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红艳

【摘 要】队列歌曲是与每一名军人队列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个文化内容。队列集会中我们高唱军歌，对于凝聚军心，激励部队士气，进而加强部队全面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军旅队列歌曲，既是我国群众歌曲的一朵奇葩，也是我军军旅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由军队专业或非专业人员创作，应用于军人的队列生活和作战训练，在军中广泛传播。我军队列歌曲的艺术特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简洁凝练的音乐语言、激昂雄健的艺术形象、率性真挚的情感抒发、崇高壮美的审美取向。

【关键词】队列歌曲；军心；士气；情怀；艺术特征

队列歌曲是与每一名军人队列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个文化内容。《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明确规定，基层部队要开展经常性的业余文化体育活动，做到“队列集会有歌声，周末假日有活动，重大节日有晚会，每月体育有比赛。”在这四条要求中，“队列集会有歌声”占据了首要位置。这说明，队列集会中我们高唱军歌，对于凝聚军心，激励部队士气，进而加强部队全面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有人说，军人唱军歌，吐纳间便成精神，行止间便有神采。

一、队列歌曲概说

军旅队列歌曲，既是我国群众歌曲的一朵奇葩，也是我军军旅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由军队专业或非专业人员创作，应用于军人的队列生活和作战训练，在军中广泛传播。一般来说，军旅队列歌曲，都采用进行曲风格写成，以二拍子和四拍子居多，强弱分明，符合步伐行进的特点。产生于军旅，应用于队列行进和训练作战，表现出军人特有的形象魅力与精神风采。为了适用于群众演唱，其旋律都是流畅上口的，而且结构严谨短小，织体简洁明了。它具有昭示军队纪律、反映军种特色、鼓舞部队士气、激励官兵斗志、塑造军人魂魄等独特的作用。

我军历来把部队歌咏活动作为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通过高唱军歌振奋军威、昂扬斗志，从来就是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手段。激越嘹亮的队列歌曲，一直伴随我军建设发展的前进步伐，成为我军战胜艰难险阻的强大力量。

早在工农红军初创时期，《上前线》、《打骑兵歌》、《红军行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作为我军队列歌曲的雏形，曾被红军战士和苏区群众广为传唱。通过传唱这些歌曲，不仅严明了红军的纪律，也在很大程度上为宣传红军的政治主张，密切红军与根据地人民的关系，进而为巩固红军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伴随全国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蓬勃发展，我军队列歌曲也如燎原之火，燃遍了全国抗日战场，激励中华儿女投身抗日救亡的革命洪流。这期间，先后产生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八路军进行曲》、《游击队歌》、《保卫黄河》等一大批优秀队列歌曲。这些歌曲不仅在当时鼓舞着无数抗日将士以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奔赴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就是在今天，只要一听到它，一唱起它，仍然让人豪情满怀！

解放战争时期，《战斗进行曲》、《说打就打》、《坦克进行曲》、《我为人民扛起枪》等一大批反映部队的英勇战斗，反映人民战争的新进程，反映解放区新生活的队列歌曲，在“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时刻，在胜利的欢乐中，为新中国成立奏响了激昂的凯歌。

新中国成立后，不管是在“宜将剩勇追穷寇”的解放初期，还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新时期，我军队列歌曲，伴随时代发展的脚步，唱响了新中国建设发展的最强音。《我是一个兵》、《人民军队忠于党》、《打靶归来》、《学习雷锋好榜样》、《战友之歌》、《一二三四歌》、《咱当兵的人》、《军人道德组歌》、《战斗精神队列歌曲》、包括全军学唱的《强军战歌》等作品不仅激励着广大官兵发扬光荣传统，保持旺盛斗志，也成为一个时代精神的重要标志。

回顾历史不难看出，队列歌曲相伴着我军成长壮大的历程而发展，我军踏着队列歌曲的铿锵节拍，从南昌起义的第一声枪响中一路高歌走到新世纪。这是我军队列歌曲的整体概况。

二、我军队列歌曲的艺术特征

1.昭示我军严明纪律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一首昭示我军严明纪律的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产生于1935年的一首红军纪律歌曲。

