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鹏杰

2002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授予史铁生年度杰出作家奖，对他的评价是，“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在自己的《写作之夜》，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他的《病隙碎笔》作为2002年度中国文学最为重要的收获，一如既往地思考着生与死、残缺与爱情、苦难与信仰、写作与艺术等重大问题，并解答了‘我如何在场、如何活出意义来这些普遍性的精神难题。”①如今虽然已经过去17年，但授奖词所点出的史铁生文学的意义却丝毫没有过时。史铁生在有生之年一直坚持探索灵魂与生命的存在意义，他不仅从生之过程上思考人类在世的意义，还从死之结局上思考了信仰对个体的作用。尤其在《病隙碎笔》《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中，他集中思考了生命的意义与信仰的价值。

生命的困境与超越

史铁生走上对生命、信仰、灵魂的探索，来源于其对自身生存困境的体验和思考。英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认为，“思考信仰的人在此之前往往曾经历过深沉的个人危机。对信仰感兴趣的人往往经历过一种罪疚、自我怀疑及感到毫无价值的状态。”史铁生曾经是一名身强力壮的知识青年，后因为用错药导致瘫痪，20多岁就开始了轮椅生活。正值人生中的青春年华，同龄人大多身体健康，他却只能与轮椅为伴，身体上有残缺，精神上也陷入了孤独。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人生的无奈、命运的不可左右有了新的思索。他提出：“我发现，残疾是上帝对人的缺陷的强调，或者说是明示。人都有缺陷，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家都是残疾，或精神或肉体，都在灵魂哪里发生根本的作用。”史铁生用一种创造性的思维转换方式，把身体上的缺陷和精神上的缺陷放在同等位置对待，由此得出了人人皆有缺陷的结论，并以此为基点，摆脱了身体缺陷带来的精神压力。他这个思维转换给无数身体缺陷的人带来了鼓励，让大家能够从身体缺陷带来的自卑感里走出来，获得直面人世的支撑。

作为一个文学青年，史铁生对于痛苦的体味格外敏感，这种敏感让其承受更多的痛苦，也同样给予他更多的思考。“生命在遭遇从天而降的灾难时，最先都会产生短暂的类似灵魂出窍似的生理眩晕，然后才渐渐恢復到对痛苦的经验感受中来，在周围正常地生存着的人群的衬托下，痛苦会立即由外在的肉体上转向更深的精神创伤。越是敏感的人对这种精神痛苦的体会也越深。”②身体残缺之后，史铁生的生存充满艰辛，心中的理想因为身体原因而无法实现，只能蜗居在一个小厂生存，而随后发现的肾病又带给他更多的身体负担和心灵创伤。命运无常，苦难居多，面对肢体失去功能和身体的病痛，史铁生把自己的关注点转向了精神，他选择了追求精神上的圆满。他把所有人类都放置在灵魂的天平上称重，从而为自己思考终极存在找到了起点。他说，“神性，神的本身就是意味着永远的追求，就是说正是因为人的残缺，证明了神的存在。”他用文学探索“神性”，在关注精神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为读者们敞开了一扇通往终极精神的大门。

史铁生认为，生命的本质困境在于“束缚”，在于渴望自由的心魂受到现实的种种约束，“心魂向往自由，现实却诸多限制;心魂向往敞开，现实却处处遮蔽。”在身体的束缚下，史铁生曾经萎靡不振，甚至想过自杀，曾经愤恨命运的不公正，但最终转向内省和沉思。面对人生的困境，史铁生没有萎靡不振，也没有随波逐流，而是以笔为媒，去思考、探索精神向度上的圆满。写作对于史铁生具有重要意义，成为他支撑自己活下去的基点。

通过写作，史铁生试图寻找生存的依据。对于被突然夺去行走能力的史铁生而言，写小说是因为想活下去，他试图在小说里寻找到生存的依据。他说过“我首先要找到生存的依据，找到可以支撑我活下去的意义。”他的很多小说都有自传的特点，这与他个人的经历有紧密关联。个人的不幸经历让他一度陷入困苦的境地，而写作，“就在于给苦难中的人们指出一条自我救赎之路。”③人只有在经受苦难、认识到自身的有限性之后，才有可能转向形而上的终极寻求。史铁生就是在没完没了病痛中认识到了身体的有限性，作为身体，他无法超越病痛与人生带给他的折磨，但是作为写作者，他可以在作品中审美性地超越苦难。用写作去探索精神，并不意味着苦难会被轻轻抹去，只不过在超越性的精神探索的反观下，苦难失去了重量，身处苦难却能得享精神性的快乐。当史铁生找到写作带来的精神快乐后，他也就找到了自己生存的依据。

