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波

【摘 要】中韩两国书院是血脉相承的关系，中国书院制度传入韩国后，其基本的教育职能得到了保持，但由于诸多因素影响，又和中国书院呈现很多差别之处。本文着重从教育目的、内容、方法、教师、教育对象几方面对两国书院教育进行比较，探究书院教育制度的发展面貌。

【关键词】中国书院；韩国书院；书院教育；比较

书院在中国的历史较为悠久，是中国古代士人的文化组织，也是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起始于唐代，兴盛于宋代，流变于清代。随着中国文化的向外传播，书院制度也走向国外，尤其在韩国得到了相当的发展。然而，由于渊源一脉和历史文化背景的区别，中韩两国书院既有显示共性的相同之处，又有展现特性的不同之处。

书院在韩国的传播与发展主要在朝鲜王朝时期，中国书院制度的确立与完善是在宋代。因此，本文以朝鲜王朝和宋代的书院为中心，对其承担的教育功能进行比较考察，揭示书院对两国教育以及社会、政治、国民思想等领域做出的贡献。

一、教育目的

宋代书院注重平民教育，打破了对学生的身份限制，因此教化大众成为宋代书院的主要教育目的之一。《白鹿洞志》载“聚四方之英俊，仅非取材于一域”，打破了唯官家子弟是教的传统，推动了教育向平民化发展。同时，宋代书院也注重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效法圣贤，这也是朱子学的教育目标。但书院并不以科举为最终目的，朱熹曾讲“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之友，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这种思想把儒生与利禄分离开来，使其不以科举和利禄为目标追逐名利。

韩国书院尊崇朱熹之理学，首先把个人藏修即修己作为主要教育目标，以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伊山书院院规中规定“尊崇圣贤教诲，坚信人性本善，致力于穷行心得，明礼适用。坚持立己，正己追求，志向远大学业，所行刻尊道义”，其中体现了要求儒生严于修己的教育目的。“法圣贤”是韩国书院另一个教育目的，李滉在指出书院存在的问题时曾指出“书院是为何而立？是为尊崇圣贤而立。”与此同时，韩国书院重视通过科举考试培养官员。如西岳书院就在院规中明示“根据国家的人才培养方针……诸史、子集、词章等科举科目不可不课”，使书院教育为科举考试做准备。

由此，两国书院教育目的的共同之处在于遵从儒家教育理念，修身修己，效法圣贤。不同之处在于宋代书院有教化民众之意，韩国书院主要面向两班贵族阶层。此外，宋代书院更注重学问的讲学，并不强调书院教育作为科举考试的后备所，而韩国书院与此相反，与现实结合，到后期更是成为士林势力的聚集之地，政治色彩浓厚。

二、教育内容

宋代书院以经义、文学为主要讲学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范仲淹在《南京书院题名记》中写道“讲义乎经，咏思乎文”，反映了书院的教学内容。主要教材包括“四书”、“五经”、《仪礼》、《周礼》等儒家经典著作。宋代书院讲学虽以儒家学说为中心，但不仅限于某一派的学说，在学术上有着一定的开放性，如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乾嘉汉学等都被囊括其中，如《太极图说》、《小学集注》、《明道学案语录》等都作为教材使用。另外《诗经》、《楚辞》、《五典》等诗赋也是书院学习的内容。

相反，由于16世纪的韩国朱子学盛行，再加之一般书院都以科举考试为教育目的，因此韩国书院的讲学内容则以朱子学派为宗主，对当时盛行于中国的阳明心学、乾嘉汉学基本上采取排斥的态度。如伊山书院的院规中就规定“诸生读书，以四书五经为本原”，石冈书院院规则规定“庄列老释之书，基局博突之戏皆不得入院”。因此，《小学》、“四书”、“五经”是各书院基本教材，一部分书院还使用《史记》、《词章》等。

可见，两国书院在教育内容上的共同点在于都以理学为主要内容之一，包含四书五经为主的经学，还包含一部分诗赋等文学内容。但宋代书院的教育内容更加广泛，不只尊崇一家之学，而韩国书院在讲学内容上有着相对的学术保守性。

