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奥龙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和2012年的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评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户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参加“新农保”会使60岁以上家庭减少金融资产的配置数量，16～60岁家庭则会降低固定资产配置总量。此外“新农保”对不同收入层次家庭资产选择造成了不同影响，在16～60岁家庭内，高收入家庭参加“新农保”后减少了自身固定资产配置数量，但是这种影响在中低收入组并不存在，而在60岁以上家庭中，高收入家庭参保减少了其金融资产配置数量，而在中低收入家庭参保的影响并不明显。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家庭固定资产和金融资产作为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渠道，它们的配置方向既关乎家庭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又会对资本、金融市场和经济长期增长产生重要影响（韩冰洁，2018）。家庭资产配置主要关注家庭如何在固定资产如房产、公司资产和金融资产间进行选择以实现资产收益最大化。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课题组最新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资产调查报告显示，现阶段家庭仍倾向于配置房屋类固定资产，家庭金融资产持有比例偏低，不同类型的资产在城乡家庭之间的分布较不平衡，农村家庭尤其喜爱配置房屋、机械类固定资产，并且投资和理财观念薄弱。

随着社会保险体系的不断完善，各类保险政策的社会效应越来越受到关注，关于保险对家庭资产选择影响的研究也逐渐增多。近年来，有多位学者使用CHFS数据，从养老保险的不同视角使用Probit模型，分析了保险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宗庆庆（2015）从养老保险的角度考察社会保障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发现在城市地区家庭成员拥有养老保险能够显著的提升家庭配置金融资产和风险资产的比例，但是在农村地区这一现象并不明显。金梦媛和杨杰（2019）的研究发现，购买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家庭参与股票市场的概率更高，他们认为这主要是完善的社会保障降低了家庭对未来风险的预期，居民倾向于增加风险资产的配置比例。韩冰洁（2018）使用最小二乘、线性概率模型等多种回归方法，更为细化地研究了现阶段不同类型的养老保险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发现参加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家庭持有风险资产的比例更高，但是参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不会显著影响居民家庭资产配置状况。通过进一步分析保险覆盖强度，结果显示相对于城镇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较低，并不能改变家庭的风险预期。除了从养老保险视角分析外，还有研究专门分析了医疗保险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周钦等（2015）利用居民家庭收入调查（CHIPS）数据，在使用线性概率模型的基础上结合Heckman选择模型实证研究了医疗保险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发现参加医疗保险的家庭更加倾向于持有风险资产，同时会降低自身持有生产型资产的比例。丁继红和徐永仲（2018）研究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一医疗保险制度对于农户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Tobit和Probit模型，研究发现在“新农合”铺开之后，参加“新农合”的家庭显著的增加了家庭耐用品和生产性资产的比重。

已有的研究从不同角度证实了保险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但仍存在以下问题：第一，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多数文章都基于传统的OLS，Probit等计量经济模型，没有解决可能遗漏重要变量等因素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更无法得出严谨的因果推断结论；第二，关于养老保险对资产配置影响的研究，少有关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这一新时期的重要养老保险制度。为了更加准确的评估保险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本文使用“新农保”这一准自然实验，基于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新农保”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

二、研究假设与识别策略

（一）研究假设

为了识别“新农保”对家庭资产配置所起的作用，区分“新农保”对不同年龄段家庭的影响，本文参考马光荣和周广肃（2014）的做法，将受到“新农保”影响的家庭分为两类，一类是家庭成员都在60岁以下的家庭，此类家庭现阶段只能参保缴费，但是到60岁之后可以有一笔稳定的养老金收入。另一类是家庭成员都在60岁以上的家庭，这类家庭无需参保，可直接领取养老金。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作为我国养老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户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主要通过“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来实现。“替代效应”主要体现在较年轻的家庭中，参加“新农保”缴纳少部分费用，从而为未来生活提前储蓄一份“养老保障”，这种储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这些家庭未来的养老风险，风险的下降可能会产生一种“跨期替代”使现阶段家庭的资产配置方向发生变化，降低家庭对安全性较强和流动性较差的固定资产的配置比例。对于高年龄组的家庭，参加“新农保”可以直接获得养老金，相当于增加农户的当期收入，自身迫切的养老需求和外部收入增加会产生“收入效应”从而改变农户在家庭资产配置上的选择，降低农户对风险更高的金融资产的配置数量。

