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燕，赵红艳，胡荒静琳，李 斌

(1.武汉纺织大学 a.李斌博士工作室；b.服装学院，武汉 430073；2.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武汉 430073)

蓝印花布是中国古代民间印染艺术中流传最广、影响深远的一种印染布料。它集实用性与艺术性于一身，以其朴实、纯真，色调和谐的蓝白之美闻名于世，深受中国古代民众的喜爱[1]。中国蓝印花布虽然是古代蓝、白两色花纹的印染品，但它特指刮浆印染的灰缬，即用黄豆粉、石灰粉等做防染浆，采用刮浆印染的方式染制的蓝印花布，因为中国古代还可用夹缬、蜡缬和绞缬的工艺制成“蓝印花布”。笔者认为，从染缬工艺和纹样特色的角度考虑，将蓝印花布定义为灰缬蓝印花布更能反映其本质和特色。蓝印花布在中国各个地方的俗名都不一样，江苏称为“药斑布”、东北称为“麻花布”、湖北称为“豆染布”、福建称为“型染”、山东称为“猫蹄花印”等，可见其流传甚广。然而，蓝印花布以嘉定安亭镇的“药斑布”为其历史记载的正源。目前，对于中国蓝印花布起源问题的研究，中国染织史学界根据古籍《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的记载，一致认为中国蓝印花布起源宋代的“药斑布”。然而，对于“药斑布”的产生原因学界大多从染织史内史的角度进行讨论，缺乏一定的完整性。中国蓝印花布的起源不仅包括技术内史方面的因素，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史方面的因素。从内外史的角度看，影响中国蓝印花布起源的因素中外因起到的作用甚至超过内因。

1 中国蓝印花布工艺起源的多源性

中国蓝印花布工艺的起源具有多源性的特点，至少融合了剪纸艺术、染缬工艺、拓本印刷工序。具体来看，剪纸艺术为蓝印花布花版提供了纹样基础，三大染缬工艺为蓝印花布染色奠定了技术支持，拓本印刷工序启发了蓝印花布刮浆防染工序。

1.1 剪纸艺术为蓝印花布花版制作提供了纹样基础

剪纸艺术与蓝印花布花版的造型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事实上，蓝印花布花版的制作从逻辑上看极可能源于剪纸艺术的启发。首先，蓝印花布的蓝底白花和白底蓝花花版类似于剪纸中的阴刻和阳刻；其次，蓝印花布花版与剪纸的原料都是纸。不同之处在于，蓝印花布的花版是2～3层贵阳皮纸、1～2层高丽纸裱成多层，进行雕刻然后刷一层熟桐油[2]。由此可知，蓝印花布花版是多层相同纹样的剪纸叠加装裱并进行防水处理的缕空纸板。最后，剪纸艺术的起源时间要远早于蓝印花布的前身“药斑布”。1959年在新疆吐鲁番高昌遗址出土的北朝时期(386—581年)的对马团花剪纸残片[3]，此文物为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剪纸艺术作品。而蓝印花布前身药斑布，印染史学史普遍认为出现在宋代嘉定(1208—1224年)年间[4]。笔者认为，剪纸艺术出现时间要远远早于“药斑布”，至少在逻辑关系上能说明蓝印花布花版的制作深受剪纸的影响。

1.2 三大染缬工艺为蓝印花布染色奠定了技术基础

中国唐代中原地区至少有三种染缬技术普遍流行，即蜡染、夹缬和绞缬。笔者认为，这三大染缬技术与蓝印花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首先，从蜡染工艺上看，蜡染的防染原理为蓝印花布所吸收。现代蜡染与蓝印花布不同之处在于以下两方面：1)现代蜡染没有花版，蜡染工匠使用蜡刀将热蜡在布面上作画，类似于艺术创作；而蓝印花布则使用花版，将灰浆缕空刮于布面上，类似于整版印刷。2)两者所使用的防染剂不同，蜡染用蜡，蓝印花布则用灰浆；事实上，唐宋时期蜡染也有使用花版的情景。据宋徽宗摹张萱《捣练图》中两三位妇女衣裙、《虢国夫人游春图》中几个骑马人衣服上蜡染的纹样可知，蜡染纹样标准统一，反映出采用花版的可能。此外，用蜡缬浸染蓝印花布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宋代(960—1279年)学者周去非(1135—1189年)《岭外代答》中瑶人以染蓝布为班(斑)，其法采用的是用两片缕空木板，夹布熔蜡灌于镂中形成防染效果，最终印染成蜡染的蓝印花布[5]。由此可知，中国古代蜡染有使用缕空夹板的情景。其次，从夹缬工艺上看，夹缬印染技艺最迟在唐代已经流传到民间[1]。据《唐语林》所载，唐玄宗后宫中受宠的柳婕妤，有一妹赵氏发明了夹缬。柳婕妤生日时，送给王皇后一匹夹缬织物，从此在宫中流行开来，后来传出宫外，流行天下[6]，沈从文(1902—1988年)先生据此认为现代蓝印花布源于古时的夹缬。最后，从绞缬工艺上看，绞缬是把成匹丝绸或衣裙成品，照需要把某部分用线缚着、缝着或作成一定襞折，用线钉固，染后晒干，再剪去线结，就自然形成一定图案[7]。

