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显彩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志书，“《华阳国志》不仅开创了我国方志编撰体例的先河，其中保存的大量丰富、翔实的西南地区民族、社会经济、文化、民俗和人物等方面的史料更是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4]近年来，时贤们从史料价值、士族文化、民族关系等角度出发，对《华阳国志》展开了较为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然就书中所涉及的诸多祠庙，论者颇甚少，以至学界在梳理上古祠庙时，常忽略广袤的西南地区。鉴于此，笔者不揣庸陋，旨在以《华阳国志》所见西南地区的祠庙为切入点，拟对书中的祠祀对象进行系统归纳，而后就祠庙的分布特点作一探索，希望能对进一步认识秦汉魏晋时期巴蜀等地的祭祀文化略尽绵力。

一、《华阳国志》所见祠祀对象

地方祠祀不仅体现着民风民俗，更是“国家礼制与民间信仰的重要结合点之一，它们既代表着国家意识形态的下限，又是地域文化与信仰传统的反映。”[5]220《华阳国志》记载的祠庙达30余座，所涉对象如下：

(一)帝王

“自古帝王统绪相传，易代以后飨祀庙廷。”[6]5886对先代帝王的祭祀，不但关乎存亡继绝，更涉及权力的正当性和统治的合法性。《华阳国志》所载帝王祠庙主要包括两类，一类以上古西南地区的部族首领为主，如蜀郡涧山有鱼凫祠，《蜀志》载：“鱼凫王田于涧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于涧。”[7]118南中夜郎县有竹王三郎祠，《南中志》云：“竹王生于大竹之中，遂以竹为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