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欣然

【摘 要】“美好生活”不仅是党和国家的制定方针政策的最高价值指向，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理想生活状态的一种美好愿望。而美好生活思想无论在中国还是国外，均早已有思想发端，因此论述美好生活的早期思想溯源尤为重要。

【关键词】美好生活；思想溯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i，标志着“美好生活”这一论题将成为学界在今后长期研究中的重点问题，专家学者们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纷纷投入到对“美好生活”的探索中。“美好生活”不仅是党和国家的制定方针政策的最高价值指向，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理想生活状态的一种美好愿望。而美好生活思想无论在中国还是国外，均早已有思想发端，因此论述美好生活的早期思想溯源尤为重要。

一、中国古代思想中的美好生活

我国古代圣贤在探讨人们理想生活状态的过程中，用各式各样的哲学思想画出了关于人类生活的美好蓝图。从墨子的“兼爱社会”，到老子的“小国寡民”社会，再到庄子的“至德之世”等等，每个中国哲学家都有对美好生活的不同观点。而儒家思想作为统治中国两千年的正统思想，在国人对美好生活的不断追求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故以孔子、孟子和荀子的思想为代表进行讨论。《礼记·礼运篇》中记载了孔子关于美好生活的描绘：“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在孔子的思想中，大道之行的大同之世即是美好生活。即人们在经济财产上实现共享共有，在选拨人才中“任人唯贤”，在人际关系中行“絜矩之道”，在道德品行上诚实守信，在社会秩序中井然有序，并受到良好的社会福利待遇，呈现出一番和谐美好的生活状态。孟子用施行仁政的政治主张阐述了其关于美好生活的景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是劳动人民安身立命的根本。君主要与民同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在土地分配问题上，孟子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故主张推行“今也制民之产”的井田制，保障人们的物质生活基础，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统治者还要以“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的王道体察民情，使人民安心劳作。除使民众物质生活无忧之外，孟子更重视用教育的手段提升人民的思想道德境界，教化民眾的方式是“谨痒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养”。荀子处在战乱的诸侯争霸时期，人民生活困苦，社会动荡不安，其政治思想中体现了实现美好生活的途径。荀子注重用礼法调节社会秩序以及民众交往关系，谓之“是君子之道、礼义之文也”，“隆礼重法”可约束民众，使百姓和乐、社会安定，是人们美好生活的根基。荀子认为国家经济富足的前提是百姓先富裕，即“下富而上富”，通过“明分使群”、“尚贤使能”等方针促进社会经济增长。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主张“节用以礼”、“强本抑末”，来促进农耕的发展。“法后王”是荀子对于当朝统治者理想化的表征，“义利并重”、“王霸并施”、“礼法兼推”的统治，有利于民心所向、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从而使君臣百姓共同步入美好生活。

儒家思想中对美好生活的展望体现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方面面，是中国古代圣人对人的理想生活状态的构想，反映出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使得美好生活的实现有思想依据，并有多种实现的可能性方式。可是由于封建社会的客观实际情况和思想的局限性，中国古代思想中的美好生活蓝图未能成为现实。但是，美好生活的思想本身也具有正面影响，表现为人们虽对现状诸多不满但仍对未来有所期待，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促使人们更加接近美好生活。其思想之精华也会或多或少的渗透到今后统治者的治国理念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为开平盛世的美好生活贡献中国古人的宝贵思想溯源。

