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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荣作上台前后对华态度差异性分析

2019-07-05丹睿

智富时代 2019年5期
关键词:差异性

丹睿

【摘 要】佐藤上台前对华政策是其与池田首相竞选的重要突破口。其团队制定了较激进的对华政策草案,但佐藤保守渐进,只表示出愿意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意向,未下重大变革决心。其后佐藤在与中方实际接触过程中获得了中方好感,尤其在久野忠治积极推动下,被塑造为对华友好的失真形象。经党内派系妥协被指名上台后,佐藤由于自身执政根基不稳,为了迎合右派支持,执政初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奉行了对华消极的政策。这一举措与其上台前中方所误判的友好形象形成鲜明反差,加深了中方对其两面性的批判,致使其执政7年也未能打开中日关系。

【关键词】佐藤荣作;对华态度;差异性

有關佐藤内阁早期对华政策,不少学者认为其上台前后经历了由积极到消极的转变,持该结论的依据包括其在与南汉宸谈话时提到“政经不可分”原则,以及在与周恩来会谈问题上表现出了积极态度,期间中国也对佐藤所表现出的种种迹象给予了高度评价。而其后对华消极政策是上台之后逐渐开始转变,即从上台前的对中友好转为上台后的倒退甚至敌视。这种观点注意到了佐藤上台前后在对华政策上表象的差异,但对表象后的深层次原因还探讨不够,因此很难解释佐藤这一政策迅速转变的缘由。本文通过对佐藤对华“友好姿态”的深入考证,更清晰揭示其背后考量,阐明其真实动机。

一、佐藤上台前对华保守立场

1964年7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对佐藤来说,是其冲击权力顶峰的重要战役。为了筹备此次选举,佐藤在1月初就组建了团队并启动以其名字首字母为代号的“S行动”,该团队成员包括以产经新闻记者楠田实为首的媒体人士,也包括党内年轻官僚,之后还加入了学者,主要负责为佐藤竞选制定施政方针理念,实际上佐藤上台后,该团队并未解散,一直秘密充当其背后幕僚。当时佐藤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当属时任首相池田勇人,在已经连任两届首相的池田带领下,日本经济经历了60年代初的飞速发展,国民收入翻番。可以说池田政权的核心优势是经济成功,而佐藤若想与池田角逐,只有通过在其他领域的不同政见与之抗衡。而当时日本各界关注的中日关系领域,池田内阁并未提出有效改善和解决办法。因此,在佐藤团队计划里,“中共问题是最紧急的课题。” i

该团队在5月5日完成了全文2万余字的报告书草案,其中涵盖了世界观、保守主义理念、外交政策等众多方面内容,该报告其后经修改成为佐藤正式竞选宣言——《向明天的战斗》。

报告书草案中对于世界观表现出了乐观的态度,认为以战争为前提思考事物的时代已经结束,全世界人民希望和平与向上的生活时代已经来临。该报告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其专辟一栏对中国政策的思考,提出“在当前态度上,由于中共也期待和平共处的路线,可以以政经分离为原则在经济、文化、交通、新闻记者、人员交流等一切可能的领域,加深日中的接触。在输银为基础的中共经济合作方面自信地推进,对中共不采取封锁政策。在将来方向上,应该持这样的立场,即实际支配和代表了中国本土7亿人民的中共政府不参加国际社会的话,真正的裁军和国际经济关系调整都是无法实现的,期待中共政府早日进入国际社会。”报告还指出“美中关系的调整对亚洲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建议日本在美中关系改善和正常化上发挥桥梁作用。呼吁中国在亚洲设定无核地带。” ii

应该说上述报告书对中政策总体上是积极的,希望日本能够改善与中关系并在中美关系调整上发挥桥梁作用。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其局限性,比如在短期内仍然倡导政经分离原则,有意在中日关系改善中设立“无核化”的障碍。此报告的基础不是出于中日间彼此互信互利,而是对当前国际形势缓和的预设,一旦国际形势出现变化,报告的根基也将发生动摇。另外在中日关系核心的台湾问题上,该报告以“围绕日美、日台关系现状改变的前提还不存在” iii为基本意见,单纯强调要慎重,并未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