1927年，在三湾改编中，针对许多红军战士来自旧军阀的军队，带有很多壞习气这一现状，毛泽东特别制定了“三大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后又补充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1934年，时任红二十五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的程坦根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编写了这首歌词，并在红十五军团宣传科长刘华清的协助下，把歌词填入了曾在鄂豫皖根据地流行的《土地革命成了功》的曲调，编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并经红十五军团政治部批准，刊登在《红旗报》上，让部队传唱。1947年，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这首歌再度唱遍全军。根据这一训令，原总政治部于1950年和1957年两次组织专人对歌词进行修改，并在音调上稍作改动。成为今天我们传唱的这个版本。修改后的歌曲由上下两句结构而成，总体上为单一部曲式结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段体。音域不宽，一个八度，采用我国民族调式中的商调式，以五声音阶为主体，旋律的流畅性和调式的统一性相辅相成。其音域的宽度，便于战士日常歌唱音区的发挥，其旋律的流畅性，有利于记忆和流传。

这首歌署名为“程坦编词，集体改词”。其歌词是根据我军的形势任务不断修改成型的，曲调来源于民间流行的音乐。干脆利落，雄壮有力。最重要的是，这个歌曲的产生和流传，与我军军旅音乐的发端一样，直接服务于军队建设需要，直接应用于部队训练、作战和教育，将军人日常养成中的严明纪律要求，以文艺的形式和喜闻乐见的方式，融入人心，成为历史的经典。这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艺术特征。

2.杀向日寇的另一把大刀——《大刀进行曲》

这是由麦新作词作曲的一首英勇战歌。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处在前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面对民族生死存亡，英勇抗战。尤其是29军的大刀队，凭借手上的大刀英勇杀敌，大显神威。二十九军大刀队英勇抗日的事迹，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北京的磨刀匠们自发地为二十九军将士磨刀开刃。麦新，知道了29军大刀队的英雄事迹后，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和鼓舞，于是，他以满腔的爱国热情创作了这首《大刀进行曲》，不久此歌即传遍了整个上海，后来又传遍了全中国。这首歌的歌词慷慨激昂地宣告了全国人民企盼已久的抗战之日的来临，向全国军民发出了英勇杀敌的号召。歌曲以一个乐句作为基本主题进行了充分的展开。其基本主题以果断的节奏发出愤怒的呐喊。这个主题利用高音区前短后长的后附点音符，形成往前推动的力量。它雄浑的气势、激愤的情绪生动地刻画了抗日勇士的形象，表现了中国人民威武不屈的斗争精神。在音乐的发展中，前乐句以不断的发展构成了慷慨陈词的第一个层次，形成了惊天动地的号召。随即浩浩荡荡的短句象征了抗日大军威风凛凛的继往开来；宣叙调似的陈述逐渐形成了短促有力的音调，积聚着奋战的力量，在一声“冲啊”的高呼之后，威武的基本主题材料再现，并昂扬走向高音区，在激愤的喊“杀”声中结束全曲。作品朴素的五声性音调及其依字行腔的处理，形成了自然展衍的音乐结构，在词曲结合方面展示出独树一帜的风格，是以聂耳为代表的我国新音乐运动群众歌曲创作的典范。这首歌曲音乐语言精练、词曲结合紧密、艺术形象准确。

歌曲在“七七事变”后迅速传遍全国，成为抗战全面爆发的标志之一。被誉为抗击日寇的另一把大刀。这就是《大刀进行曲》的艺术魅力。

三、窑洞里诞生的《八路军进行曲》

1939年，在冼星海、光未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的影响下，我军音乐工作者也陆续开始了大型合唱作品的创作。公木作词、郑律成作曲的《八路军大合唱》，就是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一首。

1939年7月，郑律成为公木的诗歌《苛岚谣》和《子夜岗兵颂》谱曲后，公木很高兴，随即，他俩又决定创作一部《八路军大合唱》。在当年八九月间，全曲终于创作完成。很快，《八路军大合唱》就在延安开始唱起来了。1939年冬，“鲁艺”音乐系将作品油印成册，并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大礼堂由郑律成指挥进行了演出。不久，《八路军军歌》和《八路军进行曲》即正式刊登在由毛泽东、王稼祥、肖劲光、郭化若、肖向荣为编委的《八路军军政杂志》上。而这部重要的大合唱作品，也从延安迅速传遍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