综上，中国古代三大染缬是蓝印花布染色工艺的起源。首先，中国古代的蜡缬、夹缬最初使用的花版均有镂板夹持，它们都对蓝印花布花版的制作起到技术积累的作用。其次，中国古代蜡缬、夹缬、绞缬的浸染时间、氧化时间、固色办法都会对蓝印花布的印染起到启发作用。

1.3 拓本印刷工序启发了蓝印花布刮浆防染工序

拓印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技艺，是将纸覆在碑刻、青铜器、甲骨、陶瓦器、印章封泥、古钱币等器物上的文字、图形、纹饰之上，采用墨拓手段，将其拓印在纸上的技术[8]。本质上拓印工艺是一种凹版印刷技术，印刷技术与印染技术有着很大的关联性。要想理清拓印与蓝印花布刮浆防染工艺的关系，必须从宏观上分析印刷工艺与印染工艺的产生时间及共同特点。由中国古代印染工艺与印刷工艺的特点比较(表1)可知，印染工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春秋时期的印玺→西汉的凹纹、凸纹印花→缕空版印花；印刷工艺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中唐的雕版印刷工艺→萧梁的拓碑→北宋活字印刷工艺[9]。从时间序列上看，型版印花工艺中的凸纹印花技术促进了雕版印书的产生和发展。同样，凹版印花技术促进了拓碑技术的发展，而拓碑技术的发展则反向促进了缕空版印花技术。其实在中国古代，印染制版和雕版刻字同属一个行业。据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十八中记载贪官唐仲友的罪状时，列举唐仲友利用官钱雕版印刷赋集之时，还乘势造花版印染斑缬之属凡数十片[10]。由此可知，同一行业内两种不同工艺的交融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凹纹印花促进了拓印的产生和发展，拓印反过来促进缕空版印花(包括夹缬、蜡缬、灰缬)技术的发展。

表1 中国古代印染工艺与印刷工艺的特点比较Tab.1 Comparison of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printing, dyeing and printing technologies in ancient China

2 中国蓝印花布原料起源的跨时代性

中国蓝印花布的印染原料包括印染料和坯布，从印染料上看，蓝印花布的染料在明末清初之时由菘蓝向蓼蓝转型；从坯布上看，元代之后蓝印花布印染坯布逐渐由麻布转向棉布。

2.1 明末清初之时印染料从菘蓝向蓼蓝转型

蓼蓝是中国最早使用的染料之一，据古代文献的记载早在夏商时代就有种蓝活动，如《夏小正》：“五月，启灌蓝蓼。”《诗经·小雅·采绿》：“终朝采蓝，不盈一襜。”这些都说明当时种蓝已经是较为普遍的农业生产的一部分。其实中国古代的蓝草包括菘蓝、蓼蓝、马蓝和木蓝，由于蓼蓝制靛工艺的不成熟，直至宋代还未采用蓼蓝制作的靛蓝，而是直接用于染制青绿色，到了明代才出现使用蓼蓝制作的靛蓝[11]。以中国蓝印花布的代表南通蓝印花布为例，最初的染料并不是蓼蓝而是菘蓝。据明嘉靖(1522—1566年)《通州志》载：海门、通州均曾岁贡千斤以上菘蓝制作的土靛[12]。说明至少在明代中期南通蓝印花布所使用的染料为菘蓝。随着明末清初移民大量涌入南通，靛蓝染料的品种也由“菘蓝”转为“蓼蓝”，正如《天工开物》中所言：“近又出蓼蓝小叶者，俗名苋蓝，种更佳。”这种转变说明，随着南通蓝印花布的发展、地域间科技交流的频繁，南通蓝印花布的染料也发生了重大转变。

