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维儒

1975年我进入第二人民医院上班，第二年的清明时节，职工区西侧多了个新坟头，坟前栽了两棵松树，据说坟墓主人是本院职工汪曾祥。后来每到清明，汪曾祥的子女都会来祭祀。汪曾祥的女儿汪其芳我认识，她家住在人民路曙光中学的斜对面，与我同为高邮中学学生，我长她一个年级，后来下乡插队又同分在司徒公社。1980年后汪曾祺在中国文坛声名鹊起，我自然而然地就把汪曾祥与汪曾祺联系在一起。他们是本家兄弟还是嫡亲弟兄？如果是嫡亲弟兄，为什么汪曾祺纪念馆世袭简谱上没有汪曾祥的名字？汪曾祺第一次回高邮的全家福及其他照片上却又有汪曾祥爱人郑素芳、女儿汪其芳及儿子汪斌和汪明。但汪曾祺文章中几乎没有写过汪曾祥，全国这么多汪迷及研究人员的若干文章中也从来没有人提及汪曾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连串的问号在我的脑海中反复浮现，这里面也许有为人不知的隐情。

我揣着这么多的疑惑，前几天特地去竺家巷拜访了汪曾祺妹婿金家喻。当我提及汪曾祥时，金家喻竟表现出诧异的表情，他坦然承认汪曾祥与汪曾祺是嫡亲弟兄，之所以没有入世袭简谱，源为汪曾祥的生母不是明媒正娶，是汪曾祺父亲汪菊生在外面生的私生子。大家都知道，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一生结过三次婚，杨氏生了二女一男，张氏未生育，任氏生了一男三女。为什么汪曾祺纪念馆的汪氏世袭简表不将汪曾祥放上去呢？可能是考虑到汪曾祺父亲在外生子是件丑事，有辱斯文，败坏了汪家门风，也影响到汪家及汪曾祺的形象，所以汪曾祺纪念馆的世襲简表上也就没有了汪曾祥名字。

汪曾祺生母杨氏出生望族，其祖父杨福臻，光绪六年进士，历官翰林院检讨、山东道监察院御史、兵部给事中，曾因弹骇朝鲜战败的叶子超而得名。其父杨菁曾任试用知县，杨氏是棋琴书画样样都擅长的千金闺秀，还特别喜欢唱昆曲。汪菊生是高邮名士，是画家，会刻图章，会摆弄各种乐器，琵琶、二胡、笙箫、管笛，无一不通。两人十分地般配，也非常恩爱。可惜杨氏“痨病”不治于1923年去世，当时汪曾祺虚4岁。杨氏去世后，汪菊生十分痛苦，常常望着杨氏的遗像发呆，整天抽烟嗜酒，没精打采地打发日子。他曾亲手为杨氏做了几箱子冥衣，并按照其生前的喜好，选购了花素色纸做衣料，单夹皮棉，四时不缺。他做的皮衣能分得出小麦穗、羊羔、灰鼠、胍肷。虽然后来娶了张氏，张氏又得了“痨病”，汪菊生的情绪十分地低落，依然没有走出对杨氏的思念。汪菊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了外遇并生下了汪曾祥，该女子家住竺家巷尾向东一点的胭脂阁，离汪家很近，也就一二百米的距离。据金家喻说，该女子汪曾祺的姐姐汪巧纹见到过。汪曾祥的出生并没有给汪家及汪菊生带来欢乐，汪曾祺的祖父母坚持不认这个“野孙子”，汪菊生只好将其寄养在本家亲戚汪曾荣家（我外甥媳妇父亲家）。