《八路军进行曲》，为《八路军大合唱》套曲中的八首之冠。该套曲于1941年8月荣获毛泽东、周恩来捐助的“五四青年奖金委员会”颁布的“音乐类甲等奖”。1946年，这首见证了人民军队成长壮大的著名进行曲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7月2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正式确定该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歌曲具有西洋大调风格，也吸收了五声调式的因素，用并列单三部曲式结构而成。全曲以宏大的“向前向前向前”作为引子，是号召，又像是呐喊。第一乐段以切分节奏的主和弦分解音调为核心，显得威武雄壮。第二乐段先是通过主题移位，后又以号角式音调向上模进，表现出了人民军队的蒸蒸日上。第三乐段通过不断向高潮的推进，最后以排山倒海的气势结束全曲。我想这种大胸襟和大气魄，也许是这首作品后来成为我军军歌的重要原因之一。

郑律成是中朝两国军歌的曲作者。王震在《作曲家郑律成》序言中写道：“他是当代继聂耳、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优秀的作曲家，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歌词内容，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质、任务、革命精神和战斗作风。曲调气势磅礴，坚毅豪迈，热情奔放。词曲浑然一体，表现了人民军队一往无前、无坚不摧的革命精神，塑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肩负历史重托，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英勇奋战的英雄形象。歌曲形象鲜明，旋律流畅，音调坚实，节拍规整，集中表现了人民军队豪迈雄壮的军威，具有一往无前的战斗风格和摧枯拉朽的强大力量。

四、我军游击战术的生动诠释——《游击队歌》

1937年，贺绿汀与指战员接触，听了彭雪枫讲的游击战术后，激动不已，灵感顿生，挥笔写出《游击队歌》。这首歌曲准确刻画出我游击健儿机智、灵活的英雄形象，迅速传遍山西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而传遍全国各抗日战场。1938年夏，贺绿汀又将其改编为四部混声合唱曲，成为20世纪中国最经典的合唱单曲之一。

歌曲的旋律部分来自于《英国掷弹兵进行曲》。

歌曲以ABA再现单三部曲式为结构。第一乐段从淳朴流畅的音调和轻松敏捷的节奏开始，在发展中不断进行音域扩充，音乐形象充满动感。中间乐段雄健有力的对比主题充满自信和力量。随后第一乐段主题再现，把游击队员英勇形象永留人们记忆。新中国建立以后，《游击队歌》一直在我军中广泛传唱，并多次列入总政治部向全军推荐的歌曲，成为我军歌咏活动的必唱曲目。在1964年首演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根据《游击队歌》编排的《游击队舞》无疑是这首军旅歌曲最形象的阐释。

歌曲轻快、流畅、生动、活泼，以富于弹性的小军鼓般的节奏贯穿全曲，既给曲调以行进的动感，又表达了游击战士们巧妙、灵活地与敌人周旋，伺机消灭敌人的典型形像。中间部分在节奏、旋律和调性上与其他各句形成明显对比，自信乐观、意志坚定，全曲音域集中，形像鲜明，语言通俗，这也是这首歌能在群众中久唱不衰的原因。《游击队歌》用歌曲的形式为我军游击战法作了一个形象的注脚。20世纪90年代初，这首《游击队歌》毫无争议地入选“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

我軍队列歌曲是从广大指战员火热的战斗、训练生活中来，又服务于作战和训练需要的。不管是前面讲的大刀进行曲，还是游击队歌都是一样，作品都流淌着广大官兵的热血和激情。另一方面，我军队列歌曲也承载着历史的记忆，成为我军成长壮大历程的另一个注脚。诞生在抗美援朝历时进程中的歌曲就是一例。

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坚定誓言——《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鲜战争爆发。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又一次战火的考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应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请求，也代表着中国人民的全体意志，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以东北边防军为基础迅速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率领下，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由此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在部队正式开赴朝鲜前宣誓时，士气已是空前高涨。出征前夜，被战士们的昂扬斗志感染的时任炮兵1师第26团5连指导员的麻扶摇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找到了灵感，写下这样几句诗：

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

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紧，

抗美援朝鲜，打败美帝野心狼！

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的著名音乐家周巍峙，读了这首诗后赞不绝口，很快就谱出了曲，这就是我们后来所听到、熟悉的曲调。后来几经修改和谱曲，在几个月中迅速流传开来，成为了奏响当时时代强音的一首铿锵战歌。

