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 霄，程五一，邓云峰，王双燕

(1.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工程技术学院，北京 100083；2.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 100091)

0 引言

自“十三五”以来，公共安全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尤其是危化品安全。这是因为从事故发生过程和后果来看，危化品爆炸事故往往具有突发性、区域性、毒害性、公共性等特点，疏散决策和行为不当易加剧人员重大伤亡[1-2]。因此，如何在危化品爆炸事故应急处置中合理快速地组织群众疏散，是应急管理工作所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危化品爆炸事故的应急疏散方案包括多项内容制定，人员的疏散行为特征对疏散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尤为重要，如疏散时人员的准备工作、疏散路径选择及心理特征等。而人员的疏散行为还与其文化背景、疏散经历、异常感知等因素密切相关，并且各因素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和影响。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不同场所(如建筑物、化工厂、地铁等)的人员疏散行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3-15]。邓云峰[3]对液氯储罐爆炸事故的居民疏散行为进行了调查和统计分析；宋倩文[4]对化工企业毒气泄漏事故下，不同居民的安全意识及疏散行为进行了调查分析研究； Kobes[5]对紧急情况下影响人员行为决策的心理反应做了评估分析。但是，对于危化品爆炸事故情景，不同疏散阶段下人员疏散行为特征和个体差异性对疏散行为影响的研究尚较少。而在危化品爆炸事故中，一般有周边居民、企业员工、路边行人3类疏散人群，由于企业员工整体素质较高、路边行人数量较少，而周边居民文化背景、风险感知和个人经历等因素相差较大，因此周边居民是疏散过程中困难最大的群体。本文以漳州古雷“4·6”事故为研究背景，按事故演变的过程，从预疏散、疏散及返程3个阶段开展调查分析，采用问卷调查和统计学方法对3个阶段周边居民的疏散心理行为反应进行相关性研究。

1 事故背景及调查问卷设计

相关资料表明[6]：2015年4月6日18时56分，福建漳州古雷33号腾龙芳烃装置和周边的常压渣油发生漏油着火事故，引发装备附近中间罐区3个储罐爆裂燃烧，分别是重石脑油储罐607罐(存油6 000 m3)、608罐(存油2 000 m3)以及轻重整液罐610罐(存油4 000 m3)；20时28分，漳浦边防大队成立由支队领导任总指挥的指挥组，前沿阵地的岱仔边防派出所所有在位官兵救助、疏散、转移厂区周边800 m安全防护范围内尚未搬迁的300名群众；22时，广东总队启动一级应急响应，调派深圳、汕头、梅州、潮州、惠州等支队和总队特勤大队官兵增援。7日16时40分，607,608,610号储罐明火全部被扑灭；8日02时09分，607罐、610罐复燃，2辆消防车被烧毁，现场指挥部为稳妥起见，决定将人员疏散撤离范围扩大至5 km；8日03时，从全市调度125辆大巴车，带领群众统一有序撤离；截至8日11时，将29 096名群众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分别在县城的美家建材城、四通物流园、漳浦四中、浔阳中学、龙山中学等设置多个安置点；9日02时57分，现场指挥部宣布漳州古雷石化罐体爆炸着火完全被扑灭，当地政府随即开始组织群众返家。此次事故中应急疏散决策主要包括2次，第1次是岱仔边防派出所官兵疏散周边800 m尚未搬迁的群众；第2次是现场指挥部决定疏散事故核心区外5 km范围内群众。根据现场报道，在救灾过程中，风向以东风、东北风为主；事发地地势呈南北长条形走向，东西方向临近大海；疏散人群所在村庄分布在事发地南北方向，分别往南北就近安置点方向疏散；疏散过程中受风向影响较小，所以本文在对人群疏散的相关研究中没有考虑风向对路线选择的影响。

本文依据上述事故背景资料，借助实地调查、现场走访，设计相关调查问卷。调查问卷的设计考虑了预期的调查结果、危化品爆炸事故的特点、周边居民的特殊性以及相关安全事故类型(如建筑火灾、地铁等疏散)的人员疏散行为研究现状，问卷设计的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以下4部分。

