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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丝绸之路背景下广西与东南亚之间宗教风险发生机制研究

2019-07-05张可

智富时代 2019年5期

张可

【摘 要】广西是新丝绸之路的对外有机衔接门户,占据“一湾相挽十一国,良性互动东中西”的独特区位。在现今社会宗教呈现出渗透性和弥散性等特征,世界上的任何国家都不能完全摆脱宗教的影响,社会各个阶层都有宗教信徒,这更加需要重视宗教对于东南亚地域的良性互补,对于宗教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调试控制,加强文化的融合互动,规避潜在文化危险。在这样的战略背景下正确认识东南亚的宗教风险类型和发生机制,以便能积极引导宗教的正面力量,团结沿线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补充经济贸易战略的不足,合力共推我国与东南亚之间的文化区位,打造符合沿线各国利益的“一带一路”战略。

【关键词】新丝绸之路;宗教风险;发生机制

“宗教本身不是风险,但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出现宗教风险。”宗教在世界范围内很大程度的影响着各国之间政治、文化、经济之间的发展脉络,作为一种文化变量,它发挥着助力推动着世界文明之间的交流共生,但是同时在另一个方面,世界范围内的一些动荡和不安也是由于宗教而产生的风险所引发的。这种宗教的“蝴蝶效应”使得我们不能忽视与小觑任何宗教势力的影响。在“一带一路”中新丝绸之路的推进会与沿线各国进行经济交流和文化融合,不同沿线国家都具有独特的宗教信仰发生环境和历史发展轨迹,这就更需要积极引导宗教的正面力量,团结沿线各国之间在文化上的交流,弥补补充单纯的经济贸易往来的不足,合力共推共建我国与东南亚沿线各国之间的文化区位互动,积极正面的打造符合沿線各国利益的“一带一路”战略。

广西作为新丝绸之路的对外有机衔接门户,占据“一湾相挽十一国,良性互动东中西”的独特战略位置,这就应该根据国家战略要求去释放自身地理位置中“海”的潜力、激发“江”的活力、做足“边”的文章,成为中国打造“一带一路”中南地区的支点。这就更加需要重视宗教对于东南亚地域文化的重要性,尊重当地各国的宗教信仰,推进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化良性互补。而这就要求我们要掌握东南亚各国的宗教发展现状,通过宗教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规避和调适控制,加强区位文化的融合互动,避免发生潜在宗教危险以影响国家之间的友好往来。

一、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宗教风险类型

在现今社会宗教呈现出渗透性和弥散性等特征,世界上的任何国家都不能完全摆脱宗教的影响,社会各个阶层都有宗教信徒。“宗教风险”这个词从宽泛来说是指通过宗教事件所引起的恶性或不理想状态,其中主要表现是政局动荡,恐怖极端势力等。通过对沿路国家宗教形势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种类型:

(一)宗教原教旨主义风险

二十世纪下半叶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从中亚和中东等地向东南亚传入,东南亚留学生是其主要的传播渠道。这些留学生们到阿拉伯国家学习阿拉伯语,特别是沙特、埃及两地的大学最受欢迎。在中东学习过程中,他们受到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回国后并把这种宗教思想进行宣扬。另外书籍杂志互联网也成为主要传播方式,例如毛杜迪、库特布等人的著作被大量翻译为马来西亚文,电视、互联网新型通讯技术的发展也加速了中东原教旨主义在东南亚等地的传播。

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对东南亚影响一是使得教派的戒律成为评判个人甚至政府对错的标准。在东南亚地区许多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风俗是非伊斯兰教的,并不符合《古兰经》里面的教义,比如婚礼上的音乐、皮影戏等,这些都受到后来原教旨党派的禁止和抨击。二是原教旨主义限制了东南亚妇女的平等独立,在性别上回归传统,实行性别隔离和性别分工。例如马来西亚出版的突斯汗著的《幸福家庭系列》对穆斯林妇女约束成为好母亲和贤内助,但是与之相反的是马来西亚也有一些妇女在社会一些领域中占有重要作用,“伊斯兰姐妹”(SIS)则重新解释《古兰经》,承认男女性别差异,追求性别平等。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中的安拉主权,性别歧视和建立伊斯兰教国等教义理念与现代国家的政教分离、性别平等等观念有所相离,在新丝绸之路的建设中要谨慎认识处理这类型的风险情况。

(二)宗教教派多元矛盾冲突

宗教教派矛盾冲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东南亚各国之间不同宗教派系之间的外部矛盾,如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基督教和当地的民间宗教之间的冲突。二是东南亚各国宗教内部之间的分歧差异,如伊斯兰教派里面的什叶派和逊尼派等。

每个宗教都有自己的教义和戒律,宗教发展需要向外不断扩张势力,这种扩张引发各种社会势力的角逐,冲突风险便触发了,例如近代越南天主教和佛教之间的严重矛盾。20世纪中期,吴廷琰伪政权为了自身政治地位和话语权制造佛耶冲突,他本人是天主教信仰者,其家族也是在国际天主教界有着显著的知名度,通过美国天主教势力的帮助,他就任当时越南的总统,执政期间他挑拨佛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关系,禁止佛教徒聚众集会,悬挂佛旗等,爆发了“舍利寺被毁”、“顺化佛诞枪击”等冲突事件。