汪曾祺文章好、书画好、昆曲好、与书香门第的环境及父亲的耳濡目染是分不开的。汪曾祺曾经这样描述父子俩的关系：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我很少见他发过脾气，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色。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玩，带着孩子玩。我的姑妈称他为“孩子头”……父亲对我的学业是关心的，但不强求。我小时候，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我的作文，时得佳评，他就拿出去到处给人看。我的数学不好，他也不责怪，只要能及格，就行了。他画画，我小时也喜欢画画，但他从不指点我。他画画时，我在旁边看，其余时间由我自己乱翻画谱……我初中时爱唱戏，唱青衣，我的嗓子很好，高亮甜润。在家里，他拉胡琴，我唱……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我们的这种关系，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汪曾祺十分热爱父亲，两人关系也很融洽，他知晓父亲的喜怒哀乐。汪曾祥的存在成了父亲的一大心病，汪曾祺非常理解父亲，也十分同情父亲的处境，更可怜弟弟，并经常偷偷地跑到窑巷口汪曾荣家去看看弟弟的生活状况。为了能使弟弟回归汪家，11岁的汪曾祺跪在祖父母面前，恳求将弟弟领回家。祖父母说弟弟是野孩子，不可教也，汪曾祺说我来教他，在汪曾祺动情说服下，汪曾祥终于回到汪家大院生活。汪曾祺比汪曾祥大5岁，汪曾祺总带着弟弟玩，还关照他要听话，不能调皮捣蛋，汪曾祥表现还算好，规规矩矩的。陈桂生在《遭遇教育学》中却这样记叙了汪曾祥：1948年淮海战役激战正酣之际，我就学的新巷口小学校长卷款逃跑。有一天，我的好朋友邵天祚对我说：“汪曾祥说，明天到学校偷书，你一道去吧。”汪曾祥比我低两个年级，是全校闻名的皮大王（我刚刚知道他是作家汪曾祺的弟弟）。我听到这个“偷”字，就吃了一惊，但禁不住“书”的诱惑。天祚了解我的个性。他说：“不要你动手。”校长室在我们教室的隔壁，上面是相通的。第二天，我战战兢兢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汪曾祥爬进校长室，天祚站在桌子上接书。当时教育部发给全国每所小学一套书。汪曾祥对书不感兴趣，他拿走了一只铅球，并随手拿了一叠书，交给天祚，约20本。天祚说：“你将来要读师范，这些书你都拿去吧！”这些书有《曾文正公家书》、林汉达的《向传统教育挑战——学习心理学讲话》和沈百英编的儿童读物（《循环故事》等）。

汪家对汪曾祥没有另眼看待，送其读完高邮中学，然后送他与陈利荣学医，陈利荣是日本留学回国从医的，其医疗水平不亚于当时大同医院张、陶夫妇。学成后汪曾祥去东台某医院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进入苏北血防大队上班，“文革”前调进县第二人民医院。汪曾祥与汪曾祺一样，喜欢饮酒、擅长画画、性格温和、为人善良、与世无争。但酒后话多，与人吹嘘家里有什么古董、字画，这也为“文革”被抄家留下隐患。有人忌妒他与夏姓护士关系好，加上家庭成份不好，竟遭到别有用心的人毒打他，并将之挂牌游街，深感冤屈的他一时想不开竟口服氨苯砜（DDS）自杀，被送到三垛地区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当时卫生局特派解履成及俞汝宜前去处理，事后向县军管会汇报了事。汪曾祥被迫害而死，去世时年仅42岁。

汪曾祺每次回高邮，都会叫上汪曾祥爱人及孩子与全家人团聚拍照什么的。汪曾祺去世后，他的儿子汪朗到高邮也忘不了他们这一门。汪曾祥爱人及女儿去世了，就请其儿子汪斌和汪明。不过，在一次吃饭时，不知是谁提起了谁与汪曾祺最亲最近时，不慎将汪曾祥的旧事抖落了出来，自尊心受到严重刺激的汪斌及汪明兄弟俩愤然离席。后来，汪朗第二次来高邮再一次请他们时竟遭婉言拒绝。

