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强

夫子河岸之叹，将个人感喟置于浩渺的时空，三千年来呼应迭起，余音不绝。

朱立新先生的散文新著《河岸》，有意无意新发母题。孔夫子赫拉克里克等等先贤，似乎借助这位青海当世作家之笔，再次临水鉴心，听波闻世：而青海这位作家，伫岸观水，以己推人，将当世河源一处汉家村庄的生活和生命体验，自然地融接于水岸之思的文学传统。处处不舍昼夜，时时逝者如斯夫。人之所以为人，价值就在于时光中打捞、捉捕、铸凝那些蕴藏着我们的记忆和体温的金箔。这是人的一种自我证明和自我解说，也是对于滔滔不绝的流动和一日千变的荒谬的抗争。

《河岸》中数篇文章涉水。《风过河岸》《隐遁之河》《河流比我更知道自己的走向》，以及痛彻心扉的《你是一条河》，绵密地展示了黄河上游贵德一个村寨的日常生活，习俗礼仪，以及隐微的社会政治结构；进而细致地表述了这方有根有据有情有义，有着强烈人格化的土地，在近三四十年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逆转的颓败和崩溃。朱立新先生的观察、分析和喟叹，深植于他的青少年，和更久远的童年。因此，那种强烈的被撕扯、被剥离的疼痛感，与被连根拔起的树丛参差仿佛。读他的文章，感觉作家不断乘随时间的种种水上交通工具，不断背离来处；然而又将身影系挂在那些羊皮筏子、木质舟船，乃至游轮快艇的翼侧尾后，不断被迎面或逆向的日光雨瀑搓洗。朱立新像一个末路的、无法安放文化密码和感情记忆的萨满，不断地通过文字为故土故人故乡和自我招魂。

这样的写作肯定是腥咸苦涩的，是含泪的，是含血的。其腥咸苦涩，首先来自于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来自艰难的乡村生活。和如今在城市里养尊处优，毫无节制地歌吟往者乡村生活的作家不同，朱立新的乡村写作是带着成长的硌伤印记的；和另一些转身对于乡村的哺育只字不提，自顾自快速洗去泥土气息的人们更不相同，朱立新在对乡村的怀想和回望中，充满了感激，也满溢着因为时代之变而生发的困惑和思辨。

相较于现代人的精神困境，相较于物质繁荣下的时代精神贫困，相较于今天人——文化——道德的危机，乡村文明完整的时期，给人们的关系和行为规范提供了较为坚实的模板。因此，朱立新一遍遍用目光重新打量犁铧等农具，用回忆钩捞村中旧人旧事，用温情再塑河岸上的风景，用内心感知马灯在黑夜的光亮，就是要校对自我，校对原乡，校对一种具有生命质量的时光。

朱立新的心理之根，文化之根，生命之根，是深深地扎在黄河上游那片盆地的泥土里的。他的写作的原动力来自童年记忆。苏联诗人茨维塔耶娃这样表述过童年对于一个作家的重要性，她写道，“往昔比现实强有力，而往者中最强有力的往昔是：童年比一切都强有力。是根。我现在和将来要援引作为老皮缅处的——塔鲁萨——三塘胡同的一切的题词‘啊，童年，心灵深处的长柄勺！”（此句引自帕斯捷尔纳克）朱立新也是这样，不断用“心灵的长柄勺”，挖掘根的内部，凿壁偷光，进而破壁引光，以照亮记忆最深处的那种贫瘠、荒凉和尖锐。正是这样黑夜里的行走，记忆深层的辨察，使得人性之光富有质感，触手可及。

朱立新敏感而坚强，感受能力细腻。这是一种宿命，是命定被贵德、被太平村、被家族所选择的记录和讲述者。《河岸》一书既是作家带着胞衣之血走向成熟的叙述，也是家族的微型史的描画，还是黄河村庄具有普遍性的一种精神编年书写和地方志。跃动其间的，是叩纸可闻的那些原乡故人的声音形态，是作家发自肺腑的叹息和呼喊。在书中，那个怕黑的孩子，那个站在村庙檐头与父亲对峙的少年，那个在自尊心强烈、要求与大人一样劳动的青年，予人深刻的印象。作家对于原乡的回忆和观察，感念和忧虑，无不是“心灵的长柄勺”挖掘的结果。其情之深，其虑之深，印证了茨维塔耶娃的那句名言：“祖国不是领土的划定的界限，而是记忆和血液的不可抗拒性。”祖国有的时候很辽阔，有的时候则很微小；有的时候很抽象，有的时候很具体——就是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水土一方人就是朱立新的记忆和血液的不可抗拒性，就是它的根系，并且催促他提笔着墨，回溯展望。