1)居民个人情况。本部分设计6个问题，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家中常住人口数、是否有疏散经历。

2)预疏散阶段。本部分共设计8个问题，包括：事发后多久接到疏散通知、通知对象是谁、通过什么途径得到的通知、是否察觉到周围异常、接到通知后的第一反应、最终是否撤离、接到通知后多久开始撤离、疏散前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3)疏散阶段。本部分共设计4个问题，包括：疏散目的地的选择、疏散路径的选择、疏散途中的重返行为、遇到拥堵时的心理行为。

4)返程阶段。本部分共设计2个问题，包括：是否按要求统一组织有序返回、认为是否有必要进行疏散。

2 调研样本特征及典型变量选取

在现场调查过程中，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648名居民进行了疏散行为调查，收回有效问卷630份，并借助SPSS20.0对调查结果进行了统计分析。

2.1 样本基本特征

人员的疏散行为与人的生理特征、文化背景、行为习惯、应急疏散素养等密切相关，我国人员疏散行为特征与国外有很大差异[7]。因此，开展针对我国人群疏散行为特征的调查及相关数据采集和分析工作十分重要，调查样本在生理特征、文化背景、行为习惯、应急疏散经验方面基本覆盖了当地居民的各种情况，如表1所示。

2.2 居民疏散行为统计分析

2.2.1 预疏散阶段

如图1所示，在预疏散阶段，72.4%的人会“马上准备疏散”，但仍有17.1%的人会选择“自己确认”或“询问他人”后才准备疏散，甚至还有10.5%的人无视疏散通知“继续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这体现了人员疏散过程中的群体行为同质性(即个体在选择与判断分析时，倾向于与他人保持一致[8])和个体行为异质性(即个体由于偏好所采取的符合或不符合一定规范的行动[8])，但最终98.7%的人都选择了撤离，这与人群的从众心理(人们在自身没有主见的情况下，寄希望于跟随人流离开特殊环境[9])有关。

表1 样本基本特征频数表Table 1 Frequency of samples’ basic characteristics

图1 预疏散阶段疏散行为分布Fig.1 Distribution of evacuation behavior in pre-evacuation stage

2.2.2 疏散阶段

图2 疏散阶段疏散行为分布Fig.2 Distribution of evacuation behavior in evacuation stage

如图2所示，在疏散阶段，33.8%的人由于当时所处地理位置“只有一条疏散路线”，所以只能单条路线进行逃生，反映了所在地区交通并不发达导致逃生路线单一。28.6%的人在疏散过程中会不自觉地选择自己“平时最熟悉的路”进行逃生，这种惯性行为(人们趋向于选择自己熟悉的道路、环境，以求得自己生存的特性[10])与众多突发事件案例中实际发生的情况相符。还有37.4%的人选择“根据实际情况改变自己的疏散路线”或“选择人员车辆最少的路”， 这分别是冲动心理(由于外界环境的刺激所引起，受情绪左右，需要激情推动[11])和侥幸心理(人们在特殊环境下的一种趋利避害的投机心理[11])2种心理作用下的行为反应。当发生交通拥堵时，高达93.2%的人无法“耐心等待”，这样容易引发因拥堵急躁、事故恐慌而产生的踩踏或集体闹事等扩散性事件，并且在疏散过程中仍有一小部分人会选择中途折返取物，这样也会给疏散过程增加不少交通压力。