2.2 元代之后印染坯布逐渐由麻布转向棉布

笔者认为，蓝印花布前身“药斑布”最初使用的坯布应是麻织物，而非棉织物。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药斑布”在产生之时棉布还没有普遍在江南地区流行，“药斑布”产生于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年)嘉定的安亭镇，而棉布在江南地区开始作为主要衣料则发生在黄道婆在上海乌泥泾传播棉纺织技术后。因此，“药斑布”产生之时人们的主要衣料仍是丝、麻织物，“药斑布”最初不可能使用棉布作为坯布；另一方面，既然“药斑布”在产生之时的坯布可能是丝或麻织物，而根据“药斑布”的最早记录“宋嘉定中归姓者创为之。以布抹灰药而染青……”可知，“药斑布”最初的坯布是“布”而非“丝”或“绸”。那么，在宋代的布又为何种织物？笔者认为应为“麻布”无疑。首先，宋代之时，平民均被称为“布衣”，正是因为当时的平民百姓主要用麻布制衣供日常生活使用，所以用“布衣”代称。其次，“药斑布”最初是作为平民的唯一印染手段，蜡缬和夹缬均受到宋代一系列染缬禁令的限制。而皇室、官方则并不在禁令之列，可以采用蜡缬、夹缬、绞缬在丝绸上印染纹样，没有必要采用灰缬来印染丝绸。因此，在“药斑布”产生之初其坯布必然为麻织物。

然而，到了元代中国平民百姓的主要衣料发生了重大改革。随着种植棉花从闽南向江南地区的推广，棉花开始在江南地区大面积种植，棉布被作为重要的夏税征收之物。元朝统治者早就认识到植棉的重要性，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专门设置“木棉提举司”开始向民间征收木棉，充实政府财政收支[13]。据《元史》记载“元贞二年(1296年)，始定征江南夏税之制，夏税则输以木棉布绢绵等物”[14]。同时，黄道婆将黎族的棉纺技术与汉族麻织技术融合起来，创造出上海乌泥泾棉纺织技术，并大力推广。据元代陶宗仪(1329—约1412年)《南村缀耕录》记载着黄道婆对上海乃至江南地区的影响，指出自崖州而来的黄道婆发明创造出捍弹纺织之具，并将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的技术传授给乌泥泾乡民，使乡民们的生活越来越殷实[15]。由此可知，随着黄道婆改革棉纺织技术的推广，使得在元代棉布逐渐取代麻布成为平民百姓的主要衣料成为可能。此外，棉布的可染性要远好于麻，甚至超过丝。因此，元代之后蓝印花布的坯布原料逐渐由麻转变成棉。

3 中国蓝印花布历史起源的偶然性

任何一项新工艺的产生除了与其相关的技术内部因素有关外，还与其相关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外部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蓝印花布的产生也是如此，甚至外部因素的影响起到的作用要远大于内部因素。