随后的5月12日,佐藤召开了该报告的草案讨论会。会上就中国问题,佐藤表示“中国双方都声称一个中国,‘两个中国的说法还有点早。汉族三四十年的实际情况,说断就断还太早了。只有‘国民政府是正统政府这种说法是可以的。” iv从报告书的草案和佐藤的态度可以看到,为了争取竞选上的突破,佐藤团队在对华政策上提出了激进的主张,但佐藤态度还偏保守犹豫,既否定了“两个中国”提法,同时还是将台湾当局作为“正统政府”。

从6月27日最终发布的正式政策纲领《向明天的战斗》v中来看,关于中国政策的表述简化为“期待中共不进行核武装,采取和平共存的路线。深化中日间当前经济、文化、人员交流等所有可能方面的接触。”这个纲领与5月报告初稿相比,删除了对华积极认识方面的表述,对中日政治问题则绝口回避。而在日美关系方面,则宣称“日美间存在深厚的信任和友情。这不仅限于政府层级,通过政界、财界、学界、劳动界、文艺界等众多民间各层接触而更加深厚,将日本应该说的逐个逐个传达给美国是必要的。美国的亚洲政策对亚洲和日本的和平稳定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希望美国不要产生误解,日美应该紧密地交换情报。”

可见上台前佐藤虽然有意发展中日关系,并刻意回避了池田时期中日“政经分离”的交往原则,但还没有下定大力推进的决心,倒是在对美态度上颇为积极,一再强调日美友好及紧密协商的重要性。佐藤在竞选大纲中的对华态度较之其给中方留下的对华友好形象还是有所出入,而此间的形象偏差的产生则与其在同中方的接触过程中的表现息息相关。

根据田川诚一记载vi,在1964年中国经贸展举办之际,时任北海道开发厅长官的佐藤将亲中干部久野忠治请到府邸,向其表示“在晴海举办的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的剪彩仪式中方南汉宸似乎要来日本参加,既然这个展览通产大臣反正不会出席,我去怎么样呢?”久野显然被佐藤这一想法惊讶到,向其表示“这个当然可以。只是突然去贸易展有点奇怪,在此之前与南汉宸先见一面如何?”。佐藤回复道“如果你能安排的话,见一下也是可以的。”

仔细推敲可见佐藤与南汉宸最初的会见并非佐藤率先提出,佐藤起初只是利用通产大臣不出席中方展览会的机会,在公开场合表现自己对中友好的姿态,不排除其为了服务选举而吸引眼球的政治目的。该会见只是在久野首先提出后,佐藤表示了附和,并且未对久野这一建议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和期待。

随后久野很快通过与肖向前商谈得到了中方肯定答复。但是在会面地点上,佐藤提议在其长官室进行,中方以“现在中日邦交还未正常化,中国要人在日本政府的办公场所出现不合适”为由予以婉拒。得知此消息,佐藤面露难色地嘀咕道“这边特意以‘政经不可分来对待,在办公室与没有外交关系的中国人会面,他们那边为什么不愿意真是搞不懂。” vii并且决定取消这一会谈。

根据日方记载,佐藤在得到中方回复后提到了“政经不可分”,但显然当时是带着被拒绝的负面情绪进行的表达,更多地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情绪发泄而不应作为佐藤对中政策成熟的态度。进一步看,中方出于两国当前不存在外交关系,对会见场所有所顾虑也是合理反应。但对于中方的回复,佐藤不是积极思考如何解决中方顾虑,而是直接取消会见,这也从侧面反映其对会谈本身并非特别重视。

之后肖向前向北京报告了情况,并得到了高层对会谈地点让步的首肯,中方主动进行联络商讨恢复会谈事宜。5月14日,佐藤见到了南汉宸。在谈到日中关系应该有的状态时,佐藤表示了“我希望能按照‘政经不可分来进行。下次中国经济贸易展,如果我能成为通产大臣的话,剪彩典礼是想参加的。现在的通产大臣没有这种勇气。” viii