鉴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理论假设：“新农保”对低年龄组（16～60岁）家庭的固定资产配置有消极作用，但是对于高年龄组（60岁以上）家庭，参加“新农保”会对其金融资产配置产生消极影响。

（二）识别策略

在完全随机化的实验中可以用最小二乘法估计一项政策的实施对结果变量的影响。但是在处理实际问题时，理想化的随机试验很难满足，此时传统的回归方法无法解决经验研究中最为关心的“内生性”问题。在本文的分析中，家庭参与养老保险可能会对其资产配置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家庭现阶段的财产状况也很有可能会对个人的参保决策产生影响，存在明显的反向因果关系。

在进行政策评估时通常使用双重差分法（DID）消除潜在趋势所产生的影响，识别出因果效应。具体来说，在评估一项政策的实施效果时候，本文所关心的因果参数通常是ATT（平均处理效应），即受到政策干预的个体所产生的变化：

式（1）中Y1it和Y0it分别表示个体在受到政策冲击前后的结果，Di=1代表家庭参加了“新农保”，Di=0代表没有参加。DID的识别策略认为可以寻找同处理组具有类似特征的控制组，通过比较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受到政策冲击前后的差异进行“反事实”条件下的因果推断，进而识别出关心的参数。在本文分析中，将2010年没有参与“新农保”但是2012年参加“新农保”的居民作为处理组，将2010年和2012年都没有参加“新农保”的居民作为对照组，以此构建本文的双重差分模型。参考Dulfo（2001），本文设定如下经验方程：

式（2）中，Yit为结果变量，即固定资产和金融资产数量，为了更好的控制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将两类资产总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Dij和Ti都是虚拟变量，其中Dij代表年份哑变量，2010年取值为0，2012年取值为1，Ti代表个体是否参加“新农保”，Aij代表地区固定效应，εij为残差项。Dij×Ti的系数β1即为关注的双重差分估计量，代表政策干预的效果，Xij为控制变量。本文从最基准的回归开始，之后加入相关控制变量以反映模型的变化趋势。

三、数据与变量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2010年和2012年的调查数据。本文将受到“新农保”影响的家庭分为16～60岁年龄组和60岁以上年龄组两部分。鉴于本文研究的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因此我们的样本限制在农村户籍的家庭。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16～60岁年龄组）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新农保”对家庭资产配置所产生的影响。在被解释变量的选取上，根据CFPS2010和2012年数据的特点，本文主要用固定资产和金融资产来衡量农村家庭的资产配置状况。在农村地区，现阶段固定资产主要指家庭的房产和公司资产，金融资产则主要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和政府债券三种类型。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是否参加“新农保”，根据问卷的设计，用“您是否参加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这一问题来衡量家庭成员是否参加了“新农保”。在控制变量的选取上，考虑到在家庭中户主的决策作用更大，因此首先控制了户主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主要包括户主的年龄，性别（男=1，女=0），婚姻状况（已婚=1，未婚=0），受教育水平（受教育年限）和健康状况（从健康、一般、比较不健康、不健康、非常不健康，赋值从1～5）。此外因家庭收入和家庭规模也会影响家庭资产配置，本文控制这两个变量并对家庭收入进行对数化处理。最后控制地区固定效应以更清晰的评价“新农保”政策所产生的影响。为了保证所研究的家庭在2010年和2012年都具有观测值，本文按照家庭户的编号对这两年的数据进行匹配，并把数据处理为面板数据，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2“新农保”对16～60岁年龄组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

