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添翼 车世正

【摘 要】 本文站在经济学角度，对第二国际思想家的理论进行研究。首先论证了“经济决定论”的缘由，其次讨论了唯物主义的经济学视角，最后分析了“决定论”的哲学观背景。

【关键词】 第二国际;历史唯物主义;伯恩斯坦;经济决定论

如阿克顿勋爵所判定，十九世纪下半叶是启蒙精神的“白银时代”，随着欧陆各种对立思潮相互激荡，本是殊途的政治家与理论家逐渐合为一处。共产主义运动在恩格斯逝世之后它步入了第二国际时期。众所周知，第二国际的领导者既是出色的理论家，亦是锐意于实践的政治家，在他们的努力之下，共产主义运动逐渐从西欧、北美拓展到东欧、拉美乃至亚洲。列宁客观地评价道：第二国际成员切实“完成了广泛传播社会主义，预先的组织社会主义力量这件非常重要而有益的工作”。其中，布拉戈耶夫、拉法格、梅林、卢森堡、普列汉诺夫等思想家大多与革命导师马克思与恩格斯接触过，并接受过他们的直接教诲。其中，考茨基和伯恩斯坦这些知名的修正主义者，也曾经被恩格斯亲自制定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接班人，在思想史层面，列宁的很多著名论断都建立在普列汉诺夫、卢森堡等人的理论基础之上。毋庸置疑，第二国际是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之间的重要理论中介，也是当下仍是值得关注的理论热点。

身兼理论家与实践家，第二国际的领导者多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视为精神圭臬，他们批判与马克思学说相抵触的诸多思潮，并以捍卫唯物史观为己任。

一、“经济决定论”的缘由

总体而言，第二国际思想家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唯物史观为圆心全面展开，而把“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放到一处，便绝不能回避“经济决定论”的指控，它直接关乎着人们如何正确看待马克思学说。在十九世纪末，欧洲经济社会发展逐渐趋于稳定，阶级矛盾亦有所缓解，国际工人运动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發展与传播步入了深水区，其突出表征便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集中批判风潮。莱比锡大学教授保尔·巴尔特、德国社会民主党“青年派”成员为代表的一众资产阶级学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热衷于将马克思的学说片面地解读成“经济决定论”。在这些人看来，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辩证关系的观点，可归结为技术工艺与生产技术发展的唯物论演绎，简而言之，唯物史观是一种技术经济历史观，经其衍生的革命理论实质上就是“物质进化论”、“社会静力学”。

无独有偶，在恩斯特等德国社会民主党“青年派”成员们看来，唯物史观的真相在于把社会视为依照观念演绎的、自动形成的有机体，而非它一直着力宣扬的客观存在。且回溯马克思的理论动机，人类不过是依照经济关系理念的“棋子”，充当着共产主义宿命论的奴隶。“青年派”曾经是社会民主党员，其出身不同于巴尔特等资产阶级学者，这重身份使马克思学说遭到极大的歪曲，也一定程度上引发工人阶级在思想领域内的混乱。为了应对这种思想局面，晚年恩格斯着重阐释了社会生产等经济要素与上层建筑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经济决定论”反映了一种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理论倾向，恩格斯在给施密特、布洛赫、梅林等人的信件中，已经明确了经济因素为客观决定性的理论前提，他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机械决定论间划上一条清晰的界限。要深入阐述第二国际思想家的经济学说，这条界限无疑是至思的起点。

二、唯物主义的经济学视角

追本溯源，“经济决定论”一词最初只是出于宣传《资本论》的必要，它由拉法格等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简要概括，在演变过程中逐渐背离了本义。拉法格的《思想起源论》一书中，“经济决定论”指代的是正义、善良等超验观念的起源，换言之，即从经济社会角度着眼，“经济决定论”意味着经济思维引领之下的、各类政治观念论的衍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治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正如普列汉诺夫所判定，《资本论》中的科学观点采取了“同样的观点”，即“和他说明历史时所采取的一样：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的观点。”（所谓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实为经济基础，普列汉诺夫仿照《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的句式，为经济事务做出一个定义——“组成特定社会的人们在其生产关系中的实在关系的总和”）拉法格和普列汉诺夫试图突出唯物史观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意味，并没有把经济视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要素，他们十分清醒的意识到，历史唯物主义是从经济事实出发，但绝不能归结为单一的“经济决定论”。