目前就两人的会谈记录还未有更全面的记录或回忆披露,只是经转述的片面记载。佐藤在这次与南汉宸私下谈话中所提及的“政经不可分”究竟是在什么语境或出于什么考虑还无法定论,但结合上文提及的5月12日佐藤在参加“S行动”组报告讨论会上的消极发言,很难断定佐藤此番表态是对中政策的转变,更可能是为营造会谈气氛需要或一时不成熟的想法。另外,对于当天会见,佐藤在日记仅仅只有“和南汉宸在佐藤事务所会见” ix寥寥几字而已,也从侧面印证了该事件在佐藤心中并无特殊意义,他这一连串表现,无非是谋求总裁竞选的政治资本。不过佐藤的表态在中方却引起了积极评价,促成了中方高层与佐藤的快速接近。

在中国国庆前夕,久野受邀参加庆典,在出发前久野去拜访了佐藤。受之前佐藤与南汉宸会话鼓舞,久野询问了佐藤对与周恩来会见的意见。佐藤回答道“实际上我很早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想直接与周总理会面,推进中日更加友好。”久野抵达中国后很快将这想法向中方转达,中方对此进行积极回复道“久野先生的提案我们也曾考虑过,最后得出了一定要让此实现的结论。” x双方还商定于11月在缅甸首都仰光促成周恩来与佐藤会谈。

久野于9月30日将此情况向东京佐藤秘书楠田实进行了反馈。在接到楠田报告后,佐藤表示“现在国内局势非常微妙xi,会谈这事就算了吧。暂时在你心里藏好。” xii实际上,佐藤在久野拜访前的9月9日就已经知道池田首相得癌症入院之事。 xiii佐藤一方面明知池田患癌仍向久野表示愿意与周恩来会谈,另一方面当久野安排好后又以池田癌症推脱。这种做法很难说佐藤真的有与中方认真会谈的诚恳态度,亦或佐藤最初就没有想到久野真能够成功安排与周恩来的会谈。

再从佐藤给久野回复上看,可以体现其实他对久野并非十分信任。佐藤接到久野汇报后,并没有立即给久野回复。还是久野实在等待太久再次向楠田联系时才得到回答,楠田仅仅简单地说道“那个事情还是算了吧。”久野未被告知具体原因,在需要向中方说明取消会谈却不知该如何解释时,还是中方向其提得到了池田首相患癌症的情报。廖承志向久野表示“久野先生,我知道了。会谈无法举行的原因是池田首相患病了。好像是癌症。这样一来佐藤无法离开日本了。既然池田病倒,接下来应该是佐藤接替了。他成为总理,不能来仰光也不是没有道理。然而佐藤已经同意了政经不可分原则,日本此后也会在对中政策上摆出向前姿态。我们对此十分期待,对于佐藤政权的诞生从内心表示欢迎。” xiv

佐藤宁愿冒着被中方误解的危险,也不愿意通过久野向中方解释真实情况,甚至在与中方商量调整会面时间都未尝试的情况下,单方面取消了会谈。而中方通过自身渠道得到了池田首相患病的消息,不仅友好地解读了佐藤的“苦衷”,还对佐藤的上台寄予厚望,认为“佐藤荣作先生是有先见之明的政治家。” xv但综观佐藤上台前对中政策思考与初步接触,不管是其智囊团还是他本人,都未曾坚定改善对中关系的想法,在内部讨论以及公开表态中也未明确提出和阐述“政经不可分”原则。而被中国方面视作友善姿态的“政经不可分”仅仅是其在私人场合的某次即兴表态,这种态度在久野的放大下不经意间向中方传递了不太准确的消息。

久野本人是亲中派,对中日关系改善极为热心,但恰恰这种热心使他在向中方传递佐藤真实想法时可能出现了偏差。在一次访问中国被廖承志问道佐藤荣作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久野回答“我认为他是果断且一定會践行的人。有点像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类型,我们有西方戴高乐、东方佐藤这一说法,非常尊敬他。” xvi但根据曾与久野接触过的美国公使评价,“他的观察正直,但算不上聪明的人。” xvii不论是与南汉宸的见面,还是与周恩来的会谈安排,都是首先由久野向佐藤提议,佐藤虽表示同意但并未表示出极大兴趣,然而久野在接来下的安排和评价上却表现得异常积极,某种程度上容易让中方误解为佐藤自身的积极态度。