三、教育方法

宋代书院一般采用讲解、答疑结合的方法。讲解主要是指导学生读书，教师将自己的治学经验包括读书的方法和原则等传授给学生，具体包括应该读什么书、如何提高学习效果等。这种指导大都是提纲挈领式的，主要靠学生自己刻苦钻研。如朱熹在其创立的白鹿洞书院所定的六条读书法，就属于指点性的。答疑是教师答复学生的质疑与问题，教师讲学过程中鼓励学生提出疑难，问难论辩。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时，经常亲自与学生质疑问难，他强调读书须有疑，“疑者足以研其微”，渐疑渐解，融会贯通，“方始是学”。这种讲学方法有利于学生进行独立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

韩国书院在教育方法上主要受白鹿洞书院的影响，采用讲义、问答式方法。讲义是大声诵读所学内容，并理解其中含义，按时间细分为“日讲”、“旬讲”、“望讲”、“月讲”。讲义之后进行问答式，以求“博学之，审問之、慎思之、明辨之”。除两种方法外，还强调学生的自律性，自觉进行学问的探究与研磨。

可以看出，两国书院的教学方法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宋代书院问难论辩气氛浓厚，而且院外的学者及其弟子也会参与其中，学术气氛浓厚。而韩国书院的讲学只限于本院之内，尤其到了朝鲜王朝后期，书院的祭祀功能占据上风，教育功能居于其之下，以致成为政治任务聚集的场所。

四、教师

关于教师，宋代小规模书院多是书院的院长，即山长自己担任。规模大的书院则人员较多，分工明确，担任讲师的主要有主洞、副讲、堂长等。这些人士主要包括名儒宿学、绝意仕禄以教授为业者、退职官员等。另外，宋代书院还时常邀请一些各个学派的大师、学者及其弟子来讲学或辩难质疑，称为讲会。如白鹿洞书院曾邀陆九渊讲授喻义，倡导陆氏本心之学的袁甫曾在象山书院、白鹿洞书院、番江书堂讲学。

韩国书院的讲师一般由上有司、山长、洞主、首任、院长等担任，不同书院在名称和任其上有差别，一般都是学行可为人师表的退休官员、隐退之士及博学德高之人，只限于在其所在书院进行讲学。

可见，中韩两国书院的教师都是名儒或德高望重之人担任，而宋代书院通过讲会的形式对教师的选择更为自由开放，而韩国书院讲师则限于本地之人，相对流动性较小。

五、教育对象

宋代书院不是官办而是民间自主创办，是向下层社会开放的，学生不受身份和地域限制，因而带有浓烈的平民色彩。不像官学专门以官家子弟为教育对象，把教育限制在上层社会，作为少数人垄断的权利。如《石洞书院记》所叙述的书院创办目的是为政治上无特权的庶族子弟服务，面向下层社会的办学方向非常明确。可见，书院的教育对象是没有任何身份限制的，把教育下移到了民间，做到了有教无类。

同样，在初期的韩国书院中也没有对入院生身份进行明确的限制，中人、庶人入院并没有问题。如韩国最早的书院白云洞书院在院规中规定“凡入院之士，司马则如入太学。其次，初试入格者，虽非入格，其一心向学有操行而愿入者，有司禀于斯文而迎之。”但在十八世纪之后，随着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分化，书院逐渐成为两班阶层的教育机关，如绍修书院在《入院录》中明确规定了“中人庶孽虽大小可勿许滥书”，像这种对下层百姓持排斥立场的规定在岭南系书院中是较为突出的现象。

因此，在教育对象方面，宋代书院没有严格的身份限制，向平民开放。而韩国书院基本限于两班阶层，这与当时韩国阶层明确的身份制度紧密相关。

六、小结

教育作为中国书院的最主要功能之一，传入韩国后得到了完整的传承与保持。宋代是中国书院发展的鼎盛时期，韩国朝鲜王朝時期书院在教育目的、内容、方法、教师、教育对象等方面同宋代书院有很多相同之处，其中原因在于韩国把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理念，儒家思想深入影响社会各个领域，教育方面尤其突出，因而大部分接受并继承了中国书院的教育理念及组织方法。然而，由于社会时代背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韩国书院教育并未完全照搬中国，也呈现出了自己独有的特色。但不可否认的是，书院教育对两国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两国教育史上都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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