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佳祎

摘 要：启蒙精神与现代社会的两面性在法国大革命中首次充分体现了其巨大的威力，法国大革命一方面激发出了巨大的社会活力和政治热情，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持续的社会暴力和政治混乱。可以说，我们仍然生活在由法国大革命召唤出来的时代当中，现代社会的活力与混乱都是法国大革命的遗产。通过反思法国大革命的基础理论和政治实践，亲历法国大革命治乱更替的康德和黑格尔各自提出了关于启蒙精神的理论，并在对自由的理解上出现了巨大的分歧。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对重新审视康德和黑格尔的自由观，以及康德对黑格尔的批判，将有助于窥测现代社会的内在逻辑，为解决当下主要的社会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提供理论借鉴。

关键词：美好生活 法国大革命 康德 黑格尔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9）06-0-01

在现代社会，绝对的物质匮乏已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而逐渐被消灭。当温饱的威胁已然远去的时候，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成为人们最为普遍的需要。现代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得益于启蒙运动之后每个个体的主观能动性都在客观上得到了尊重和保护。然而，由此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个性的张扬在释放生产力的同时，也造成了传统社会中前所未有的对抗和分裂，由此带来的社会冲突和精神危机是现代社会始终不得不面对的时代难题。

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都意在为人类开启一种新的、符合人性的美好生活，然而这种尝试在法国当时的政治运动中却导致了毁灭性的后果。究其根源，启蒙运动的自由观在总体上是非历史甚至反历史的，而这种非历史甚至反历史的立场是法国大革命两面性的重要原因。按照惯常的理解，启蒙运动是欧洲继文艺复兴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将人性从神性的压抑下解放出来，让人本身成为社会原则的最高标准。从历史上看，文艺复兴的这种反叛无疑是革命的和进步的。不过，与此同时，这种批判也是空洞的和抽象的。在文艺复兴的感召下，当人们决定把神和教会放逐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把传统社会数千年的政治实践当作敌人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如果“神性”的历史是不值得依仗的，人们应当如何设计一种符合“人性”的社会呢？启蒙运动的兴起补全了这一缺环。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们在思考社会和国家问题时，反对诉诸历史、天启或权威，试图建立一种脱离现实历史的抽象观念，并以此作为构建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即社会契约。例如，霍布斯认为个体结成社会的目的是保存生命，洛克认为社会存在的目的是保证自由和文明，而卢梭认为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前提在于其追求并实现基于公意的统治。他们的观点各有不同，但是具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试图运用理智在现实的社会历史之外找到一种实现自由和平等的抽象组织原则。

在法国大革命中，这种非历史和反历史的抽象理论和政治实践造成的消极后果分两个阶段先后体现出来。第一个阶段以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为标志，罗伯斯庇尔在推翻了吉伦特派的统治之后，又将埃贝尔派和丹东派的革命党人送上了断头台。第二个阶段以拿破仑入侵德国为标志，拿破仑在稳定法国局势之后以先进文明国家自居，并对欧陆的主要国家进行了军事入侵，其中就包括康德和黑格尔生活的德国。在启蒙精神的感召下，人们向往的是一种自由和平等的美好生活;而在现实的实践中，法国大革命却在实现自由和平等的旗帜下，将自由和平等本身消灭了，演变成为恐怖和暴力的象征。

在对法国大革命的关注和反思中，康德提出了自己关于自由的理解。有资料表明，康德始终赞成法国大革命基于纯粹理性的政治实践^[1]，这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中似乎也可以看出端倪。在传统的哲学中，政治实践的基础往往来自于客观理念、规范性的宇宙结构、上帝的意志、人的本性或者基于自利的审慎。然而康德认为这些来源都是不可靠的，而唯一可靠的来源是人的纯粹理性本身^[2]。然而，康德也不得不承认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混乱和暴力等消极影响。在纯粹理性和暴力混乱之间，康德找到了一条中间道路，并在晚年完成了他的《道德形而上学》^[3]。康德认为现实中的种种冲突，都是因为我们把美好生活的实现想象为某种自然欲望的满足。自然欲望是无限且有分歧的，以满足自然欲望为基础的社会原则必然会导致混乱和分裂。康德相信，人类真正的美好生活是一种与自然欲望无关的自由秩序，而实现这种自由秩序的方法是运用纯粹的实践理性来确定自由的界限，并将上述界限以法权的形式确定下来。

与康德相比，黑格尔不仅看到了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统治，而且还亲历了拿破仑对德国的入侵。因此，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更加深入，并且对康德的自由观进行了批评。黑格尔敏锐地觉察到，抽象的自由观念不可能得出任何的肯定的结论，其结果只能是不断地通过否定他物来确证自身，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否定一切、消灭一切。法国大革命导致的恐怖统治并不是一种偶然的、非正义的政治时间，而是抽象自由观念所导致的必然的、符合启蒙的暴政。“法国革命令人惊讶的结果，是它经历了一个向自身对立面的转变。让人获得自由的决心，演变为破坏自由的恐怖”^[4]。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绝对自由这种没有分解的实体，登上了世界的宝座，没有任何一种势力可以与它抗衡。……于是，在这种绝对自由中，由整体分解而成的那一切精神本质，也就是说，一切社会阶层，就消除了”^[5]。

从这个角度来看，康德和黑格尔的差别就一目了然了。在解释法国大革命所导致的分裂和冲突时，康德的自由观认为这是因为人们对于自由的理解不够“纯粹”;而在黑格尔的视角下，所有抽象的绝对自由观念都会导致现实的恐怖，康德道德形上学中的自由“法权”同样不能例外。黑格尔进一步在《法哲学原理》^[6]中批评了抽象自由观念必然消灭自由本身，并以辩证法为基础构筑了“抽象法—道德—伦理”的逻辑环节来展现从抽象自由到具体自由的演绎过程。在《法哲学原理》的结构中，自由不再是某种抽象的東西，而是一种具体的、包含着内部差异的自由观念的体系。在《法哲学原理》的体系之中，高级的自由形式会将低级的自由形式包含在其中，并保持其抽象的规定性，而最高级的自由形式就是伦理国家。

康德和黑格尔的自由观都试图为一种好的生活做哲学上的奠基，而他们之间的差异也证明美好生活的实现并没有那么容易。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将美好生活理解为抽象的平等和自由，但却抹杀了现实之中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异，导致了对内的恐怖统治和对外的军事侵略。康德试图通过道德的方式来消除分裂和暴力，实际上仍然没有跳出启蒙运动的窠臼，又落回了抽象的思维方式之中。黑格尔对康德的批评也是对整个启蒙传统的批评，即自由的实现并不是强行地推广某种抽象的东西，而是要承认现实之中差别的存在。人们都想要过上美好的生活，然而美好生活的实现并不是用一种生活模式去消灭其他的生活模式，真正的美好生活应当可以将不同的美好都包容其中。时至今日，在法治、平等的国家里，仍存在着不同维度的差异，但正如两百多年前黑格尔指出的那样，这些妨碍不了任何人追求自由的道路，选择包容“异”，那么真正的“同”才可能实现出来。

参考文献

[1]康德.学科之争 康德著作全集第7卷[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吴彦.康德法哲学及其渊源[M].汤沛丰，朱振.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

[3]康德.道德形而上学[M].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出版社，2013.

[4]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下卷[M].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

[5]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M].王德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6]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阳，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