3.1 蜡染原料的短缺造成蜡染在中原地区的消亡

蜡染最重要的原料为蜡，而在宋代蜡的短缺促进宋人在防染方面必然要找到类似于蜡的物质。笔者认为，宋代蜡的短缺可从蜡的使用范围的扩大及产蜡地域的丧失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宋代蜡的使用范围已经扩大到统治阶层与民间两个层次。从宋代朝廷用蜡层面上看，蜡已经成为战略物资。首先，蜡作为车辆、船舶的润滑剂和防渗剂，战略意义重大。车辆的车轴需要蜡作为润滑剂，有了润滑剂，车才会更加灵活和轻便。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军队人数最多的朝代，据《文献通考》记载,“神宗即位之初，总治平之兵一百十六万二千，而禁军步、骑六十六万三千”[16]。如此庞大的军队数量需要车辆运输的物资亦非常庞大，而且60多万的禁军均驻留在内陆地区，因此，对于车辆的需求必然惊人。此外，蜡还具有防水拒水的作用，经过蜡渗透处理的木板，防水能力大幅增强，能延缓木材腐烂的速度。而宋代又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最为繁荣的时期，海舶节枇，一望无际。据福建泉州湾宋代海船的考古发现，当时的海船使用松香、石蜡等对隔舱壁进行渗透处理[17]。宋代的军队数量和海运规模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而军队的粮草辎重需要车辆或船舶的运输。由此可知，蜡在车辆、船舶制造上的用量应该非常大。其次，宋代蜡还作为书信、公文的封印，防止信息的泄露。宋代在战争时期就经常使用蜡丸书进行信息的传递，甚至用它作为与辽、金进行宣战、议和、沟通的手段。从宋代民间用蜡层面上看，民间日常生活中的用蜡量也非常大。首先，蜡是蜡烛制作的重要原料，早在唐宋时期皇室、官宦家庭就已经大量使用蜡烛。如在陕西乾县唐永泰公主墓中的壁画上，就发现有持蜡烛的侍女图[18]。又如宋代名臣寇准(961—1023年)“家未尝油灯，虽庖所在，必然炬烛”[19]9534。其次，蜂蜡用于医药领域。蜂蜡本身就是一种中药，主要用于创伤、跌打损伤、骨折、骨碎的治疗，具有活血散淤止痛、消肿活血、敛口生肌的功用[20]。此外，蜂蜡还可作为药丸的外衣，起到保护药丸的作用。最后，蜡除运用印染方面外，还是古代塑像、装裱书画的重要配料。油蜡可以使塑像面部呈现柔软、光泽的质感[21]。装裱书画用蜡主要是擦蜡砑光工序，据张彦远(815—907年)《历代名画记》中所言“汧国公家背书画入少蜡，要在密润，此法得宜”[22]。

另一方面，宋代能直接获取蜡的疆域和手段也大为缩小。首先，从获取蜡的地域上看。纵观有宋代以来，即使在北宋(960—1127年)最为强盛时期也未能控制东北、幽云十六州和西域地界。到了南宋时期，北方大片领土丧失，龟缩于东南一隅，这种情形必然会影响蜡生产数量，使得蜡的价格非常昂贵。宋代《元丰九域志》《宋会要辑稿》《宋史》中有地方向皇室朝贡蜡制品的大量记载，其出现过具体数量蜡制品的有：河南洛阳蜂蜡100斤、河南邓州花蜡烛100条、陕西延安蜡100斤、陕西兴州蜡30斤、山西新绛蜡烛100条、山西离石蜡20斤、甘肃成县蜡烛一百条、重庆开县黄蜡十斤、重庆奉节蜡30斤、重庆彭水蜡10斤、安徽合肥蜡20斤等[23]。由此发现，地方朝贡给皇室的蜡不超过100斤，不少于10斤，宋代的1斤相当于现在的640 g，而蜡烛制品不超过100条。众所周知，地方官员向皇室交纳土贡时，总是不遗余力，如此数量的蜡确实能反映出蜡的昂贵和短缺。到了南宋时期，河南、山西等地又割让给金国，蜡的短缺就可想而知了。其次，从获取蜡的手段上看宋代也非常少。宋仁宗(1010—1063年，1022—1063年在位)景佑三年(1036年)，西北地区的党项族攻占肃、瓜、沙等州。沙州回鹘在抵抗失利后率众撤离敦煌。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建立西夏，宋朝与西域的之间的陆上丝绸之路被彻底切断，毫无疑问，西域石蜡输入中原的难度加大。虽然宋代后来开通海上丝绸之路，但有关蜡的进口情况还不得知。毕竟在当时养蜂业发达的中原地区一州仅上贡不超过百斤蜂蜡。那么，在还以采集天然蜂蜡为主的东南亚和养蜂业并不发达的阿拉伯国家，蜡的出口量也不会很多。

通过对宋代蜡的使用情况分析，以及蜡的生产地域分析可知，由于蜡广泛使用在皇室和民间，但原料的短缺，必然导致其价格的昂贵，蜡染在中原地区民间必定无法流传下去。虽然，在唐代中原地区曾经出现过诸如《湖底云头禽鸟花草纹蜡缬绢》《绛底灵芝花鸟纹蜡缬绢》《黄底云头花鸟蜡缬绢》《土黄底花卉纹蜡缬绢》等制作精美的蜡缬织物，但宋代以后就难觅其踪了。然而，在社会、文化环境没有太多改变的情形下，一种工艺原料的缺乏，必然会促使人们去尝试寻找替代品。灰浆防染原料顺理成章地就成为蜡的替代品，从蓝印花布的防染浆料上看，常见的主料是黄豆粉、绿豆粉之类的植物性粉料，辅以石灰粉调和[24]。因此，蓝印花布所使用的是民间较为常见的原料作防染浆料，其价格比蜡便宜很多。

