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延安

倒铝匠

“倒铝的”是村里人对“以旧变新”倒制铝品的手艺人的简单称呼。倒铝的一来，村子里就像炸开锅一样，家家翻箱倒柜，把原本积攒堆放在墙角背处的铝线、烂铝盆、易拉罐、空牙膏铝盒等全翻出来，准备倒制一件铝品。一传十，十传百，不大一会，倒铝的摊位前就围满了人，妇女寻问价格讨论倒制铝品，孩子们全是为了看热闹。倒铝的是父子三人，一口炉子、一堆河沙、几种模具，基本上就组成了一个土法制作铝制品的摊点。父子三人分工明确，身材敦实的大儿子负责浇铸，个子较高的二儿子主要做模具，老父亲负责烧火和打磨铝品。可以浇铸的器具也很多，有双耳大铝锅、平底铝锅，大小不一的盆子、铝壶，也有漏勺、箅子、饭勺、小勺子等，都是日常生活用具。虽然有些麻烦，但变废为利，特别是倒出来的铝锅铝盆要比商场里买的厚实，价格也便宜。乡下人讲究的就是皮实、耐用，经济实惠。如谁家需要铸制的东西废铝不够，倒铝的会根据需要给添加废铝，只要补点钱就可以。

手摇吹风机在老父亲粗粝的手下变得异常欢实，就像夏天的苍蝇嗡嗡不绝，炭火舔得坩埚浑身通红，那些挤在坩埚里的易拉罐、铝条等慢慢变软，最后融化成像牛奶一样的铝水。身材壮实的大儿子，手持长勺，一边观察炉火，一边将坩埚里漂着的残杂物舀出来。个子较高的老二正在用河沙堆锅的模型。先给细沙加入适量的水，到一捏成型结块就行，不能太湿。将模具盒下面用土弄成锅状，用筛子往模具里面筛细沙，弄成锅状，将一个锅扣放在上面用力压实，继续向上面筛细沙，封闭严实，盖下模具上盖，压实，把模具打开，把锅小心拿出来，向模具里撒些石灰粉，用锅压一下再拿出来， 模具就做好了。这时，坩埚里的铝水已经滚沸，老父亲停止烧火，将下一家准备制作的废铝用脚用手敲碎，压扁，以便到时放进坩埚。只见老大拿着一把长长的大火钳子，从炉火里将盛满铝水的坩埚夹出来，快步走到几米外老二做好的模具前，小心翼翼地将铝水从模具预留口倒进，然后将坩埚放在一边，拿着一个小勺把多余的铝水盛出来以免浪费。为了保证锅底光滑。趁热又拿了一把前头圆平的工具，伸进预留口，将接触面整平。这一连串动作娴熟而紧凑，有条不紊。一分钟后，大儿子熟练地将模具两侧的紧固螺栓松掉。约莫六七分钟，他开始吃力地搬去模具的上罩，只见一个银白色的铝锅倒扣着呈现在大家眼前。

若有的人家废铝多，在做个大件之后，还想做个小勺子什么的，在做模型时，在锅的旁边还做个小勺子模型，只不过两个模型之间用指头粗的铁棍做了一条通道，以便浇铸时铝水能流过去。出来时，就是一个锅连着一个勺。待冷却后，老父亲用钢锯将两个器物之间的连接段截去，再打磨一下就好了。

相比复杂的沙制模型，铝盆等成品模型就要简便得多。老大将上下两个模板用螺栓固定，使之成型，只待澆铸。冷却后的器皿，被老父亲细致打磨之后，银光闪闪，光彩照人。那新铸的铝器，沉甸甸的一掂就知要比商场卖的结实得多。

土法做铝锅看似简单，其实有很多秘密，需要多年的实践才能得心应手。比如，铝水温度高低，全凭肉眼辨色识别，火候到了，铝熔化得彻底，倒出来的铝锅没有砂眼，结实耐用！浇铸时得小心翼翼，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废品。看着藏满污垢废弃的铝器，在坩埚里的凤凰涅槃，当时还在上小学的我感觉很神奇，只到上初中后，我才知道，那叫铝翻砂铸造工艺。后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批的不锈钢制品基本代替了铝制炊具，倒铝的再也不见来了。