2.2.3 返程阶段

如图3所示，在返程阶段，绝大部分群众对于疏散撤离的决定还是认可的，但是按照要求统一组织有序返回的人群仅仅占55.9%，其中未按要求有序返回的将近一半。

图3 返程阶段疏散行为分布Fig.3 Distribution of evacuation behavior in return stage

2.3 不同疏散阶段心理行为相关因素显著性分析

目前用于检验相关性的方法有多种，皮尔逊卡方检验是用于检验2个分类变量是否相互独立的假设[12-15]，能够以p值大小较为直接地区分各变量的相关程度，设置2个常用的显著性水平0.01和0.05，若p>0.05，接受原假设H0，即行变量与列变量独立；若p<0.05，拒绝原假设H0，即行变量与列变量相关；特别地，若p<0.01，拒绝原假设H0，即行变量与列变量显著相关。下文逐一对居民在此次事故中3个阶段的心理行为与影响因素进行独立性分析。

卡方检验结果：列属性中的预疏散阶段的“最终是否撤离”、疏散阶段的“目的地选择”以及返程阶段的“认为是否有必要进行疏散”这些行为反应均与行属性中可能影响人员疏散的因素并无显著关系；行属性中的“性别”仅与疏散阶段的“重返行为”相关，“家中常住人口数量”仅与疏散阶段的各决策行为相关，但两者均与三阶段的行为反应无显著关系。

2.4 典型变量选取

通过对剩下的行属性(因素)中的8个变量“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有无疏散经历”、“接到通知的时间”、“疏散通知方式”、“疏散通知对象”、“是否察觉异常”与3阶段疏散行为的卡方检验p值进行相关系数的平方和均值计算，得到值依次为{0.052，0.035，0.106，0.162，0.241，0.138，0.201，0.166}，根据平方和均值的大小，可以得出这8个变量与3阶段疏散行为的相关度大小排列顺序为：文化程度>年龄>职业>疏散通知方式>有无疏散经历>是否察觉异常>疏散通知对象>接到疏散通知的时间，具体见表2。

表2 皮尔逊卡方检验p值Table 2 p-value of Pearson chi-square test

注：p值小于0.01的如黑体所示，即有40个变量组内的2个变量之间显著相关。

将上述行属性(因素)中的8个变量按变量特征分为Ⅰ类{有无疏散经历、是否察觉异常}、Ⅱ类{年龄、文化程度、职业}、Ⅲ类{接到疏散通知时间、疏散通知方式、疏散通知对象}3大类。通过卡方分析，由于Ⅰ类中变量之间相对独立，为了所选变量覆盖面的广泛性，所以对其中的2个变量分开讨论。由于Ⅱ类和Ⅲ类中的变量之间均有一定的相关性，为了减少同类相似变量的重复性，避免多元分析时多重共线性问题，所以取其中与疏散行为相关度最大的1个变量进行讨论。

综上，故从10个影响居民疏散行为的因素中选取“文化程度”、“疏散通知方式”“有无疏散经历”、“是否察觉到周围异常”这4个因素作为行为的典型显著相关变量，分别对其进行分析。

3 疏散行为差异分析

3.1 不同学历居民的疏散行为特征分析

由表3表明，在预疏散阶段，学历较高的居民在接到疏散通知后选择“自己去确认的”的比例相较于小学学历的居民明显升高许多，此外，无论学历高低，大多数人接到疏散通知后都会选择马上准备疏散，随着学历的升高，居民所需要的疏散撤离时间越长，并且通知或联系亲友的比例大幅度上升。在疏散阶段，随着学历的升高，选择根据实际情况改变路线的居民比例逐渐升高，选择最熟悉的路的居民比例逐渐降低，重返的比例也随着学历的升高而增加。在返程阶段，按要求统一组织有序返回的居民随着学历的升高而增加。

表3 不同学历居民疏散行为差异Table 3 The differences in evacuation behaviors of residents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 backgrounds

3.2 不同通知方式居民的疏散行为特征分析

由表4表明，在预疏散阶段，接到口头和广播通知的居民选择“立即开始撤离”的比例将近接到电话和微信短信通知的居民做此选择的2倍。在疏散阶段，接到口头通知的居民选择“根据实际情况改变路线”的比例明显高于接到其它3种方式通知的，接到口头和广播通知的居民在疏散过程中相较于接到电话和短信微信通知的居民存在的折返行为更少。在返程阶段，接到口头和电话通知的居民按要求返回的比例明显高于接到广播和短信微信通知的。