那么，何谓经济事实？在资本主义学者们看来，牟取私利、向往盈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唯物史观并没有什么出众之处，它只是把物质利益视为历史原动力的“经济唯物主义理论”。为了捍卫唯物史观的批判性、革命性的理论内涵，考茨基针锋相对的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当然是把牟利的欲望当作经济行为的原动力，但绝对没有把它当成人类一切行为的原动力”。如果对比伦理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可以发现柯亨等人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抽象的道德观念，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是一种脱离阶级和现实的“道德完美”，他们这种现代乌托邦只是摈除了经济和社会要素之后的、人本主义空想罢了。

以经济事实为基准的唯物史观，一方面粉碎了历史唯心论，以及各类愚弄人类心灵的宿命论，另一方面也缔造了全新的历史哲学样态，即训练无产阶级思想家们去洞见新的世界——“自由的劳动世界的大门的经济革命”。完成这重理论跃迁并非易事，它首先面对的就是传统政治观念论的窠臼，《资本论》问世之后，资产阶级学者掀起了一个批判风潮，其中以保·博利约的言论最为典型，他在《威权主义——新社会主义论的批判》一文中批判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在他看来，剩余价值学说是不切实际的“目的论”、历史观念、社会理想，马克思通过一系列矫揉造作的历史预言体系迷惑了世人。“这些体系在缺乏洞察力的人们开来似乎就是科学”，因而唯物主义者的历史观是“消极的”和“不正义的”。针对这一指控，拉法格回溯了人类的物质生产史，指出如果真的像博利约所言，人们能够贯彻所谓“正义”的历史观，那么引导原始人刀耕火种、步入文明的殿堂的就不是火把与工具，而是祭司们的牛羊牺牲品了。

唯物主义的经济学视角有助于深入理解人类历史进步的动力，拉法格援引马克思的观点，把社会存在区分为自然环境与人为环境，此二者有着清晰的逻辑层级顺序，自然环境指代未经人类改造的客观存在，人为环境则表现为为人类改造了的、主观性的社会存在，这种“主观性”反映出第二国际思想家的理论意图，并逐渐演变为一种历史修正主义的倾向。伯恩斯坦认定，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序言》中区划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原理，显然夸大了社会存在的理论意义，这种思路是把“存在”和“意识”截然相反的对立起来，把人仅仅视为无产阶级的“天命”——历史必然性力量的代理人。伯恩斯坦进一步发挥，他认为马克思有关于生产规律必然性的判断，也过于夸大资本主义的悲惨结局，换言之，“充斥着宿命论的腔调”。伯恩斯坦还给出了思想史中的具体依据，即马恩早期思想活动中的确强调经济要素对于社会存在的决定性作用，然而他们的晚期思想中已经呈现除了全然不同的样态，譬如恩格斯在致施密特的信，以及1895年10月发表在《社会主义大学生》上的文章都说明了“非经济类型要素”对于社会存在的突出意义，伯恩斯坦据此把马恩早期思想称之为“原初形态”，把晚期著述称之为“成熟形态”。“今天应用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人有义务按照成熟的形态而不是最初的形态应用它”。随着对所谓“成熟状态”的界定与阐释，作为整体的马恩学说出现了断裂，伯恩斯坦无疑是这一“历史发现”的始作俑者。