在写作中，史铁生留住了自己生命的重量。史铁生在《病隙碎笔》里说，“精神，当其仅限于个体生命之时，便更像是生理的一种机能，肉身的附属，甚至累赘。但当他连同了那无限之在（比如无限的人群和困苦，无限的可能和希望），追随了那绝对价值，它就会因自身的局限而谦逊，因人性的丑陋而忏悔，视固有的困苦为锤炼，看琳琅的美物为道具，既知不断地超越自身才是目的，又知这样的超越乃是永远的过程。这样，它就不再是肉身的附属了，而成为命运的引领——那就是他已经升华为灵魂，进入了不拘于一己的关怀与祈祷。所以那些只是随着肉身的欲望而活的，你会说他没有灵魂。”而写作，就是史铁生寄托生存期望、追求精神圆满的一种方式，他通过写作探索生命的意义，追问生命的来与去。写作成为他生命意义的主要构成部分，“只因为我活着，我才不得不写作。”他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务虚笔记》里面写道，“所有的写作之夜，雨雪风霜，我都在想：写作何用？写作就是为了生命的重量不被轻轻抹去。”

史铁生通过写作来超越生命困境。史铁生认为，孤独、痛苦、恐惧是人的三种根本困境。“人以一个孤独的音符处于一部浩瀚的音乐中，难免恐惧，这恐惧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心愿，却不知道别人的心愿;他知道自己复杂的处境与别人相关，却不知道别人对这复杂的相关取何种态度;他知道自己期待着别人，却没有把握别人是否对他也有同样的期待。”对于以写作为活着的理由的史铁生来说，写作的使命是探索走出人生困境的途径，这样的寻路首先是自救，然后才具有普遍的救赎的意味。通过写作，史铁生确定了自己的精神向度，那就是对于信仰的探索和追求。信仰的意义在于，借着神圣之光、人的反观自身，不但看清除了自己的处境，还证明了他之所以困苦不堪的缘由。史铁生秉承追问灵魂与精神的宗旨，以极大的热情与耐心投入到对信仰、人生意义的探索中去。“在认识到残疾在精神意义上是人类所共有的之后，他的视线越过一己的苦难与整个人类的生存困境相接，并在寻求超越和救赎的过程中使生命向上升华，进入到无限开阔而澄明的境界。”④借助对信仰的追寻，史铁生得以超脱孤独、痛苦、恐惧三大困境。

史铁生的信仰叙事

从《务虚笔记》到《病隙碎笔》《我的丁一之旅》，史铁生在文本里面对人生的坎坷进行反省，对肉身的有限进行思考，他期望能够在超越现实的层面上确定生命的意义，在一个可能性空间里为现世人类提供行走基础。经过持续不断的探索和追寻，史铁生认为，人生的意义存在于过程之中，信仰就是引领人生把握过程的超越性目标。史铁生的文学作品关注生命、关注精神、关注信仰，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对话与追寻。在史铁生的信仰叙事文本中，作者与神圣存在展开对话，借此探求人的终极出路。他认为，只有对话才能发展提问者的哲学思想，才能保证心魂不在唯一的信仰中迷失、窒息。“史铁生作为一个探索者，而非信仰者加入叙事。”跟其他接受洗礼的作家不同，史铁生始终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来写作，以理性的态度去探索信仰的存在，“人可以走向天堂，不可以走向天堂。走向，意味着彼岸的成立。走到，岂非彼岸的消失？彼岸的消失即信仰的终结、拯救的放弃。因而天堂不是一处空间，不是一种物质性存在，而是道路，是精神的恒途。”他是在探索信仰，而不是去劝说他人接受信仰。而信仰，就在寻找和对话的过程中自明，人也就找到了自己生存的意义。史铁生以文学化的语言阐释了自己的信仰观“神的存在不是由终极答案或终极结果来证明的，而是由终极发问和终极关怀来证明的，面对不尽苦难的不尽发问，便是神的显现。”他认为，个体生命的意义不在于追寻未来不可捉摸的结果，而在于过程中的不断追问。

史铁生笔下的人物设定为“追寻者”的身份，他们往往因为灾难或某种突发事件而被放置在一个艰苦的环境下，在这样的一个苦难背景中，他们对人生在世的意义产生了怀疑，从而对生命意义进行探索，在探索中渐渐明白人生的真谛。从文本内涵上讲，描写追寻者的小说涉及的人性的复杂与社会的广阔，具有丰富审美意义。从人性深度的意义上讲，追寻者在寻找信仰的过程中，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诱惑与磨难，产生了丰富的心理活动与精神体验，有更多的心理内涵与更大的表现空间，正是追寻者的探索逐渐清晰了信仰的方向。尤其当追寻者处于“两难”境地时，后面是物欲和身体的诱惑及各种各样的感情漩涡，前面是无限彼岸闪耀着神圣之光，他处在一个灵与肉相互冲击的“磨合”阶段，任何一项决定都将对其人生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他人也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此时的追寻者有着丰富的心理向度，对这个向度进行描写，成为作者最有魅力、最有价值的工作。其实追寻者也正是史铁生在现实中的角色投射，他耗其一生探索生命真谛、追问生命意义，在过程中逐渐体悟生命的要义与信仰的方向，从而让自己的心灵趋于宁静，使灵魂得以安宁。最终，史铁生在对自己生命和灵魂的叩问中，在对社会和现实的体验中体味到生存的动力与依据。

