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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EM模型的社区居民参与实证分析

2019-07-01尚云贾友军

湖北农业科学 2019年4期
关键词:结构方程模型乌鲁木齐市影响因素

尚云 贾友军

摘要:以乌鲁木齐市H社区为研究对象进行居民参与行为影响因素路径分析,采用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数据搜集,运用AMOS 23.0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与分析。结果表明,治理认知对参与意愿、参与行为,个人因素、参与意愿对参与行为都有正向的影响作用,行为态度和外部因素对参与行为有负向的影响作用。通过成立的行为路径提出增强社区管理信息化应用能力并提高居民的社区治理认知水平等建议,对改善当前H社区治理居民参与现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治理认知;治理态度;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SEM);乌鲁木齐市

中图分类号:C91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9)04-0108-06

Abstract: Taking H community in Urumqi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path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was carried out. The data collection was carried out by means of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s. The construction and analysi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as carried out by AMOS 23.0 softwa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governance cogni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and participation behavior; personal factors and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participation behavior; while behavioral willingness and external factors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participation behavior. Suggestions such as enhancing the ability of community management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and raising the awareness level of residents' community governance through the established behavioral path have certain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current participation of residents in H community governance.

Key words: governance cognition; governance attitud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influencing factor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Urumqi

隨着城市社区的建设与发展,居民参与已成为当前社区建设的新主题和新动力[1]。现代社区治理是政府主导、社会协作、居民组织化行动的过程[2]。从2000年民政部提出推进城市社区建设以来[3],中国城市社区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建设过程中仍存在居民参与严重不足的情况。

学者们对于社区治理居民参与的研究内容主要可分为参与意识[4]、政治参与[5,6]、参与类型[7]、参与机制[8]和模式[9];又或者是基于网络新媒体视角[10]、社会资本视角、社会组织、社区环境[11,12]与安全等方面进行阐述。近三年来,除上述之外,关于多民族社区的研究内容更多倾向于社区居民间的文化认同和多元协同治理方面的论述。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发现,当前研究都缺乏居民参与行为路径的具体探讨。

本研究整合现有研究,在计划行为理论的基础上作出改进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量化社区治理居民参与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其中的因果关系以及所影响的具体程度,明确居民参与行为路径,正确引导居民有序、高效参与社区治理并为推进“公众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13]形成带来助力。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典型的多民族人口聚集区域,各民族基本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14]。以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多民族聚居的H社区为研究对象,采用实地问卷调查的方式对H社区全体居民进行抽样调查。天山区H社区目前有1 500余户居民,共计3 000多人,其中主体民族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回族四大类。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350份,问卷回收率87.5%,其中有效问卷341份,问卷有效率85.25%。

调查问卷数据显示,341份有效样本中男性167位,女性174位,性别比例符合分析要求。其中,31~40岁的群体为本次问卷调查的主要群体,占比32.3%;60岁以上群体占比13.8%;已婚人群占比82.4%;户主和租赁户分别占比75.4%和24.6%;少数民族同胞数量共占比31.3%;在H社区居住时间达10年以上的占比43.4%。

1.2  研究方法

有关居民参与的研究方法主要有问卷调查的描述性统计分析[15];参与意愿人口学因素[16]、认知特征、行为特征[17]等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18]或Probit模型;多元回归分析;偏相关分析[19]等。以上方法在描述因素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和作用路径方面略有不足。结构方程模型不仅可以描述分析系统的潜在变量,还可以研究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20],其打破了传统模型一个指标只能对应一个因子的思维模式,可以生成一对多(一个指标与多个变量的相关关系)或者更加复杂的多对多(高阶因子)模型[12]。因此选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进行分析探讨。

结构模型主要是界定潜在自变量和潜在因变量间的线性关系的模型[21],结构方程模型分为两个基本模型: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测量模型明确了潜在变量与观察变量间的线性关系,潜在变量是无法直接量化的,所以需要观测变量来表达。观测变量是潜在变量的测量指标,是量表或问卷等测量工具所得的数据[22]。具体公式如下:

式(1)是结构方程式,其中,β是内生潜变量间相互影响效应系数;γ是外生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影响的效应系数;ξ是标准化处理后的外生潜变量;η是内生潜变量;ζ是η的残差向量。式(2)是内生潜变量的测量方程式,其中,Y是内生观测变量组成的向量;λy表示内生潜变量与内生观测变量间的关系。式(3)是外生潜变量的测量方程式,其中,X是外生观测变量组成的向量;λx表示外生潜变量与外生观测变量间的关系。ε、δ为测量模型的残差矩阵[23]。后续将通过处理问卷所得数据,将各潜在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2  居民参与行为路径的构建

2.1  计划行为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是在Ajzen和Fishbein共同提出的理性行为理论基础上提出的。计划行为理论是解释个体行为决策过程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主要包含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行为意向和行为5个要素。行为意愿通过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3个前置变量来影响人的最终行为。行为态度是指个体对某一行为所持有的积极或消极的评价;主观规范是指就某一行为个体感知到的来自外部的社会压力,如家人、朋友、同事等人的看法;感知行为控制是指个人根据经验对所实施行为阻力的评估,如时间、精力、金钱等的限制[24]。行为意向指个人对于进行某项具体行为的主观意愿的判定,它反映了个人对于该项具体行为的执行意愿。Ajzen指出,行为意愿可以直接决定行为。

2.2  路径构建

理性行为理论认为所有的特定行为都会受到行为意向的间接影响[25]。参与行为、参与意愿和参与态度的具体设置见表1,并在“周围的邻居都参与”“家人的支持”等题项归为主观规范的基础上添加“集体利益观”“国家、自治区政策引导”“监督社区工作”“便捷的参与途径”“公民权利的体现”题项后改进为外部因素潜在变量。公民权利意识的培养是中国民主建设急需重视的领域。集体利益观念的树立与加强,理论上可以较好地促进公众参与行为。便捷的参与途径也是在预调研访谈中了解到现阶段社区管理缺乏的关键因素。在“时间”“精神上的鼓励荣誉感”和“经济条件”的感知行为控制基础上添加“物质上的报酬”因素后改进为个人因素潜在变量。除此之外再添加社会经济地位潜在变量进入模型路径分析,其中包括月收入、受教育程度和政治身份作为衡量标准。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是衡量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一个人拥有的财富越多就越会关注政府税收等政策,因而就越会有动力参与政治过程;受教育程度越高,也越有能力参与到政治过程中去[26]。

2.3  研究假设

通过在计划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改进补充得到参与行为、参与意愿、治理认知、行为态度、个人因素、外部因素和社会经济地位等7个潜在变量。原计划行为理论的变量为行为、行为意向、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5个潜在变量。具体的变量设计见表1、表2。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H1:社会经济地位正向影响治理认知;H2:社会经济地位正向影响参与意愿;H3:治理认知正向影响行为态度;H4:治理认知正向影响参与意愿;H5:治理认知正向影响参与行为;H6:治理认知正向影响个人因素;H7:治理认知正向影响外部因素;H8:行为态度正向影响参与意愿;H9:行为态度正向影响参与行为;H10:个人因素正向影响参与意愿;H11:个人因素正向影响参与行为;H12:个人因素正向影响外部因素;H13:外部因素正向影响参与意愿;H14:外部因素正向影响参与行为;H15:参与意愿正向影响参与行为。设计概念模型见图1。

3  模型检验与结果分析

3.1  信度分析

在实证分析之前需要对各个潜在变量的一致性进行检验,即信度检验。本研究采用Cronbachs α系数法对数据進行信度检验。Cronbachs α≥0.7为高信度,0.35≤Cronbachs α<0.7为一般信度,Cronbachs α<0.35为低信度[27]。检验结果(表3)表明,各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可以良好通过,总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26,说明题项的内部一致性较好,可继续进行后续分析。

