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晖 张力钧 楚恬思

一、引 言

我国作为贸易大国，面临着大量的贸易摩擦，近年来针对我国启动的“双反”调查，实行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绿色壁垒数量急剧上升。2018 年3 月23日，美国正式对我国启动“301 调查”，指令相关部门对340 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引发了中美贸易战。究其本质，可以发现我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距离、经济制度距离、法律制度距离是引发贸易摩擦、阻碍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的主要原因。然而，制度距离不完全是一个“坏东西”，在特定情况下，制度距离甚至可以促进国际贸易规模的增长。以“一带一路”建设为例，“一带一路”沿线横跨亚欧大陆，既包括少数发达国家，也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和大量发展中国家，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制度距离不可谓不大，但这并没有阻碍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2011-2016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比重从24.6%上升到25.7%。这表明制度距离对国际贸易规模可能存在促进作用。以上实践表明，制度距离对国际贸易规模存在正向、负向影响。那么，国家间的制度距离对国际贸易规模究竟有何种影响？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清楚制度距离影响国际贸易规模的作用机制。为此，本文运用交易费用理论阐述制度距离抑制运用国际贸易规模的作用机制，运用多样化消费偏好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解释制度距离提高国际贸易规模的作用机制，旨在为揭示制度距离与国际贸易规模的内在关系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