男，广西桂林人，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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