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伟南

【摘 要】语料库翻译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始于Mona Baker（1992），她是第一个提倡运用语料库工具来探索翻译现象的人。借助語料库工具，翻译文本的特征已被许多学者研究。这些让翻译文本区别于源语言和目的语言的特征被称为翻译共性。本文将简要介绍翻译共性的三个主要特征——显化、简化和规范化。

【关键词】翻译共性；显化；简化；规范化

Baker（1993：242）将翻译共性定义为“翻译文本中通常出现的特征，这些特征在目的语规范中并不存在，并且这些特征的存在也不是特定语言系统干扰的结果”。它指的是翻译语言的共性，这些特征让翻译语言既不同于源语言，也不同于目的语。

翻译共性有多种体现特征，其中研究最多的为显化、简化和规范化这三个特征。

Blum-Kulka（1986）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文本中的显化现象的学者。她提出译者对原文的解读过程可能会使译文比原文更长。Blum-Kulka（1986：19）在她的文章《翻译中的衔接与连贯转换》中明确提出了“解释假设”。在文章的最后，她呼吁进行大规模的比较实证研究，以进一步验证“显化假说“。

Φveras（1998）建立了一个包含英语与挪威语两种语言的双语语料库，研究视角包含从英语到挪威语方向的翻译，以及从挪威到英语方向的翻译，研究翻译过程中是否会发生衔接外显程度的提高。他排除了语法规则在语言系统中引起的显化迁移，并考虑了翻译过程中的隐化现象。研究发现，显化现象的发生在从英语到挪威语的翻译中多于从挪威语到英语的翻译中。然而，这一发现在翻译语言中是否是一种普遍现象还仍需进一步的研究。

Klaudy系统地将显化进行分类。Klaudy（1993：69-77）提出显化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必要性显化、选择性显化和语用显化。1998年，Klaudy （1998：82）又增加了一种解释，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理论。重新定义的解释类型有：1. 必要性显化：由于语言系统的差异，必须进行解释；2.选择性显化：由于文体原因进行的可选择性的解释；3.语用显化：由于文化差异而存在的语用阐释；4.翻译-内在阐释：这是翻译过程的本质决定的。

前三种类型有一定的学界认可，最后一种解释受到了国外一些学者的质疑。

贺显斌（2003）通过具体文本的中英对比，研究了英汉翻译中的显化现象。他比较了短篇小说The Last Leaf及其中文译本，发现中文译本中58.96%的句子在显化程度上得到了提高。然而，由于他的研究仅仅是个案研究，并没有将译者、翻译过程等因素加以考虑，因此将他的发现作为一种普遍现象是不够合理的。

柯飞（2005）认为在翻译的过程中，会以某种方式出现对原文的模仿，使得译文更加复杂和冗长。他还认为显化在一定程度上与翻译方向有关，显化不仅体现在语言形式的衔接上，还体现在意义的转换上。

吕叔湘（1990）认为，在汉语中，如果人称代词可以省略，就会被省略。句子结构的完整性并不是第一位的。由此可见，人称代词的省略是汉语的一大特点，而英语对人称代词的依赖则明显要高于汉语。

所谓简化，是指译者下意识地在译入语文本中对语言或者信息（Baker1996：176）进行简化的倾向。Baker（1996：181-182）指出翻译语言有一种简单化的趋势，即与母语相比，翻译语言不仅仅在词汇、句法方面，甚至在文体风格上都更加简单化。

Laviosa（2002：58 - 59）认为，Baker对翻译过程中简化现象的研究具有三个特点：第一，翻译共性让翻译语言既不同于源语言，也不同于目的语，是翻译过程本身固有的、区别于其他语言的特征；其次，对翻译共性的研究采用了面向翻译作品或者是面向目的语的研究角度，其研究有赖于借助语料库。再次，使用可比较语料库作为其语料库数据的主要来源。这三个方面也是语料库翻译研究与前语料库时期相关研究的主要区别。Baker的这一研究思路至今仍然为多个研究翻译共性的学者所采用。

在语料库翻译正式应用于简化研究之前，已有学者注意到翻译中简化现象的存在，这些学者主要包括Blum-Kulka & Levenston （1983），Vanderauwera （1985），Baker（1992/2000）。他们的研究主要涉及词汇、文体、句法等方面的简化，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两种语言体系的差异而导致的强制性简化，另一类是由于翻译过程本身、译者的偏好、译入语自身的语言规范等因素而导致的非强制性简化。Blum-Kulka & Levenston（1983）提出的五种策略中，除两种策略外均属于前一种策略，这与基于语料库的简化研究不同。Vanderauwera（1985）基于语料库的翻译共性研究。她所讨论的简化方法大多属于非强制性简化，但是在论述中对句法和文体风格的界限区分不是很清晰。

规范化是指译者在翻译文本中，倾向于遵循目标语言典型模式和实践（Baker1996：176-177）。规范化研究的主要代表有Vanderauwera（1985）和Toury（1995/2001）。Vanderauwera发现，翻译后的文本在选词、标点、句子结构、文体风格和语篇结构等方面更接近于目标语的传统语言规范（Laviosa2002：55）[52]。Toury通过对描述性翻译的研究，提出了规范翻译的原则。他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翻译文本与原文的比较，还涉及到翻译文本与目的语非翻译文本的比较（Paloposki2001）。他的研究为翻译共性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Baker M. 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233-350.

[2]Blum-Kulka， S. Shifts of cohesion and coherence in translation[C] // J. House&S. Blum-Kulka. Interlingu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ubingen： Narr， 1986： 17-35.

[3]Φveras， L In search of the third code： An investigation of norm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J]. Meta， 1998（4）： 557-570.

[4]Klaudy， K. On Explicitation Hypothesis[A]. In K. Klaudy and J. Kohn （ed.）， Current Issues of Translation Theory[C].Szombathely： Daniel Berzsenyi College. 1993： 69-77.

[5]Klaudy， K. Explicitation[A]. In Mona Baker （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82.

[6]Laviosa， S.2002.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y，Findings and Applications [M].Amsterdam：Rodopi.

[7]贺显斌.英汉翻译过程中的明晰化现象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3（4）： 63- 66.

[8]柯飞.翻译中的显和隐[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5（4）： 303- 307.

[9]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