第二、以过程为目的。史铁生在文本中注重探索的是过程而不是目的。怀特海认为，“过程有两种类型：宏观过程和微观过程。宏观过程是从已获得的现实性向获得之中的现实性的转化;而微观过程是各种条件的变化，这些条件纯粹是实在的，已进入确定的现实性之中。前一过程造成了从‘现实的到‘纯粹实在的转化;后一过程造成了从实在的到现实的增长。前一过程是直接生效的，后一过程是目的论的。”⑥史铁生关注的是在已经直接生效的过程的基础上如何把握现在，从而为一个目的论的过程打下良好的基础。未来是纯粹实在的，没有成为现实;而过去是由诸现实性所组成的一个联结。现在不是一种简单的实在，它是某种处于产生过程之中的未完成物。从史铁生的小说可以看出，信仰在过去、现在、未来中起到一个联结纽带的作用。

史铁生把人生看作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生命的意义就是不断充实这个过程，信仰是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引路灯，但是信仰并不是目的，更不是一种需要恪守的律条，人类所要做的就是把握“每一个转瞬即逝的瞬间”，把与过去未来紧密相关的现在充实，这就是生命的意义。“生命的肯定性寓于自我的有限性之中，正是自我的有限性赋予自我无知、谦卑状态，同时，自我是未完成的，需要在对话与寻找中逐渐显示和完成，这个过程是无限开放的，具有永远的未完成性。”⑦把生命视为一个过程的认识已经逐渐成为共识，大卫·格里芬指出，“那种把生命的意义视为‘盖棺定论的做法是不对的，生命的意义不是存在于结果中而是存在于过程中，它只有在过程中才能得以完美体现和发挥。生命的本质是在过程中追寻和认证意义，在过程中无限接近成就圆满的境界。⑧史铁生在理智的指导下深入地探索生命的意义与精神的重要性，他认为生命的意义就是存在于过程之中，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把握过程就是把握人生。

第三、以生命為指归。史铁生同时在小说的精神内涵和表达形式两方面进行探索，他的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形式”，他一方面像哲学家一样探讨生存的形而上命题的写作姿态;另一方面，他又注重在文本叙事艺术上进行探索，他的“独语体”叙述方式、散文化叙述语言、“迷宫体”叙事结构拓宽了当代中国小说的叙事艺术纬度。史铁生的信仰叙事文本糅合了他自己的生命体验，里面有很多他本人的思考与体会，“史铁生的信仰叙事更多源自自身生命的经验和生命感觉，是从个体独特命运的例外情形对世界和人生做出某种形上探寻。”⑨因为有浓厚的个人体验，反映了他自己内心深处的思考，因此读起来不那么像小说，倒像随着一个哲人在探讨生命的意义。毫无疑问，这样的叙事方式会让一些普通受众感到难以接受，故事容易被当作某种理念的载体。但是，一旦静心读下去，读者就会发现这样的文本的内在魅力——它并不刻意去构造故事情节，也不刻意去进行文学炫技，而是从根本层次上追问了人性与生命存在的意义，直接抵达读者的内心。

史铁生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论坛”中引用了罗素的一段话，“人们常常把那种深入探究人类命运问题，可望减轻人类苦难，并且恳切希望将来会实现人类美好前景的人，说成具有宗教观点，尽管他也许不接受传统的基督教”。他认为，只要宗教存在于某种感觉的方式中，而不存在于一套信条中，那么科学就不能干预其事，史铁生把这样的宗教观念称为宗教精神，并认为“智性与悟性的区别，恰似哲学与宗教精神的区别。哲学的末路通入宗教精神。”正是因为有着对“宗教精神”的认识和秉持，史铁生在作品中坚持对于精神和信仰的探索，但是却没有落入迷信与宗教的窠臼。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史铁生不能从理智上接受宗教存在的合法性，但是他却可以超越有形式的宗教，进入对无形式限制的宗教精神的探讨中去，这样他就避免了理智和宗教之间的冲突，从超越层面解决了人生意义与理智规划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