1953年，在全国开展的群众歌曲评奖活动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获得一等奖。这首歌的歌词简短有力、气宇轩昂，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心和英雄气概。许多志愿军战士正是唱着这首气势磅礴的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走向抗美援朝战场的，也正是在歌声中那种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的鼓舞下，打败了美国侵略者，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在所有反映过抗美援朝的歌曲中，这首歌具有十分特殊的重要的位置。歌曲一共有五个乐句。开始的两个乐句，一字一音，铿锵有力，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不屈、充满信心的英雄主义气质。中间8小节共两个乐句节奏较为舒展，给人以从容不迫、千难万险也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感召力量。最后一句“抗美援朝”四个字一字一音首尾呼应，但用顿音加强了力度，进一步强调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使命，而且“打败美国野心狼”的“打”字用了全曲最高、最强的音，从而使得歌曲取得一种威震山岳、正义凛然的强大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不难发现，“打”作为我军音乐尤其是队列歌曲中一个最为醒目的字眼，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又一次凸显出来，这首歌曲不仅塑造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不畏强敌、英勇顽强的英雄形象，同时也表现出了中国人民战胜一切反动派、维护正义与和平的决心和信心。紧接着，一大批慷慨激昂、振奋人心的歌曲应运而生。这些歌曲直面抗美援朝战争，揭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思想主题；或是一抗美援朝战争为背景，表现出新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畏外敌、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以及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美好愿望等等，这些歌曲在当时的军旅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都具有很大影响。

六、投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一颗重磅炸弹——《我是一个兵》

这首歌创作于1950年，由陆原作词，岳仑作曲。

1950年，朝鲜半岛形势十分严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立即发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是支战斗队的响亮号召，指明了军队建设的任务和方向。岳仑和陆原根据音乐的需要，把墙报中的“枪杆诗”将原来的七字一句的歌词修改成为了更具音律动感的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垮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岳仑吸取民歌乐曲和鼓点节奏，一鼓作气谱出了《我是一个兵》的曲调，这首歌就这样问世了。歌曲采用带扩充的一部曲式，歌词质朴上口，旋律激昂有力，素材简洁，形象鲜明。整首作品源于生活、本性真实、质朴自豪。这首歌迅速风靡全军，很快军民同唱，家喻户晓并传播到了赴朝参战部队，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作品磅礴的气势，极大地激发了志愿军战士打击侵略者的斗志。这首歌曲在当年被西方舆论界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颗重磅炸弹”之一。（另一颗“炸弹”是作家魏巍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

像这一时期的许多歌曲一样，《我是一个兵》也强调了一个“打”字，充分表现出了我军敢打必胜的英雄气概，作为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一首军旅队列歌曲，这首歌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和平时期，《我是一个兵》仍在军中广泛传唱，曾被改编为军乐曲、笛子独奏曲、手风琴独奏曲，曾热播的军旅题材喜剧《炊事班的故事》还用它来作为背景音乐，而“我是一个兵”则成为部队的一个流行语，成为广大官兵严格自律、服务人民的一个承诺和信条。

在新的历史时期，应对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浪潮，我军提出了“打得赢，不变质”两大历史性课题，全军上下掀起了一股军事变革的高潮。在这个时代背景下，2000年，一组绿色的旋律，响彻了军营内外；一阵阵振奋人心的歌声，传遍了万水千山。这就是历时1年之久精心创作产生的《军人道德组歌》。

这组歌曲反映了新时期革命军人道德的基本要求，是深入开展四个教育、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建设生动形象的教材。组歌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热情讴歌了人民军队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的辉煌历程，体现了我军的性质宗旨和江泽民同志关于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展现了当代军人朝气蓬勃、斗志昂扬的精神风貌。

七、直接表达军人使命——《爱军习武歌》

石祥、石顺义、王晓岭词，臧云飞曲，创作于2000年。这是一支表现热火朝天的练兵生活的队列歌曲，精干明快，刚健洒脱，集中贯穿了“想打赢、谋打赢、练打赢”这个鲜明主题，充满了军人特有的阳刚之气和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心。歌曲简短的上下句所构成的一段体结构中，蕴含着起承转合的结构思维。音乐朗朗上口，节奏明快，结构短小，易唱易记。这首歌曲的特点是：主题明确，逻辑严谨，语言精练，刚健洒脱。

新世纪新阶段，为更好地履行我军“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强化战斗精神，提高打赢能力，2004年冬到2005年春，原总政治部确定在军内外广泛征集战斗精神队列歌曲作品，2005年6月17日，《解放军报》整版刊登最终选定的《神圣使命》、《当那一天来临》、《当祖国召唤的时候》、《练为战》等25首战斗精神队列歌曲。