缅甸在2013年3月的时候也发生过佛教与伊斯兰教派的冲突。中部米铁拉的一家穆斯林教徒经营的金饰商店里,一位女性佛教顾客在买东西时与店主发生了争吵,女顾客声称遭到了严重的殴打,随着事件的升级,这个引发点变成了佛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教派矛盾演变成了一场持续三天的暴乱,40多人在这场事件中丧生,多出宗教场所和商店被砸毁。除此之外,在佛教占统治地位的泰国,其亚拉地区是穆斯林居住区也是冲突频发。不同宗教教派与当地政权相紧密联系,宗教势力和政治商业势力相纠葛,宗教教派外部的矛盾冲突复杂棘手,是各方政治集团的政权角逐的重要筹码。

(三)宗教极端组织危害风险

与广西临近的东南亚国家存在伊斯兰分离主义、佛教极端主义等势力。在美国9·11和攻打阿富汗事件的刺激下,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出现跨地区的趋势,愈发活跃。例如马来西亚成立的KMM圣战者组织就是其中一个,他们组织里的大部分人曾到中东留学和训练,主要通过伊斯兰教捍卫者阵线、圣战团等组织进行恐怖事件,如抢劫银行、袭警和攻击教堂等。他们的主要活动范围是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两个国家。另外在2014年“马来群岛战斗小组”组建,他们以马来西亚语为主要沟通工具,在马来西亚群岛和菲律宾等地进行恐怖活动。其中尤其以菲律宾最为严重,其南部成为了恐怖组织的主要策源地,在这样的情况下,北部的天主教组织也被极端穆斯林所侵入,造成菲律宾的穆斯林教徒的分裂。

虽然佛教较为温和,但是缅甸佛教因为其政权实行“缅甸族-缅甸语-缅甸佛教”的信仰政策,其佛教极端势力经常阻挠中国在其国家投资和合资的贸易项目。

极端主义分子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恐怖主义活动,这些暴力事件所造成的后果是恶性和巨大的,是潜伏在世界和各国的定时炸弹,威胁着全球的和平与安全。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国家,特别是位于对外门户的边疆地区广西,应该积极抵御和反对极端主义的渗透,特别是一些威胁我国独立主权的势力。新丝绸之路既要强调与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又要注意极端势力的渗透和危险,发挥好宗教在共公共外交上的影响。

二、新丝绸之路宗教风险发生机制

新丝绸之路中宗教风险的表征有很多类型,这些表现背后都有其各自的诱因,总体来说主要是因为跨区域共同体上层意识缺乏凝聚力,不管是政治上还是文化经济上都会诱发宗教风险的发生。宗教风险风险的发生总共可以总结为四个部分,宗教政治博弈、区域信仰差异、缺乏完善的制度保障,民间新兴宗教兴起和难民隔阂等方面。

(一)宗教政治化利益博弈

宗教自古以来其兴盛和衰败都与政治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宗教政治化即把宗教作为民族团结、推进国家发展的助力,同时宗教也成为各种社会势力分裂国家,破坏和平统一的倒退力量。宗教本身具有排他性特征,信仰的虔诚与纯洁要求信仰者所信仰的宗教都是唯一的,不同信仰团体之间是相互排斥的。当政权被狂热的宗教分子所掌控时,不同宗教之间的政治博弈就开始了,不同信仰群体之间的冲突矛盾也越演越烈。特别是在一个有着深厚宗教信仰的地区,宗教遗留下来的势力可能胜过世俗的权威,宗教介入政治成为政治力量的一部分,利益集团通过宗教力量来支撑其统治,同时一些宗教狂热分子也会利用政治商业利益便利其自身宗教集团的发展,这样就会造成利益和权利集中在一个教派上,引发弱势宗教与其之间的冲突。

例如在印尼,虽然政府一直反对国家政权伊斯兰化,但是在苏哈托时代,他通过利用其他宗教势力压制和利用伊斯兰思想,对极端伊斯兰分子给予严厉的镇压。在1965年的“9·30”事件中,他利用伊斯兰的势力让自己上台,占据印尼人口85%的穆斯林信徒让他在选举中占有绝对的优势,而伊斯兰信徒不满原来苏加诺的打压政策,希望通过换届来进入权利的核心部分。当最终苏哈托如愿上台后,他却维持沿用了苏加诺对穆斯林的手段,当伊斯兰的势力威胁政权时则打压,当利用其势力打击军队影响时则讨好。可见在印尼的政治舞台上政教从未真正分开过,但这样的后果就是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苏哈托被迫下台。