3.2 宋代服制的改革加速蓝印花布的产生

宋代服制改革中最著名的是染缬禁令，据《宋史》记载，宋徽宗(1082—1135年，1100—1126年在位)政和二年(1112年)发布诏令：“后苑造缬帛，盖自元丰(1078—1085年)初置为行军之号，又为卫士之衣，以辨奸诈，遂禁止民间打造。令开封府申严其禁，客旅不许兴贩缬版。”[19]3576除此之外，夹缬衣物也多用于仪仗旗符。如《宋史·仪卫一》记载宋初皇室舆辇人员的制服是“宜男缬罗单衫”[19]3379。由此可知，1)颁布染缬禁令的根本原因是染缬的衣物为皇宫仪卫和仪仗舆辇人员的制服，为了防止奸人混入其中，便禁止民间打造。2)由于牵涉到服制的问题，违反禁令的处罚力度非常大。尤其作为当时的京城开封府，不仅不允许打造花版，就连贩买也不行。事实上，夹缬在民间被完全禁止有一个时间过程，早在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禁民间服销金及钹遮那缬，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又禁民间服皂班缬衣。直至元丰初年，夹缬服饰正式成为宋代舆服制度的重要部分，遂加大打击民间打造的力度，到了政和二年，则连贩卖缬贩都禁止。笔者认为，在长达近百年的禁令下，宋代民间夹缬必然会衰败下去。然而，追求美是人的天性，民间染坊不可只染色而不印花。同时，在宋代印染业在重大困境下：客观上，蜡缬由于蜡原料的价格因素而使其在中原地区无法良性发展；主观上，服制的变革又使夹缬在民间逐渐禁绝。因此，时代呼唤民间印染技术需要进行创新，为满足大众在服饰面料上的审美要求，蓝印花布的前身“药斑布”就应运而生。

综上所述，中国蓝印花布直接源于宋代嘉定安亭镇的“药斑布”。然而，蓝印花布的产生不仅反映了中国印染技术发展内史中的某些特殊规律，同时它也反映了政治、经济、文化对印染技术的深刻影响。中国蓝印花布的产生过程如图1所示，首先，在宋代之前已经出现的剪纸、夹缬、蜡缬、绞缬及拓本印刷技艺分别为“药斑布”的产生提供了工艺上的准备，解决技术上的障碍。其次，到了宋代，染缬工艺外部环境逐渐恶化。蜡的缺乏和禁民间染缬的服制改革，从外部环境方面刺激了“药斑布”的产生。最后，随着元代以来平民衣料逐渐由麻布向棉布的转变及明末清初染料由菘蓝向蓼蓝的转型，极大地推动了蓝印花布的发展。

4 结 语

蓝印花布印染技艺作为中国古代汉族地区流传最广的民间印染技术，给中国古代平民百姓创造出一片蓝天白云般的衣裳美。对于中国蓝印花布的起源问题，毫无疑问，它源于宋代的“药斑布”。但笔者认为，中国蓝印花布的产生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从工艺角度看，蓝印花布的前身“药斑布”融合了中国古代的剪纸、染缬、拓本印刷三大工艺。剪纸艺术为其花版制作提供了纹样基础，三大染缬工艺则为其染色工艺奠定了技术支持，拓本印刷工序启发了其刮浆防染工序。从原料的角度看，由于南北地域之间染织技术的交流，优良染料原料蓼蓝明末清初之时取代了原有的菘蓝染料；随着植棉在江南地区的传播与发展，印染坯布在元代之后逐渐由麻布向棉布转移。从外史的角度看，一方面，宋代蜡被广泛运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与获蜡途径的减少不仅导致蜡染在中原地区消亡，同时也决定了蜡不会被用于中原地区的染缬；另一方面，宋代服制改革，特别是染缬禁令在民间的强化，导致了夹缬和绞缬在中原地区的逐渐消亡，从而加速了蓝印花布的产生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