表2为“新农保”对16～60岁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模型1和模型2分别反映参与“新农保”对家庭固定资产配置的影响，模型3和模型4分别反映参保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根据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知双重差分项的系数为-0.726，并且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相关的控制变量同时控制地区固定效应再次回归，双重差分项的系数略微下降，统计上仍然显著，可以解释为“新农保”显著的降低了60岁以下年龄组的家庭固定资产配置数量，户主的年龄、健康状况、家庭规模的大小和家庭收入水平也会显著的影响家庭资产配置。户主年龄的上升会降低家庭固定资产持有数量，健康状况较好的户主倾向于较少的配置家庭固定资产，家庭规模越大，收入越高的家庭会显著的增加固定资产的配置。在金融资产的配置方面，根据模型3和模型4的回归结果可知“新农保”没有对16～60岁的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造成明显的影响。表2证明了“新农保”显著的降低了16～60岁年龄组的固定资产配置比例，由于家庭成员年龄普遍较小，参加“新农保”相当于为未来的生活提前进行储蓄，由于对未来存在稳定的预期，所以在现期降低了固定资产的配置数量。这和本文的理论预期相一致。

表3“新农保”对60岁以上年龄组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

表3为“新农保”对60岁以上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模型5和6反映“新农保”对固定资产配置的影响，可以发现在60岁以上的年龄组中，双重差分项的系数都不显著，“新农保”没有对家庭固定资产配置造成影响。模型7和模型8分别反映“新农保”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根据模型7的回归结果可知Dij×Ti的系数为-0.344，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模型8在模型7的基础上加入了控制变量并控制地区固定效应，双重差分项的系数出现上升，可以认为“新农保”显著降低了60岁以上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数量。户主的健康状况、家庭规模的大小和家庭收入水平会显著的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表3的估计结果显示“新农保”显著的降低了60岁以上年龄组的金融资产配置数量，由于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和巨大的养老压力，更强的规避风险的意识使其倾向于降低金融资产的配置数额，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设。

研究的结果显示“新农保”对16～60岁年龄组家庭的固定资产配置产生了消极影响。在这一年龄组的劳动者，其大多尚未退出劳动力市场，有较为广泛的收入来源，参保相当于为未来储蓄。“新农保”降低了家庭固定资产配置数量，鼓励农户配置更多的流动资产，有利于其更加积极地参与金融市场，拓宽家庭投资渠道，增加了家庭收入。从宏观角度看，相对年轻的农户降低固定资产的配置数量，有利于增强市场上的流动性，进一步盘活农村金融市场。60岁以上年龄组的家庭，参加“新农保”后显著的降低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数量。对于这部分大龄农户来说，其大多出于年龄、身体状况等原因退出劳动力市场或者停止农业劳动，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新农保”提供的养老金收入有利于进一步降低其养老风险。从宏观视角上来看，该政策有利于农村地区的稳定和农业人口尤其是老年人口福利的改善。因此从总体上来看，“新农保”对不同年龄组家庭资产配置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其推行有利于发展农村金融，并且降低了农村人口的养老压力。

（二）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比较

本文对收入进行排序之后按照对应的人口比例将总样本分为高、中和低三个收入组，模型的设定同之前相同，加入相关的控制变量并控制地区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1～3分别反映了“新农保”对低、中和高收入组家庭固定资产配置的影响。模型4～6分别反映了“新农保”对低、中和高收入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表5的排列同表4）。根据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16～60岁的年龄组只有高收入家庭在参加“新农保”之后降低了自身固定资产的配置数量。

