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珊

【摘 要】十七年时期，在政策的指引和时代精神的召唤下，广西涌现出一批现代戏剧本，多数剧本的主题和人物被规范成极为相似的类型，表现出两个共同特征：一是在主题上都有二元对立模式结构的建立;二是人物形象的价值评价准则为是否以社会主义建设的集体理想为先。

【关键词】十七年;现代戏;《三朵小红花》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16-0008-02

一、十七年时期广西现代戏创作的背景

十七年时期（1949-1966），全国的戏剧工作重点是传统剧目的再次鉴别和现代剧目的创作。传统剧目的整改愈加严苛，难上舞台，时代的舞台在迫切召唤着表现当下生活，特别是社会政治生活的现代戏。另外，戏剧作为一种特别有社会影响力的艺术样式，也被官方寄望于承担起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重任：“文艺从来就是属于一定的政治，一定阶级的，……戏曲在今天仍然要担负起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任务，应该把戏曲的教育作用放在第一位。”[1]

可是，直到1964年左右，广西现代戏的创作都未跟上，舞台上演的现代戏多是当时全国流行的一些现成剧目，如《夺印》《李双双》《三里湾》《红岩》《白毛女》等。不论是政策的指引还是时代精神的召唤，广西的戏剧舞台都急需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内容和塑造时代新人的现代戏剧本。为了解决现代戏剧本的问题，领导开始组织创作人员深入生活，进行创作。1964年5月，历时近一个月的全区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全区所有剧种都参加了演出，有壮剧《水轮泵之歌》、评剧《红花妹》等33个剧目，而这只不过是从这几个月全区创作的204出现代戏中选出来的。1964年《广西文艺》的七八月合刊上登出了各剧种较有代表性的六个现代戏剧本，有桂剧《开步走》、彩调《小糊涂历险记》、话剧《成功以后》等，

当时的戏剧工作者在创作时被要求过“三关”：思想关、生活关、技巧关，“而过好‘三关，中心的环节又是深入生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深入生活不仅是为了获得创作的源泉，更重要的是戏剧工作者改变立场，改造思想，实现革命化的必由之道。”[2]此评价标准忽视了艺术技巧，将思想政治水平视为作品优劣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无形中将当时很多剧本的主题和人物形象规范成极为相似的类型，表现出两个共同特征：二元对立模式结构的建立和在人物价值评价上的集体理想准则。

二、深具民心基础的主题建构：二元对立模式结构

与当时大多数文艺作品一样，几个现代戏剧本虽然题材各异，但多以在政治经济生活实践中不断成长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与落后分子甚至隐藏较深的“阶级敌人”的矛盾冲突为主线，这属于当时的现代剧中非常常见的二元对立模式结构，即将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简化为两种不同的政治思想的冲突。

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将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落后分子拉一把，让他们重回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轨道，都是相当有必要的。桂剧《开步走》以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为题材，正面的知识青年形象——韦秋香，是一个勤劳、朴素、热情的姑娘，听党的话，在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经过一些锻炼后，迅速成长。而她的同学，另外一个知青覃学正一开始想读大学、当干部，被韦秋香斥为“轻视农业劳动”，之后又不关心集体，赶圩做生意，追求私利，最后被大家“挽救”回社会主义道路上。话剧《成功以后》则以表现工厂的技术革新为题材，刻画了两个老工人——黄刚和刘树在对待青年工人黄建的态度上的矛盾冲突，揭示了在培养青年文化技术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保证“政治挂帅”。

彩调剧是广西特有的民间剧种，《春雷惊狮》和《三朵小红花》（作者均为周民震）的接连出现，既是彩调在十七年发展中的重大收获，也是现代戏浪潮中两朵美丽的浪花。

《春雷惊狮》是出独幕喜剧，情节也不复杂：小榕树生产队副队长“伶俐妹”和她的未婚夫——大榕树生产队队长“大力莫”分别带领两个生产队进行备耕工作竞赛，“大力莫”因为在公社评比中暂时领先而沾沾自喜，大张旗鼓地舞狮庆祝，结果因为石灰窑的柴草准备不足，险些让集体劳动成果一无所有，幸得“伶俐妹”伸出援手。与广西之前在全国大获成功的戏剧《刘三姐》以男女对歌场景表达情意的模式相似，彩调中还出现了两个生产队的男女青年分别在主人公“大力莫”和“伶俐妹”的带领下对歌的场景，使热闹的生产竞赛环境染上了些许浪漫色彩，也表现出特有的广西地方文化风情。这些有着浓郁的生活化气息和喜剧色彩场景，消解了人物冲突的沉重，毕竟人民内部的矛盾远没有到达“你死我活”的地步。

《三朵小红花》（原名《小糊涂历险记》）在1965年7月广州举行的中南区戏剧观摩演出大会上被评为优秀剧目，之后被选送到北京参加中南五省小戏汇报演出。该剧在题材选择和艺术表现上均有值得称道之处，后来还被拍成电影，可见影响之大。