汪曾祺时而也会谈到汪曾祥，例如：汪曾祺最后一次回高邮的某天晚上，朱延庆8时许赶到半边桥汪曾祺妹妹家，当时汪曾祺已饮酒不少，朱延庆又敬了他两杯。那天他的兴致很高，他讲了他少年时父亲带他到寺庙里去，起了个法名海鳌，老二曾祥叫海龙，老三曾庆叫海珊，后来老三干脆就叫汪海珊了。还讲到，他与施松卿在西南联大毕业后在昆明郊区黄土坡建设中学教书时的情景，那时生活很困难，1949年初在北京参加南下工作团的前两天才结婚。

关于汪曾祥，许多年前季红真曾经提出要将之写出来，金家喻及其家人认为不妥，也就作罢了。东北师范大学徐强准备写《汪曾祺传》，认为不将汪曾祥写出来，似乎就不完整，但同样遭到汪家的否定。金家喻与我说，也不是不可以写，还是要写出来，看怎么写，于是乎我就写了，还原历史真相，还汪曾祥一个清白与公道，汪曾祥应该回归到汪家的世袭家谱。

也谈《皮风三楦房子》原型

高大头，在高邮小县城几乎是家喻户晓。一个修鞋匠哪来这么大的知名度？连我也说不清楚。自从汪曾祺以他为原型写了《皮风三楦房子》，高大头的名声大噪，汪曾祺义务为他做了一次广告。

“‘高大头不只是说姓高而头大，意思要更丰富一些，是说此人姓高，人很高大，而且又有一个大头。他生得很魁梧，虎背熊腰。他的脑袋和身体厮称。通体看来，并不显得大。只有单看脑袋，才觉得大得有点异乎常人。这个脑袋长得很好，既四方四楞的，像一个老式的茶叶锡罐，也不是圆圆乎乎的，像一个冬瓜，而是上额宽广，下腭微狭，有一点像一只倒放的鸭梨。这样的脑袋和体格，如果陪同外宾，同步走入宴会厅，拍下一张照，是会很有气派的。”汪曽祺對高大头的描述可谓入骨三分，正因他这个头，“害”得我每行至他的店铺总要不自觉地多看上几眼，不光看他的头，也看他修鞋、补轮胎。

汪曾祺何尝不想写新社会的高邮，苦于长期不在故土，已不熟悉这里的生活环境和人物。然而机会来了，没想到第一次回乡探访就让他无意中逮住了一个绝妙的小说原型。回到北京后不久他就写出了他唯一一篇以新中国成立后高邮平民为背景的小说，这就是《皮风三楦房子》。

那天下午，陪同汪曾祺逛街的陆建华在经过中市口高大头的修鞋铺时，小声对汪曾祺说：“汪老，您留神看看那个修鞋的。“汪曾祺停下脚步观察一下修鞋匠，也仔细地察看他的店铺。修鞋匠似乎觉察有人盯着他，稍稍停下手中的活，瞄了一眼又继续低头干他手中的活。沿途陆建华对高大头的基本情况作了些介绍，想不到这些竟构成了一篇小说素材。作家的思维和洞察力就是不同于常人。

后来有人问高大头，为什么汪曾祺写你？他说都源于陆建华的介绍。他与陆建华的熟悉来自于篮球场，两个人都喜欢打篮球，一来二去相互间就熟悉了解了。为什么汪曾祺在小说里使用皮凤三这个名字呢？皮风三即清代评书《清风闸》里孺幼皆知的皮五辣子。对于欺负他的人，他就会用很“促狭”的办法整治，而高大头具有不畏淫威的性格，也能够做得出“促狭“事。汪曾祺为什么要写这篇小说？因为汪曾祺也有个房屋梦，这次回高邮看到弟妹继母们住房的紧凑，就萌生希望地方政府能够落实房产政策归还部分祖产，以便回家乡时有个落脚之地，好安下心来多写点有关故乡的作品，也为弟、妹们住房改善做点贡献。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终成遗憾。这篇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汪曾祺对房屋的需求，也间接宣泄了他心中的不快。