30多年过去了，母亲当年倒制的铝盆铝勺还在使用，可那走街窜乡的倒铝工艺，却再也看不到了。

苇匠

秋收冬藏之后，原本紧张繁忙的乡村便如空旷的田野一样，一下子平静下来。寡言的父亲便去村外的灞河滩上割芦苇，预备打苇席。

从秦岭北麓窜出来的灞河水，在故乡蓝田县新寨村外转了个弯，便形成了大片河滩地。河滩地里长不出庄稼，芦苇却长得疯野。秋风吹过，呼啦啦地白絮飞舞，甚是壮观。父亲手握镰刀，猫腰砍苇。随着镰刀的吭哧声响，大片的芦苇倒下。很快地，那如屋檐高头顶白絮花的芦苇便挤满了院落，就连卷尺、苇梭子、撬席刀、拨子也被从工具箱里翻了出来。看到父亲忙活的身影，乡邻们讥笑道，一张苇席也就十来元钱，还用得着亲自打？虽然村人们这样说，但他们却曾经分外眼红父亲会打苇席的手艺。父亲总是嘿嘿地笑着说，闲着没事干，打打苇席，手艺也不生分。

这是20世纪90年代，父亲每年秋后必做的一件事。作为村里唯一的苇匠，父亲虽然说得轻松，但苇席打起来却并不轻松，需要经过选苇、破篾、浸泡、碾压、分苇、编织、收边等一系列过程。编一张苇席父亲最快也得两三天时间，论起经济效益确实没有买一张苇席划算，但执拗的父亲坚持要亲自打苇席。脆生生的细长芦苇拿在手里容易折断，堆在地上，又容易被人踩碎，但只要不碎得破败不堪，都会被父亲物尽其用地拿来编苇席。一根根细长的芦苇，需要去叶、剥壳、砍苇花，才能备用。父亲左手拿着苇梭子右手推送着芦苇，随着嘶嘶声响，剥得光溜溜的指头粗的芦苇穿过苇梭子，便四分开来，变成薄如羽翼的篾条。劈篾条很费手劲，也容易刮伤手，所以父亲从不让我们帮忙，即使自己手指划破了，也只是简单地用小布条缠下，草草了事。纤细冗长的篾条很容易折断，需要洒水经过一夜的浸润。再用碌碡反复碾压，便薄如纸张韧似牛皮了。

父亲编苇席时，就会搬到屋里光洁的水泥地面上，手拿一把篾条从一个边角开始，然后沿着两条边逐渐铺开，这叫踩角起头。就是用5根苇篾，一根是根，另一根为梢，根梢轮换交替使用。只见父亲左手抬，右手压，一根根篾条在他粗糙的手下，上下翻飞，错落有致。挑一压二，隔二挑一压一，挑二压三抬四，或交叉、或平行，时不时还用撬席刀紧一下缝隙。原本各自为体的篾条在父亲运筹帷幄的调遣下，聚到一起，便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交织、纵横交错的苇席。那白云似的苇席如长了翅膀般，在父亲的身下，先是筛子大，再是磨盘大，最后便成了一片金黄。俗话说“编筐编篮，重在收边”，一张苇席的成功与否也取决于收边。作为编织苇席的最后一道工序，每到此时，父亲总要抽上一袋烟休息片刻，不知是为了庆贺编席的胜利还是为了鼓劲。多余的篾子被斜切掉，只留下一尺长左右，然后反折过来，在拨子的帮助下插到苇席的背面，这样整个席边便变得光滑美观。收完边，再压平，把席面扫刷几遍，确认光滑无痕，才算完事。

编苇席看似不经风吹日晒却是个苦力活，弯腰低头，且手指头会经常扎到苇刺，血迹斑斑。我曾问父亲，怎么学得编苇席呢？父亲说，当年为了谋生在渭北跟人学了编苇席手艺。在吃不饱饭的日子里，他就是凭此独门手艺在生产队里挣得高工分，养活着一家人。

一门手艺记录着一段生活，也讲述着一段人生。只可惜父亲用编苇席的方式纪念过去的生活并没有长久下去，1997年，灞河大旱，河滩里芦苇的消失宣告着父亲编苇席的生涯彻底结束，而铺炕、晒粮食、盖垛遮雨的苇席也随之被床垫子、竹席、塑料帐子所代替。我曾想跟着父亲学编苇席，不知是因为年少贪玩，还是根本就没想着靠它吃饭，终没有学会这门手艺。1999年，随着父亲的去世，村子里就再也没有苇匠和编苇席的手艺了。