表4“新农保”对不同收入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16～60岁年龄组）

表5反映了“新农保”对60岁以上不同收入层次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根据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资产配置情况的变动仍然出现在高收入群体内部，高收入家庭在参加“新农保”之后降低了自身金融资产的配置数量。回归结果显示，“新农保”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主要出现在高收入家庭内部。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是在我国农村地区，平均家庭收入总体来说不高，加上现阶段“新农保”提供的养老金数量仍然有限，对于低收入和中收入家庭来说，“新农保”的额外收入大都被用于补贴家用和满足基本的生活和消费需求，不会影响家庭资产配置状况。但是对于高收入家庭来说，其基本的生存需求已经解决，更加关注家庭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因此，“新农保”所提供的额外收入可以用来拓宽自己的投资方式，改变资产配置方向。可以预期的是，伴随着“新农保”政策的不断完善和养老金数量更加合理，其对农户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会进一步显现。

表5“新农保”对不同收入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60岁以上年龄组）

（三）安慰剂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双重差分法的有效性，同时“剥离”其他政策对农户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本文进行了安慰剂检验。双重差分法中的安慰剂检验通常采用替换处理组或者假设政策作用的不同时间再次检验DID的系数是否显著，本文把处理组更换为参加“老农保”但没有参与“新农保”的家庭，参加“老农保”的家庭并没有享受到“新农保”的政策福利，但是其家庭资产配置行为同样受到养老保险的影响。使用这部分样本进行回归，若看不到与基准回归相同的结果，则可以排除基准回归结果由其他政策导致的可能性。安慰剂检验的模型同基准回归部分的模型设定相同，结果显示①限于篇幅，结果留存备索。，在所有的年龄组内，参保均没有对家庭资产配置产生影响，安慰剂检验通过。

五、总结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在16～60岁年龄组，参加“新农保”的家庭显著降低了家庭固定资产配置数量。在60岁以上的年龄组家庭中，参加“新农保”会显著降低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数量。此外，文章还检验了“新农保”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影响差异，发现在16～60岁年龄组内，高收入家庭参加“新农保”后减少了自身固定资产配置数量，但是在中低收入组这种影响并不明显。而在60岁以上家庭中，高收入家庭参保则减少了金融资产配置总量，中低收入家庭参保的影响并不明显。安慰剂检验的结果依然稳健，确认了“新农保”对家庭资产配置产生的影响。根据上述结论，本文得到如下启示：

首先，实证研究发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影响了农户的家庭资产配置，而家庭资产配置状况又会从微观角度影响经济发展，在后续的养老保险体系改革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政策的设计和后续影响。应基于已有数据，提前模拟和评估养老保险改革措施对居民投资结构、消费结构和资本市场运行等方面的影响，做好各项应对措施，切实规避养老保险政策改革可能产生的冲击。同时，要做好政策对不同群体的差异性影响评估，可以加强政策的前期试点工作，考虑到我国存在的城乡和区域发展差异，可以分地域和城乡对政策进行试点，力争在全面推开之前完善政策的设计和运行机制。

其次，应进一步增强“新农保”对不同人群提供保障的有效性，在缴费标准和养老金领取数量上应设置更加灵活的标准，尝试对不同年龄和不同收入的群体设定不同的缴费标准和养老金。对年轻群体来说，适度放宽养老保险的准入门槛，以降低年轻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对未来养老的风险预期，鼓励其更加积极的参与金融市场。对于老年群体来说，可以适当增加养老金的领取数量，改善其福利。从宏观角度来看，进一步推进农村养老体系建设，配套完善社区养老，加快农村敬老院和养老院建设，多渠道降低农村家庭的养老风险，鼓励老年人更加科学的配置资产，努力实现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最后，加快发展农村金融体系，提升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建议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开展更多业务，例如加大“小规模信贷”对农村地区的支持力度，拓宽农村居民的投资渠道，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在投资渠道上的差距。相关政府部门也要从舆论上加强对农户的引导，帮助农民树立科学的投资和理财观念，鼓励农村家庭更加积极的参与金融市场。更为重要的是，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使得城乡居民可以享受相同的养老待遇和福利，从制度层面缩减养老差距，为农户家庭资产配置的多元化提供基础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