3.3 不同疏散经历居民的疏散行为特征分析

由表5表明，在预疏散阶段，有疏散经历的人比无疏散经历的人所需的撤离时间更长，无疏散经历的人准备日用品的比例明显高于有疏散经历的人。在疏散阶段，有疏散经历的人选择“人和车辆最少的路”进行疏散的占比近似无疏散经历的人做此选择的7倍，有疏散经历的居民折返行为的比例将近无疏散经历的人做此选择的5倍。在返程阶段，有疏散经历的人按要求返程的人数比例低于无疏散经历的人做此选择。

3.4 不同异常感知居民的疏散行为特征分析

由表6表明，在预疏散阶段，察觉到周围有异常情况发生的居民接到疏散通知后选择“马上准备疏散”的比例高于没有察觉到周围异常的，察觉到周围有异常状况发生的居民疏散前选择“收拾贵重物品”的比例明显高于没察觉到有异常情况发生的。在疏散阶段，察觉到周围有异常情况发生的居民选择“最熟悉的路”的比例明显高于没有察觉周围有异常状况发生的，此外无论居民是否察觉到异常状况，他们在遇到交通拥挤时都不太“能忍受，耐心等待”，其中没有察觉到异常状况的居民忍耐性更好一些。

表4 不同通知方式居民疏散行为差异Table 4 The differences in evacuation behaviors of residents with different notice methods

表5 不同疏散经历居民疏散行为差异Table 5 The differences in evacuation behaviors of residents with different evacuation experiences

表6 不同异常感知居民疏散行为差异Table 6 The differences in evacuation behaviors of residents with different abnormal perceptions

4 结论

1)在预疏散阶段，在接到疏散通知后学历较高的人群在该阶段表现的更为冷静和理性，传递疏散信息方面，学历越高的人群占比越多；口头和广播通知相较于电话和短信微信通知，口头和广播通知对疏散的效果更好；有疏散经历的居民相较于没有疏散经历的居民，在该阶段所需撤离时间更长；察觉到周围有异常状况的居民相较于没有察觉到异常状况的居民在该阶段的疏散反应和传递信息方面更好；人员的从众心理在该阶段表现的最为明显，并且这种心理对于人群的撤离是有利的。

2)在疏散阶段，选择疏散路线时居民的惯性行为随学历的升高而降低；接到口头通知的居民相较于接到其他3种通知方式的居民在自主选择路径方面表现的更明显；有疏散经历的居民相较于没有疏散经历的人，敢于尝试人车最少的路的占比更多；察觉到周围有异常状况的居民相较于没有察觉到异常状况的居民在该阶段选择疏散路线时惯性行为更明显，遇到交通拥堵时耐心更差。

3)在返程阶段，学历越高的居民按要求返程的占比越高；接到口头和电话通知的居民按要求返程的比例明显高于接到广播和短信微信通知的居民；有疏散经历的居民相较于没有疏散经历的居民在该阶段按要求返程的占比更低；察觉到有异常状况的居民相较于没有察觉到异常状况的居民在该阶段差别不明显。

4)性别和家中常住人口数量的差异与居民在预疏散、疏散、返程3个阶段的疏散心理行为并无显著关系，最终是否撤离和认为是否有必要疏散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因素也都无明显关系，结合居民折返行为、疏散前准备工作和撤离时长的表现，反映居民在疏散中存在顾虑心理，其中主要原因是担心家庭财产安全。因此，在今后对此类事故的调查内容中可以考虑从这4个方面进行优化，使调查问卷更加精简有效，在应急宣传工作中提高对居民财产保护要求和安排的宣传力度，消除群众应急疏散状态的心理顾虑。本文从预疏散、疏散、返程3个阶段分析了人员的疏散行为特征，后期将对预疏散、疏散以及返程阶段人员疏散行为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影响进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