在一次次的追忆中，朱立新明白：“现在，祖辈们一茬茬地相继离去了，老宅也被村里整体规划夷为平地，我就成了无根的游子。”（见《太平村文昌庙的流年碎影》）这样的现实境遇中，反而激发作者更加专注地去探求往昔，探求昔日光源和内心稳定感的成因，“它（指文昌庙）如村庄的密码，投射出儒家和伦理、道家宇宙观在乡野世俗中的左突右奔。”（同上）好一个左突右奔！朱立新一方面在确认、在抵达；另一方面，在不舍昼夜的河水边没有停止过反思、清洗和批判。他的书写，在情感上应和着诗人勃洛克的说法：“世上有个最纯真、最愉快的节日。它是黄金时代的回忆，是如今快消失殆尽的一种感情——对家园的感情的最高点。”可是，需要指出的是朱立新的文章对家园的回忆，大都是一种混合着淚水和微笑的指认和叹息。他的这个节日与勃洛克不尽相同，尽管也是黄金时代的回忆，勾连生发的却不是一种被美化的单纯的、愉快的回忆。

百十年来，以农村为社会最大构体，以农民为主要群体的中国，一直在变化着，变革着。这种流变也像河流有时缓慢，有时湍急。最湍急处，应该是近三十四年。青海河湟地区也概莫能外。以文学观察，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王文泸井石韩玉成等小说家已经着力于此；而至新世纪后，王文中赵贵邦王海燕等作家纷纷以散文（甚至是纪实散文）给故乡留影。在他们的作品中，或多或少地保持着与苏联诗人叶赛宁相似的态度——那就是站在“木头的”“麦秸的”的乡村立场上，抗拒“钢铁世纪”的到来。和叶赛宁“钢铁的客人”就要用“黑色的铁爪”掠掉“注满霞光的燕麦”并不一致，青海河湟地区作家笔下的原乡则有主动扑向钢铁世纪，迎向商品世界的趋向，其颓败和崩塌也就难以避免了。其中滋味，颇值品咂。流水滔滔，而河岸的风景和人们发生变化过于剧烈，以至于像朱立新这样的作家处在极度的矛盾中——他们一方面有着或者曾有着根系发达的文化心理，另一方面是都市和乡村的双重游子。

小哀喋喋，大哀默默。《河岸》一书，乃是作家之于故土的哀歌。朱立新用“心灵的长柄勺”挖掘童年的深处，描画父亲母亲等至亲故人的生活姿态和生命形象，绘制贵德的文化地理全景图影，品察当年的乡风民俗——他恨不能用纸笔重建那个一去不返的太平村、贵德县和被黄河清水洗涤的人心。他在回忆中挖掘得越深，文字的情感浓度也越是动人。其语音语调也就自然地从喋喋走向默默。《你是一条河》是一篇感人至深的长篇散文。其间，作家刚强而忍辱负重的母亲形象跃然纸上，她的抗争和顺从都带着村寨文化的那种强制性的结果，她的生命结束其实也可读作这种生活情态必然消失的隐喻。

有时候，我倾向苦难成就作家的说法。没有品尝过哀痛的人，是很难写出深沉的作品的。朱立新显然没有辜负苦难与哀痛，可贵的是，他在写作中有效地避免了苦难与哀痛设置的考验，理性思维和文体意识帮助作家有效地过滤了情感过度的宣泄。作家的长柄勺挖掘着过去，舀取到了河流上浪涌的流金碎银。这让他的寻找和探求，转化成为了其文本核心的、本质的、成熟的标志。

简单地说，朱立新的写作意在赋予失去的事物以尊严，用心血凝塑哀痛的种种形态——直到让哀痛也具有了黄金般的色泽和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