3.2  验证性因子分析

验证性因子分析是结构方程模型拟合之前的必要步骤,标准化的路径系数代表的是潜在变量对观测变量的影响,代表因素负荷量的数值,可反映观测变量在各潜在因素的相对重要性[28]。路径系数越大因素载荷量值越大,表明观测变量能被构念解释的变异越大。结果显示,所有潜在变量至观测变量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值Estimate(S)除X23和X24以外均在0.535~0.871之间,且路径系数的t统计值均大于1.96,说明观测变量均较好地隶属于各自的潜在变量,潜在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

3.3  模型的拟合、修正及检验

3.3.1  拟合、修正情况  在第一次验证后的适配一般情况下,模型的拟合结果需要进一步修正。通过修正指数对模型进行修正,剔除掉不显著的路径后将MI值较大的路径逐一添加残差间相关关系后得到最终修正模型(图2),模型总体拟合度良好。模型的各评价指标和整体适配度检验结果见表4。

3.3.2  模型检验  对模型适配度进行检验,主要目的是判断研究者所建构的理论模型是否能对实际观察调查所得的资料予以合理解释[29]。拟采用Jackson[30]建议选用的几个指标进行整体模型的适配度评价。由表5可知,结构模型适配指标的拟合良好,结果较为可信。

3.4  模型解释

3.4.1  路径结果分析  从最终的拟合结果来看,所建立的初始概念模型中假设H2未通过(去掉P值不显著路径);假设H8未通过(去掉P值不显著路径);假设H9部分通过(路径P值显著但为负向作用);假设H10未通过(去掉P值不显著路径);假设H13未通过(去掉P值不显著路径);假设H14部分通过(路径P值显著但为负向作用)。具体参数见表5。

3.4.2  完全正向路径  社会经济地位→治理认知→参与意愿→参与行为。通过模型的输出结果来看,社会经济地位→治理认知的路径系数为0.427,影响程度中等;治理认知→参与意愿的路径系数为0.431,影响程度中等;参与意愿→参与行为的路径系数为0.653,影响程度较高。说明较高的月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和党员的政治身份会直接正向影响治理认知水平,而较高的治理认知水平会正向影响参与意愿,此路径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

社会经济地位→治理认知→个人因素→参与行为。治理认知→个人因素的路径系数为0.606,影响程度较高;在综合模型中个人因素并未显著影响参与意愿而是直接正向影响参与行为,其路径系数为0.235,影响程度较低,此路径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

3.4.3  部分正向路径  社会经济地位→治理认知→行为态度→参与行为。行为态度→参与行为的路径系数为-0.675,且已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居民群体越认可“参与社区治理会保障自身权利,如选举、决策、监督等权利”和“参与社区治理会获得物质、经济利益,如高质量的物业服务、良好卫生”行为态度认同越高会造成低效率参与行为,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认知水平较高的居民群体对于当前社区居民参与途径的不便捷及各方面现状较为不满而引起的较低的参与水平。

治理认知→个人因素→外部因素→参与行为。在综合模型中,外部因素→参与行为的路径系数为-0.399,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这并不能直接说明H社区居民没有集体利益观念、公民权利意识淡薄而不能正向影响参与行为,且包含“荣誉感”的个人因素也在正向影响参与行为。外部因素不能促进H社区居民参与行为的原因在于多民族聚居社区的复杂性以及乌鲁木齐市社区管理的政府主导地位让居民缺乏自治观念,使其在综合模型中没有形成正向作用。

4  结论

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明确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H社区居民参与行为影响因素路径。结果表明,治理认知对于行为态度、参与意愿、参与行为、个人因素和外部因素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当前提高居民参与水平建议可以从提高居民的社区治理认知水平角度着手,增强社区认同,建立稳定的社会网络,调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观能动性,进而通过丰富的社区活动加强民族间的联系,促使各民族同胞共同努力,提升社区管理效能的同时实现文明、民主、和谐、友好和团结社区的建设目标。可以通过增强社区管理的信息化应用能力提高居民的治理认知水平,发挥居委会的主导作用,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服务方式,正确引导居民有序和高效参与社区治理。通过增强居委会、业委会服务水平为居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更便捷的信息渠道和参与途径,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以此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充分发挥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实现由从上到下授权到从下到上授权的思想观念的转变,为推进中国民主社会建设增添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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