与广西临近的东南亚国家中,宗教运动较为活跃,2014年伊斯兰极端势力组建的“伊斯兰国”与东南亚地区30几个极端组织有来往,并有“圣战者”到叙利亚参战,与“伊斯兰国”结盟。东南亚各国政治与宗教之间来往根基密切,不可能简单的分离,他们之间互补相成的,而诱发宗教政治之间的矛盾不是东南亚各国的常态,只有在宗教过度卷入政治势力时才会形成摩擦。在与东南亚各国交往合作的时候,如和有效的防止其当地宗教过多的参与政治,是维持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东南亚政府面临的重要考验。

(二)区域信仰文化差异认同障碍

宗教教派之间的隔阂很多时候是文化差异引起的,不同文化差异双方受到出生地习俗、信仰等多方面的文化影响,各自形成独立的思想意识,在两者的沟通交往中,达到价值共识是顺畅交往的基础。新丝绸之路上很多国家是由宗教信仰的,而且这些国家的宗教习惯不仅在意识形态上约束着当地的民众,同时在平常社会生活中也对他们的着装道德有着相应的要求。这就造成不同国家生活的人们之间有着思想和行为上的巨大不同,这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导致情感认同上的障碍产生。而情感障碍会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存在隔阂并且容易导致摩擦和矛盾,相对于国家政策上和贸易之间的合作,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融合具有更加长远和深刻的意义。因此,消解和减少信仰文化差异,对于沿线国家来说是解除宗教风险的重要目标。

(三)沿线国家合作制度缺乏完善

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数量较多,宗教信仰复杂,对于这样的一个大的区域格局如果缺乏一个统一完善的合作机制则会引发多种矛盾和冲突。多国协作的推进需要必要的规则和约束,现在沿线国家与我国的合作发展才刚刚开端,缺乏一个共同的区域合作法案来保障沿线国家的利益安全。虽然与临近各国都签有一些贸易政策协定,但是这些项目并没有形成一个严密的合作框架,“功能性”合作多于“制度性”的合作,这样的合作还只是分散的,缺乏民族文化凝聚力的。同时在这样的功能性框架下,很多深层次的内部问题也会随着合作时间和合作深度的加深而暴露出来,导致民族矛盾进而引发宗教风险。

另一方面,现在还没有一个民族文化相互沟通的平台机制,这样容易形成区域信仰文化上的差异。市场化运作“共商共建共享”的商贸活动,通过文化协同补给带动民族融合发展,现在影视剧作、书籍、网络视频、购物平台等等都是加强文化协同的手段,例如我国的阿里巴巴淘宝电商购物平台已经影响到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购物习惯,同时泰国的电影和电视剧也在近几年大量引入中国,利用“软实力”文化的资源共享,更好的实现民俗理解、宗教信仰理解和民族理解。

(四)民间信仰新兴宗教兴起及难民迁徙隔阂iii

民间宗教的信仰基础在乡村,他们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这种基础的核心力量是农民阶层,这与一些以人民为基础的政党之间容易发生摩擦。东南亚各国除了传统的世界性宗教比如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教派,还有一些兴起的新型宗教和本地民间信仰等。例如在新加坡,佛教占有42.5%的人数,新教占有10%的人数,伊斯兰教15%的人数,道教占有8%的人数,可见新教的比重已经在新加坡占有较大的影响力。虽然在信徒规模和社会势力上可能不及传统的世界性宗教,但是他们的活跃程度却不容忽视。西方的摩尔门教派、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是近代欧美地区产生的宗教,他们以基督教为母体衍生出来,在东南亚新加坡、泰国等地都有正式的总会驻地。印度的赛巴巴、国际奎师那知觉协会等教派是从印度流传到东南亚的新兴教派。

另外,中东地区的恐怖组织和内战导致很多居民流离失所,大量逃徙迁移至欧洲,部分到了东南亚地区。这些难民本身就是迁徙移民过来的民族,这样在信仰上、文化上、生活习俗上都更加倾向接受原来环境中的宗教信仰和习惯。这样就容易在文化上产生矛盾冲突,中东地区的宗教以伊斯兰教为主要信仰,而在东南亚流行的伊斯兰教与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教在教义上有不少差异,所以这也成为难民迁徙隔阂的原因之一。

三、结语

宗教文化调试建设的根本保障是相应的文化理论支撑,完善政策制度和相应的法律法规。

广西作为对外衔接的有机门户,在新丝绸之路中占據着十分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战略位置。而其自身与东南亚各国保持良好的国际关系是建立友好交往的前提和基础。宗教在社会文化中具有积极和消极正负两面的作用。我们应该充分积极引导宗教正面的社会作用,发挥宗教团结协同的功能,同时谨慎防范宗教消极的作用,避免宗教极端分子和恐怖组织利用和歪曲宗教教义危来害社会。在新丝绸之路的合作战略下,充分发挥宗教补充文化功能的作用,使之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团结宗教信众建立平等对话的可持续发展的南方新丝绸之路。

【参考文献】

[1] 郑筱筠《“一带一路”战略与总结奥风险——基于可能性和必要性视角》[J]世界宗教研究.2016(6).

[2] 郑筱筠:东南亚宗教对我国对外发展战略的影响[J].中国民族报,2013(6).

[3] 王皓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宗教风险的基本类型[J].中国宗教,20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