以儿童为题材《三朵小红花》的情节有趣而不复杂，除了富于浓厚的生活气息，也体现了彩调特有的轻松活泼、诙谐，“冲突”不会过于劍拔弩张，戏剧通过聪明、活泼好动的儿童胡小图在生活中的一次思想历险，反映了儿童当中集体主义思想对抗个人主义思想的胜利，表现了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少年儿童的价值观还未完全成型，对生活中一些有可能影响儿童价值观的“危险分子”不能失去警惕，而此时，价值观符合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成年教育者尤为重要。而胡小图的母亲常以物质奖励这种追求私欲的方式作为其学习动力。胡小图的表舅——小摊贩王得利更是以金光闪闪的怀表和小手枪作为“诱饵”，让胡小图在入少先队的当堂放弃少年宫的集体劳动，而去帮忙摆摊，卖一些内容“不健康”的小人书;品学兼优的少先队大队长陈小英则站在这两个“不合格”的成年教育者的对立面，帮助胡小图的思想重回集体的“正轨”。

《三朵小红花》 将阶级斗争这一主题从成人世界拓展至儿童界，作者周民震的创作谈很能反映当时一部分作家的心态：“当时写这出戏时，正是毛泽东同志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后，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题材就跳不出‘阶级斗争这个框框，”不过，值得肯定的是，作家还是在规范内作出了个性化尝试，即在选取角度时，避开了“把阶级斗争闹得血淋淋的”，而是选择了一个“反对精神污染的”有“儿童特点”的故事。[3]

三、人物形象的价值评价准则：是否以社会主义建设的集体理想为先

与情节的对立结构相同，这几出现代戏的主要人物关系总是呈现“二元对立”状态，人物形象的价值评价上绝对地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这个高昂又明确的集体理想为标准，一类“落后分子”脱离了集体，去追求所谓个人利益、个人理想、个人幸福等个人私欲;另外一类有着正确政治思想意识的“帮手”初始都会与前者产生矛盾，通过教育或者引导前者，使“落后分子”逐渐摈除私心，转变观念，得到成长。

《春雷惊狮》中“大力莫”和“伶俐妹”既是恋人又是竞争对手的人物关系的设置自然地具有一种戏剧性和趣味性：一方犯错，一方教育。“大力莫”的大肆庆功无疑是满足个人虚荣心的表现，私欲的追求导致灾难，集体的劳动成果险些毁于一旦。“伶俐妹”是一个有智慧的农村新人形象，作为戏剧中受到肯定的正面人物，她也是一个教育者和引导者，她发现和批评了“大力莫”这种沉溺于“个人成功”的自满情绪，及时帮助和鼓励他，指出了其追求的狭隘性。结果，“大力莫”思想突破了“私欲”的局限，反而自然而然地在“公”（集体劳动）在“私”（情感关系）均有更多收获。

《三朵小红花》延续了一直都有的培养“革命接班人”主题，只不过是以更加低龄的儿童代替青年成为主人公。在错误的家庭教育中滋长了“私心”的胡小图是一个急需被带入“正途”的儿童，而仅由力量较弱小的儿童（陈小英）来承担教育者职责，稍嫌不够，通过更有力的“帮手”——少先队校外辅导员陈爷爷的说理教育，胡小图从意识到“追求个人享乐”行为的失当，特别是与入队、劳动这样具有政治意味的集体实践相对比，更显其丑陋，于是与陈小英一起指责了王得利，以“我们是毛主席的好少年！爱祖国，爱人民，革命洪炉把心炼”的嘹亮歌声，宣告了个人的成长。

值得称道的是，《三朵小红花》里几个“待改造”的人物形象——调皮机灵、有错就改的胡小图和狡猾贪利的王得利个性鲜活，颇具喜感。由于是儿童题材，再加之是轻松风趣为特征的彩调剧，人物语言并未像当时很多现代戏那样，大量使用生硬的说教式语言，而是多处代之以琅琅上口、轻松逗趣的人物唱词，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物“冲突”的紧张感。例如，在剧中被儿童们嘲弄为“社会主义的蛀虫”的王得利作为一个成年人，本应在与孩子们的冲突中不落下风，可在胡小图争夺战中，他先是在行動上出尽洋相，如与孩子们拉拉扯扯时摔倒;在语言上也被取笑和讽刺：当他唱着“红公鸡，尾巴长，你莫和表舅捉迷藏”去寻找胡小图时，被小英讥讽“癞蛤蚂，跳上墙，肚里一定有名堂”。

不过，在这出儿童戏里，儿童语言也存在被人为“拔高”的情况，像陈小英 “正气凛然”地指责王得利卖有毒的坏书并将“贿赂”——五分钱一掌打掉时，唱词过于“成人化”：“我问你是什么人！敢来玷污红领巾！你睁开眼睛看一看，这是红旗的一角，革命的心！”周民震也承认，随着《小糊涂历险记》更名为《三朵小红花》，“最大的改动就是突出了陈小英，力图把原来以胡小图为主角改成以陈小英为主角。从现在的观点看，主角不一定要正面的先进人物，……但那时就有这么一种‘左的思想，好象转变人物成为主角就是中间人物论。”[4]这样的改动又一次表现出当时的意识形态强大的规范力量。

参考文献：

[1]郭铭同志在全区传统剧目整理改编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J].广西戏剧通讯，1963（9）.

[2]可贵的开端，丰硕的收获——简评《广西文艺》七八月号上的六个现代戏剧本[J].广西文艺，1964（7-8）.

[3][4]周民震.《三朵小红花》种种[A].《中国戏曲志·广西卷》编辑部.广西地方戏曲史料汇编（第二辑）[C].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