八、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强军战歌》的艺术魅力

2012年12月8日和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广州战区考察时，号召全军认真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战略部署，牢记坚决听党指挥是强军之魂，能打仗、打胜仗是强军之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这是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以后提出的重要建军思想观点。2013年3月11日，习近平同志在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再次强调，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听党指挥是灵魂，决定军队建设的政治方向；能打胜仗是核心，反映军队的根本职能和军队建设的根本指向；作风优良是保证，关系军队的性质、宗旨、本色。

目标昭示方向，目标凝聚力量。强军目标提出后，军队音乐工作者闻令而动、迅即反应，投入到强军兴军的时代洪流之中。2013年3月，著名词作家王晓岭、著名作曲家印青组成创作小组，创作出《强军战歌》，而后制作歌曲CD和DVD光盘，推荐下发部队。《强军战歌》下发后，迅速在部队官兵中掀起教唱学唱热潮，一时间《强军战歌》响彻座座军营，官兵们人人会唱、好评如潮。

由王晓岭作词、印青作曲的《强军战歌》，这首歌曲结构严谨，短小精干，主题性格阳刚，战斗气息浓郁，是一首十分优秀的新时代战歌。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听吧新征程号角吹響，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国要强，我们就要担当，战旗上写满铁血荣光。将士们听党指挥，英勇顽强，能打胜仗，不惧强敌敢较量。为祖国决胜疆场。杀！歌词简明扼要，直抒胸臆，高度概括了强国梦需要强军梦托举，强军梦需要战斗意志、战斗能力支撑的主旨。

音乐采用单二部曲式结构，相对方整。主题材料在阳光明朗的大调上陈述，以级进的上行为主，在和声动力的控制下，辅以下行级进之后，以纯四度上行大跳形成号召的力量，简洁凝练而又性格积极。紧接着，在重复主题素材之后，也在和声动力控制下，在第二乐句的后乐节形成收束段落。第二乐段也就是副歌段的第一乐句，紧紧抓住主题核心材料的级进进行语汇，采用逆行手法，将高音突出出来，并进行变化重复，形成全曲的高潮，情绪激动昂扬。后句在下属功能上进行转折之后，以正格终止结束全曲，果断坚强。高潮部分反复一遍，强化强军目标内容之后，在一个简短的补充延续之下，以威武的喊杀声结束全曲。

整首作品建立在和声控制下的结构思维之上，又以中国五声思维贯穿其中，中西结合，完美合璧，蕴含着大国强军的世界胸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词曲作家紧紧抓住了连队歌咏的特点，歌词简练，音域狭窄，既便于战士记唱，又便于战士“喊”唱，精气神充足，堪称新时期军旅队列歌曲的典范之作。

通过以上几首队列歌曲的集中剖析，我们不难发现，我军军旅队列歌曲的创作都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从艺术本体来讲，其音乐主题简洁生动，对音乐形象高度概括，而且主题发展十分凝练，这些集中形成了一种崇高壮美的情感表达，其音乐结构短小精干，彰显着明晰率性的精神品格。因此，我军队列歌曲的艺术特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简洁凝练的音乐语言、激昂雄健的艺术形象、率性真挚的情感抒发、崇高壮美的审美取向。毋庸置疑，军旅队列歌曲的创作来源于时代的影响和人民的滋养，植根于军旅生活，寄情于军人心灵，正因如此，它才具有了独特的美的意蕴的实质，这是一种力与美的交响，它从诞生之日起，就以熔铸崇高军魂、凝聚民族精神为使命，站在时代的前沿，展现着力与美，礼赞着悲与壮，抒发着情与爱，以独有的创新精神，铿锵有力的军旅节拍，无比丰富的音乐语言讴歌着人民子弟兵永远不变的军魂。

【参考文献】

[1][英]戴里克·柯克著，茅于润译《音乐语言》，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北京）。

[2]徐士家编著：《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中国函授音乐学院教材，1987年（内部发行）。

[3]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6月，（上海）。

[4]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上、下），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2月（北京）。

[5]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2月（北京）。

[6]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2月（北京）。

[7]向延生主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4月（江西）。

[8] 靳希光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初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北京）。

[9] 靳希光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初编·续》，解放军艺术学院，2001年（北京）。

[10]李双江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音乐史》，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年12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