二、古代希腊思想中的美好生活

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被广泛地认为是西方哲学思想的奠基者，并被称为“古希腊三贤”。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描述，是西方哲学中最早关于美好生活的思想发端。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因此要求人们“认识你自己”，通过理性的指导去认清生活本质。他强调“德性即知识”，认为有德性的人会过上更好的生活，而关键就在于人们可以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其学生色诺芬记载：“这样的人在受了教育之后，不仅他们本身会幸福，管好自己的家务，而且还能使别人和城邦幸福”。因此在治国方面，“城邦幸福”要靠有知识的人来进行统治，建立精英国家，促使社会安定。苏格拉底自觉“自己无知”会更接近真理之路，使用“精神助产术”的教育方法启发、诱导人们获得确定性知识。拥有知识的人才会具有正义、勇敢、节制和智慧等美德，从而达到道德上的“至善”，过上理性主义的美好生活。柏拉图的《理想国》在开篇便讨论了“正义”与“非正义”的人哪个更幸福的问题，由此展开了对美好生活的探讨，得出“正义者是快乐的，不正义者是痛苦的”。他认为理想的城邦应当由“统治者、护卫者和生产者”三个等级构成，正义是“每个人在国家内做他自己分内的事”，不应互相干涉。正义的城邦应该是一个善的城邦，它具有智慧、勇敢、节制的美德。他用“理性、激情和欲望”这三部分构成了人的灵魂，认为人民以“理性”支配“激情和欲望”时，就会得到智慧的美好生活。在选用统治者的问题上，主张要让拥有“善的理念”的哲学家担任统治者，“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在理想国中，男女平等，财产共有，同吃同住，追求灵魂的圣洁和精神的幸福。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也是对美好生活的思考，其中沉思的生活是最幸福的生活。他认为“幸福是最高的善”，幸福是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幸福就是合乎德性的心灵活动，当然并非心灵活动一旦合乎德性便可获得幸福，德性须终生践行”，因此其幸福观既是心灵层面的至善，也是实践智慧选择德性的中道。“很显然，人的幸福离不开人的行为之善”，人的行为需要理性的指导才能达到幸福这一终极目的，理性是人天生具有的自然能力，它帮助我们辨别善恶，并趋善避恶，开启充满理性精神的美好生活。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亚氏倡导正义观，人们的行为要合法、公平，符合“中道”的标准，寻找适中的行为以符合德性的要求。古希腊美好思想的溯源中，充满了追求真理的理性主义精神，在追求德性完满性的同时，力求道德上的至善。

三、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美好生活

马克思恩格斯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理想进行了毕生的艰苦奋斗，他们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集中体现了对人类美好生活的设想。而要过上美好生活，首先要实现人的解放，共产主义社会首要关注的是“人”的问题，彼时人的本质实现了回归。劳动被消灭，即解除了劳动对人的自由的禁锢，劳动不是谋生的手段，它的最高目的是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人从事劳动实践不再挣扎于解决生存问题，而是自由且自觉的去参加自己感兴趣、可以自我实现的工作。私有制的消灭，使得人们不再是物质、金钱的奴隶，人人都为社会做贡献，社会服务于每个人，人与人之间利欲熏心的关系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友爱互助、人性纯粹，人们过着有意义的美好生活，享受工作和生活的乐趣。愚昧使人禁锢在狭隘的物质世界，智慧则让人在现实与精神世界中实现自由与解放。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实现人道主义”，人们不单单满足于物质上的供给，还追求愉悦、充实的精神生活，人们在工作的同时不断学习思考，探求真理与知识，完成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解放与自由。社会大分工被取缔，人由“专才”向“全才”转化，人一生不再只重复机械单一的工作，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多种行业和岗位，尝试有多种“可能性”的生活，不再被劳动本身而束缚。人们的需求也会得到极大的满足，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人支配物质欲望，物质成为人的附属品，人在全面发展过程中所需的必需品获得充足供应，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这也是人获得自由的标志。物质大生产使得商品琳琅满目，人不需因为衣食起居而担忧，生产效率的提高缩短了人们的劳动时间，人们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充分的发展自己的个性，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组建自由人联合体，共同生活在美好的自由王国。

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好生活思想，展现了一个“关注自我”、“解放自我”和“实现自由”的美好生活状态，它是劳动人民不受剥削和压迫的平等、公正、和谐的社会，是每个人都能追求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社会，更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声明。虽然在其一生中都未能达成夙愿，但它为当今社会主义国家指明了奋斗的方向，更成为我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依据，我国党和人民会坚定的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进道路上，坚定不移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宏伟蓝图。

注释：

i习近平 十九大报告，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