窑匠

爷爷主持分家时，给了父亲五个瓮，两个瓦盆。瓮和房上的瓦一样穿着青灰色外衣，底小肚大，张着朝天嘴，用来装粮食既防霉变也防老鼠。每个瓮都配有一个草帽样的圆形盖子，个大如筛子，上下相扣，严丝合缝。因为瓮的体积大，却又壁薄如纸，掂起来也轻飘飘的，这就造成瓦瓮易碎，使用起来需十分小心。每次倒、舀粮食，父母都是轻拿轻放，似乎怕惊吓着它们。陶黑油亮的两个瓦盆，一个是面盆，一个作脸盆。和面、洗脸，让两个瓦盆经常叮当地被碰撞。虽然相对瓦瓮要厚实些，但使用频率的增大，让两个瓦盆在分家一年多时就碎了。家里没钱买，和村里许多人一样，母亲就去厚娃爷那赊账，先拿回两个瓦盆用着。

厚娃爷是村里的窑匠，他的一只眼睛视力不太好，但却学得一手制盆烧窑的好技艺。小时候，我曾多次跑到村里的瓦窑，去看厚娃爷制作瓦盆的情景。那些从南桥渠里挖回来的黄胶泥，性黏杂质少，是制盆的上等材料。拉回来的黄胶泥，晒干后用筛子像筛面一样慢慢筛。尘土飞扬，土落如雨。筛出的土块又被碌碡碾碎，并挑拣出里边的沙粒、杂质。剩下的细土便被和成泥，用脚反复踩踏。我经常见厚娃爷背着双手，裤子挽到大腿，光脚在泥巴里来来回回反复地踩踏。他哼着戏曲，晃着头，不紧不慢，时倒时进时转圈，尽情沉醉其中。随着脚下的用力，泥水飞溅，那些在挤压中的泥也发出如蛤蟆般的“咕叽咕叽”声。四四十六遍之后，整个泥团便如面团般韧性有力，光滑洁净。然后根据用料需求，用弓箭样的弓弦切割成大小不一的泥剂子备用。

踩泥的人经常有好几个，但是到最后“掌桌”的却只有厚娃爷。所谓 “掌桌”，就是在轮盘上把泥坯“撸出”盆瓮的形状。小圆桌似的轮盘在电带动下飞速旋转，坐在一旁的厚娃爷不慌不忙地抓起一块泥剂子，摔在轮盘中央。轮子飞转，原本贴在盘上的泥剂子在厚娃爷的手下如长了翅膀似的，飞速成长。那飞快的动作看得我有些眼花缭乱，以至于当时的我，一直认为厚娃爷会变魔术。有了形之后，就进行“贴桌”，割去多余的泥，修边、打磨，然后拿出去晾晒。因为瓦盆的需求量大，所以厚娃爷做的瓦盆也较多。干净的场院里，大大小小的盆按着次序排了一溜又一溜，直到晒干，再搬到窑里去烧制。在这中间，免不了破损、碰坏，所以最后烧制成品的有一半多就不错了。烧制瓦盆受天气影响较大，太阳太烈了不行，雨天也无法干，是个极累人的技艺，所以厚娃爷一年烧制的瓦盆，勉强和村里家家户户损毁的瓮盆数相当。

分田到户以后，粮食增多，瓮里放不下的粮食只能堆在墙角，吊在空中。老鼠咬破口袋，连吃带拿，给人糟蹋得不成样子。看着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被老鼠如此祸害，母亲不停地叹气说，赶紧添置些瓦瓮，可厚娃爷烧制的瓦瓮远远不够用。不久村里面来了卖瓮的。拖拉机上放着大大小小的半人高瓮。粗的如锅大，细的如人腰，均是陶瓷的，壁厚如人胳膊，质地厚实。虽然有些笨重，但要比厚娃爷烧的瓦瓮结实，且装的粮食多。这些瓮既卖也可以用粮食换，家家户户争相换。母亲一下子给我家换了大小十个瓮，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耀州瓷。陶瓮、搪瓷盆的出现，让厚娃爷制盆烧窑的生意一落千丈。1983年，快五十岁的厚娃爷改行做了泥瓦匠。没几年，陶瓮也没需求了，人们装粮食全部用水泥柜。

2010年回村，母亲跟我说，厚娃爷去世了。看着家里已经有豁口的唯一瓦盆被母亲改做成鸡窝，我心里空落落的。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只能在博物馆里找到窑匠的影子。