总体来看,佐藤上台前对华政策思考主要以服务其竞选为目的,公布的施政方针上表示了期待加深双方接触的愿望。佐藤早期对华意识虽不能算敌视,但也并非中方所认为的友好。其通过久野向中方传递并塑造出的友好形象,很大程度上由于久野个人因素影响有所失真。当其因池田病重而意外得以上台组阁后,其对华政策不得不在更为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下,进行调整和改变。

二、佐藤上台后对华消极政策

1964年11月9日,佐藤继任病重的池田担任首相。然而他的上台并非通过自民党总裁选举,再经国会选举的正常程序,而是党内为避免各派别激烈权力斗争,高层通过利益妥协的权宜之举。他上台后留任了池田内阁大部分阁僚,上台过程决定了其执政基础的不牢固,需要胞兄岸信介等自民党右派势力的支持。12月16日,亲台湾派的自民党议员贺屋兴宣、滩尾弘吉、毛利松平等自民党议员就组建了“亚洲问题研究会”,有组织的对佐藤政权对华政策进行施压。因此在对华政策上,他不可能大幅调整改善对华关系,而是迎合右派采取了消极立场。

在上台后第二天的记者会上,他就中国问题向媒体表示“中共问题是日本当前外交的基本问题。中国有‘两个国家,两者都同样坚持宣称‘一个中国的时候,外国还要提”两个中国”吗?这才是干涉内政吧。不管幸与不幸,日本已经与‘国民政府缔结和约。然而蒋总统在终战时的好意不能成为日本人民态度的束缚。虽然我们对蒋总统非常感谢,但不能用感情论来处理这个问题。” xviii佐藤此番表态与他竞选时的较为中立的立场已经开始发生偏转,虽然表面上表态不应宣称“两个中国”,属于干涉内政行为,不应以感情处理台湾问题。但实际又暗示当前存在‘两个中国,并支持非法的台湾当局和‘日台和约。

佐藤的表现自然也引起了中方的警惕。人民日报12日就转引了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日共国会议员团副团长川上贯一对佐藤内阁的担忧,指出“众所周知,佐藤新首相幕后有极端反动的岸信介、吉田茂和赖肖尔等人的强烈支持,佐藤被指名为首相,这是根据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主流派的要求。它们的意图是,在从属于美国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地加紧复活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因此它(佐藤内阁)恐怕会成为比以前的内阁更加反动的内阁。” xix

其后事实的发展也验证了川上和中方对佐藤担忧的前瞻性。1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长彭真一行出席日本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入境申请被拒绝。本来彭真一行是战后中国派往日本级别最高的政治家,是改善中日关系的良好契机,而佐藤这种做法无疑加深了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也让之前中共对其的好感逐渐消失。11月21日,外交部就彭真一行被拒发表声明严正指责佐藤的不当措施,并称“这不是发不发签证问题,而是新的佐藤政权对待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态度问题。” xx

尽管中方发表了严厉指责,但21日他以首相身份在国会的发言依旧消极,“政府一直以来与‘中华民国政府维持正式外交关系。与中国大陆之间,在政经分离的原则下,开展民间贸易和其他方面的接触。在中共进行了核试验的当前,我不准备考虑改变这一基本方针,但我会根据今后国际形势的发展,慎重且认真地考虑如何对待处理这一问题。” xxi

佐藤不仅重申了与所谓“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和“政经分离”原则,还公然表示出当前不愿改变的方针。这也进一步验证了其之前与南汉宸谈话中所谓“政经不分离”仅仅是粉饰之辞,绝非真心之意。面对佐藤政权反中姿态的日渐清晰,中方也给予了强势回应,人民日报连续三天接连发表了《佐藤政府敌视中国人民的严重行动》xxii、《不识时务的佐藤政府》xxiii、《佐藤荣作的白日梦》xxiv三篇评论对佐藤政权进行猛烈抨击。

佐藤上台后不仅在政治上对华表态消极,在经济交往上较前任池田也有显著倒退,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关于“吉田书简”的态度。

早在1962年池田内阁时期,中日双方代表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在签订的《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中,就提到采取日本输出入银行(输银)资金延期付款方式扩大大型成套设备出口。1963年池田内阁也肯定了仓敷株式会社维尼纶成套设备通过输银延期支付向中国出口。然而此举受到了台湾当局的强烈抗议,一度致使日台关系紧张。1964年,池田请吉田茂赴台改善关系,吉田访台期间与当局达成了部分协议,即所谓的“吉田书简”。其中很重要一条就是日本于中国大陆的贸易关系应以民间为限,不应涉及政府援助。