《皮风三楦房子》一文经《上海文艺》刊出，在高邮确实引起了一些轰动，客观上为高大头做了一次活广告。然而他并不以为然，尤其对小说里虚构的那些内容颇有微词。他甚至还为此写信给汪曾祺，对汪曾祺没有回信给他还大为不满。

高大头，大名高天威，生于1914年，邗江杨庙人，1934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系南京黄埔军校七期一总队辎重科学员，专门与外国教官学习汽车训练。其父曾经是陈毅领导下的苏北民间抗日司令陈文的别动队大队长，高天威姊妹弟兄5个，1个姐姐、3个弟弟，他在男孩子中排行老大。1938年日本鬼子入侵扬州，日军对扬州的许多地方进行无差别轰炸，无数民宅和文化机关悉被炸毁，无辜平民在轰炸中惨遭不幸，高天威家里的房子也被日军飞机炸塌。在无法生活的情况下，他的姐姐及2个弟弟都投奔了革命，只有他的大弟弟在家留守，姐姐及在浙江衢州的四弟都是离休干部。高天威曾被国民党抓进位于南京雨花台的集中营，新中国成立前夕以政治犯名义被释放。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分配到扬州公安局戒毒所，后调入扬州师范学院从事后勤工作，1957年“三反五反”时被定为右派边缘，并下放到六合劳动改造，1958年经人介绍与孙姮华结婚。在这以前，高天威曾经有过一段婚姻，该女子因病去世，没有为高天威留下后代。因孙姮华是高邮人的缘故，高天威将家迁到了高邮，生有2女3男。为了生计，高天威在高邮县城中市口向南约60米处，开了一个修鞋铺。高天威多才多艺，多能鄙事。他不光修鞋，还修汽车、补汽车轮贴，火补这个手艺就是他的首创，将要修补的轮胎用螺丝固定后加温，乳胶遇热融化后黏合度更高，粘贴剂也是他亲手调配。因为他的手艺高超，所以他生意总比其他同行好。

“文革”开始，高天威也受到冲击，经常被拉出去挂牌子、游街、批斗，什么三开分子、牛鬼蛇神、右派分子的牌子都挂过。一个修鞋匠为什么被批斗，据说与一个公安局的何指导员有关，事因他的叔父因叛变革命，就是高天威亲手将之枪毙掉的。因此何某一直怀恨在心，“文革”开始了，何某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对其进行政治迫害。孙姮华因经不起这种恐吓，竟诱发心脏病送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留下最小的儿子仅出身3个月。爱人去世后高天威的日子最为艰难，既要做父亲，又要行使做母亲的职能，扯大一双儿女真的不容易。

20世纪70年代末，高天威原单位扬州师范学院对其进行了平反，并享受离休干部待遇。平反之后，组织上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就提出了房子太小的问题，一家6口居住9个平方米，要求换个大点的房子，组织上回答，尽可能请地方政府帮助解决。而小说中塑造的房管局领导显然并不在意，根本不加理会，而且违反原则，为自己建造超标的房屋。高大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几经周折终于扳倒了这位作风不正的房管局的领导。但现实中的修鞋匠可没有这个本事，那9平方米的住房也一直是9平方米。

高天威的二女儿高红珍与我是跑步协会跑友，她告诉我：“爸爸平反前后的许多手续都是我去扬州师院跑的，后来医药费报销之类的事也是我去的多。按照当时的政策可以安排一个子女顶替，当时要我去，事因我已经成家，均衡利弊，还是放弃了，否则我就是扬州人了。后来高邮房产公司为我爸爸安排了一套旧式住房，也蛮好的。”

焦正安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高天威曾见过陶勇，并为他牵过马。也见到过他提供的《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会员证》及扬州师范学院的工资单等资料。高红珍说他爸爸过去的一些照片及资料在“文革”时期都烧毁了，唯恐成为罪证。

落实离休政策后的高天威，迎来了他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子女都长大成人，他再也不要做修鞋匠了。他几乎每年都会去北京等地参加黄埔军校同学会。高天威的寿限到了，于2003年病故，享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