茶水摊

苏东坡说“日高人渴漫思茶”，炎炎夏日，烈烈骄阳，行路之人最渴望有一杯热茶喝。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商业百废待兴，茶水摊便应运而生。论起来，茶水摊可能还是最古老的行业之一，只不过古代叫茶馆、茶坊、茶肆、茶舍、茶楼等，如古代《水浒传》中的“王婆茶坊”，近代老舍的《茶馆》等，都讲述的是这个行业，只不过这个行业在改革开放之初，变成了茶水摊。

因为成本低，经营方便，一到夏天，街头巷尾的阴凉处，或是十字路邊，学校附近，摆茶水摊的特多。因为茶水摊受天气影响较大，收入也不稳定，加之当时刚兴起个体经济，家境条件好的、思想保守的人还拉不下脸面，抛头露面，所以经营茶水摊的，大多是比较勤快的老人或家庭妇女。对于他们来说，摆个茶水摊不用什么本钱还可兼做家务，赚点零花钱。

说是茶水摊，其实就是遮阳伞下，一张小方桌，围着几张长条凳或小马扎、小板凳，铺着塑料布的桌面上，摆放几个倒好茶水的印花玻璃杯，还有许多盛满泡好普通茶叶的开水壶，就成摊子，可以经营了。条件虽然简陋，但也算得上是小买卖。

小小茶摊，看似不起眼，却有大学问。有思想的摊主，在卖普通茶水的基础上，还有薄荷茶、菊花茶等多项内容，价格也分三六九，可供行人选择。为了吸引小孩子的眼球，他们还会在茶水中掺点颜色和糖精，喝在嘴里甜甜的、凉凉的，很受小朋友的欢迎。有些会招揽生意的，看见行人就热情主动地招呼：“他叔、他婶，坐下来歇会儿，喝杯水解解渴再走。”一张笑脸、一句热心的话、一杯温茶，让酷暑难耐的烦躁心情一扫而光，即使不想喝茶的人，也不由自主地走到摊前，歇息喝水。满头流汗蹬三轮车或架子车拉货的人，看到茶水摊就像遇见救命星似的，走到摊前，抓起一杯就咕嘟咕嘟地一饮而光，然后才端坐在凳子上，一边擦汗缓神，一边跟摊主聊天，直到歇息够了，才结算茶水钱起身告辞。

我第一次在茶水摊上喝水，是1982年的暑天，当时和父亲去蓝田县城卖猪娃去。猪市在东城门脚下，没有一处阴凉。为了赶集，我和父亲起了个大早，赶了十多里的路程，直到晌午了，还有两头小猪娃没有卖。太阳越来越高，明晃晃扎得人眼疼。滚滚热浪像鸟一样啄得皮肤生疼。口干舌燥，人困马乏，集市上的人也越来越少。戴着草帽仍是一脖子汗水的父亲，看着我无精打采蔫不拉几的样说，给你一角钱，去买点水喝。得令的我，一下子欢快得如长了翅膀，三步并作两步就赶到了向阳十字的茶摊前。

摆摊的是一个摇着扇子戴着花镜的老头，身前低矮的红漆小方桌上既有红色冰糖水，还有绿茶、普通茶，每个杯子均被一小四方块玻璃盖着。我分别问了价格，最便宜的是普通茶一杯六分钱，冰糖水一杯七分钱，绿茶水一杯八分钱。我想给我和父亲各买一杯水，便问老头，卖白开水不？老头诧异地看着我说，白开水和普通茶一个价。我讨价道，白开水什么味道都没有，能不能便宜点？老头摇头道，你可以选择喝茶水呀。我沮丧地说，我只有一角钱，想给我和我爸都买杯水喝。老头问道，你爸在那？我回头指了指猪市上还守着猪娃子的父亲。老头迟疑了一下，从桌上取出一杯冰糖水说，这杯给你。又取出一杯绿茶水，说，你喝完把这杯水给你爸送过去，一共收你一角钱。我有些感激涕零，赶紧将手中那张攥得被汗水洇湿的一角纸币放到茶桌上，然后端起那杯冰糖水喝了起来。那杯茶水真甜，喝得我神清气爽……第一次在茶水摊上喝茶，让我记住了那位慈眉善目的老头，也对茶水摊有了更深的认识。

和许多老行当一样，到20世纪90年代年代末，路边的茶水摊基本被冷饮、矿泉水冲击得没了市场。虽然街边的茶水摊消失了，但是它却清晰地记录下了那个时代的印迹，那些雪中送炭的茶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