池田内阁时期,一般将“吉田书简”作为私人信件处理,实际上对政府不具有正式约束力。而佐藤上台后,关于日纺公司和日立造船厂能否使用输银资金延期支付方式向中方出口又起了纷争。

1965年2月6日,官房长官桥本登美三郎在会见内阁记者团时表示“所谓的‘吉田书简因为并没有从池田内阁继承,跟佐藤内阁没有关系。” xxv官房长官的发言应该说与佐藤幕后团队在《面向明天的战斗》草案中提及的“自信地推进以输银为基础的与中共经济合作”意见相近,但正如佐藤在报告修稿时表现出的后退一样,在2月8日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当被要求对官房长官发言确认时,佐藤表示“我认为没有直接关系但有约束力,虽说是代表吉田个人,但它与当时政府的方向并非完全不同,官房长官的发言才真正跟我毫无关系。” xxvi由于佐藤的这种言论,中方废除了与日立船厂的契约,人民日报也发文“中国人民对佐藤政府绝不抱有任何幻想。” xxvii

回顾佐藤上台前后的对华意识和政策,并非简单地由积极到消极的骤变,而是其谋求当选和巩固政权的利益选择。不管从自身政治派别,还是从国内外形势,佐藤在当时都不具备真正推动中日关系变革的决心和力量。其上台前对华友好形象经由久野推动,造成了失真的误读;其上台后的消极态度,则是其迎合右派势力,稳定政权的首选之策。前后形象的巨大反差也加深了中方对其“两面派”的指责,为其后试图打开中日关系局面陡增障碍。

注释:

i井上正也:《日中国交正常化の政治史》,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第305页。

ii楠田實:《佐藤政權·二七九七日(上)》,東京 : 行政問題研究所出版局, 1983,第59页。

iii楠田實:《佐藤政權·二七九七日(上)》,東京 : 行政問題研究所出版局, 1983,第59页。

iv千田恒:《佐藤內閣回想》,東京:中央公論社,1987,第31页。

v楠田實:《楠田實日記》,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1,第914页。

vi 田川誠一:《日中交流と自民党領袖たち》,東京 : 読売新聞社 , 1983,第26页。

vii 田川誠一:《日中交流と自民党領袖たち》,東京 : 読売新聞社 , 1983,第27页。

viii 田川誠一:《日中交流と自民党領袖たち》,東京 : 読売新聞社 , 1983,第29页。

ix 佐藤榮作:《佐藤榮作日記(第二卷)》,東京:朝日新聞社,1998,第126頁。

x 田川誠一:《日中交流と自民党領袖たち》,東京 : 読売新聞社 , 1983,第30页。

xi 此时佐藤在该年度总裁竞选中已落败,但连任的首相池田勇人因癌症已住院。

xii井上正也:《日中国交正常化の政治史》,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第311页。

xiii佐藤榮作:《佐藤榮作日記(第二卷)》,東京:朝日新聞社,1998,第175页。

xiv田川誠一:《日中交流と自民党領袖たち》,東京 : 読売新聞社 , 1983,第31-32页。

xv丹羽文生:《日中国交正常化と台湾—焦燥と苦悶政治の決斷》,东京:北樹出版株式会社,2012,第14页。

xvi田川誠一《日中交流と自民党領袖たち》,東京 : 読売新聞社 , 1983,第29页。

xvii井上正也:《日中国交正常化の政治史》,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第311页。

xviii 《朝日新聞》,1964年11月10日,東京版夕刊。

xix 《人民日报》,1964年11月12日。

xx 石川忠雄等:《戰後資料日中關係》,東京:日本評論社,1970,第330页。

xxi 第47回衆議院本会議,1964年11月21日。

xxii 人民日报,1964年11月23日。

xxiii 人民日报,1964年11月24日。

xxiv 人民日报,1964年11月25日。

xxv 古川万太郎:《日中戰後關係史》,東京:原書房,1988,第241页。

xxvi 古川万太郎:《日中戰後關係史》,東京:原書房,1988,第242页。

xxvii 《人民日报》,1965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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