唯物史观草创的1844年-1847年之间，在那个政治革命与民主运动互为激荡的时代，黑格尔学说的信徒们选择了截然不同的至思理路。伯恩斯坦无视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鲍威尔、施蒂那等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思想的清算，而片面地认定支撑唯物史观演绎的辩证法并没有进行过革命改造，从而陷入了“概念的自我发展的圈套”。伯恩斯坦甚至还断言，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人终其一生“都没有彻底摆脱这一残余”。但在总体而言，第二国际思想家对伯恩斯坦言论的恶劣性质并没有全面认知，其中考茨基仅仅要求不刊发伯恩斯坦的相关论文，拉法格更是把修正主义轻描淡写成一种思想层面的倦怠……诚如施拉夫斯坦所言，第二国际领导层对修正主义危险的错误估计，在后来造成了极端恶劣的结果。

三、“决定论”的哲学观背景

人们需要正视这样一重事实：第二国际出现的修正主义、伯恩斯坦及其追随者的“异端学说”并非思想史中的独立事件，它与前文提及的、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学说的批判，由外及内的共同演变成一种国际范围内的反动思潮。客观而言，这一思潮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和国际范围内影响甚大，它在俄国表现为经济决定论调、在法国具体为米勒兰的议会政治事件，在德国则体现为新康德主义的泛滥……伯恩斯坦主张以彻底的、无妥协的康德主义取代唯物史观，除此此外，他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想能得以成立，并不取决于社会发展内在的经济必然性，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阐述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无法构筑从资本积累到经济危机的理论桥梁。

不难看出，伯恩斯坦对唯物史观的修正，导致他始终拒绝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批判，它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性，这突出体现在他给社会主义做出的“新概念”中——社会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体认了自身阶级地位及阶级使命的工人群体，全部社会要求与自然意向的总和。这个定义初看来并无太多可诟病之处，但它的根本意图则是十分险恶的：社会主义被去除了革命内涵，简化成为一种自由主义政治理想的初级阶段。修正主义倡导“和平”地介入政治生活，即反对暴力革命、主张议会制民主，从而将秉承革命理念的社会民主党自然转换为改良的社会民主党。

相对于拉法格和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保持了十分难得的理论清醒，在1898年给考茨基的信中，他率先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倘若依照伯恩斯坦的天才推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诲还能剩下些什么？“正确些说：是一点东西也没有。”鉴于修正主义对工人政治运动的恶劣影响，普列汉诺夫建议考茨基当机立断，将伯恩斯坦清除出革命队伍。然而考茨基的态度显得颇为迟疑，尽管他也认为伯恩斯坦的理论倾向存在偏差，但他并没有意识到其学说背后的哲学与辩证法偏差。考茨基自认为在哲学领域自己从来都不是一个强者，他只想探究一重可能性——能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成为新康德主义者和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经济的学说”。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所一度盛行的新康德主义，是修正主义产生的思想背景。在伯恩斯坦看来，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中继承的辩证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而且，這种辩证法与唯物论注定无法调和。在他看来，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变性因素”，是妨碍对事物进行任何推理正确的考察的陷阱。进一步的，伯恩斯坦否定了马克思改造了黑格尔辩证法，他认为马克思正是因为片面遵循了黑格尔所提出的“那个样子的辩证法规律”，才没有真正改造好唯物主义。

伯恩斯坦把这种伪装过了的新康德主义学说，看成是可以统合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学说的社会理论。这种行径，恩格斯在世之时便已经明确批驳过，“如果新康德主义企图在德国复活康德的观点”，这种企图在理论层面就是在开倒车，在实践层面则是“一种暗中接受唯物主义而当众又加以拒绝的羞答答的做法”。针对伯恩斯坦所谓马克思学说缺乏“有力的哲学基础”的说法，普列汉诺夫明确指出，马克思学说是统一的科学世界观，修正主义者认定其缺乏哲学基础，在于他们生生割裂了这种世界观的辩证性。客观而论，普列汉诺夫并没有像列宁一样，讲马克思学说科学的界定为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有机组成部分，他只是明确强调了唯物主义与历史观的有机关联，“现代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是唯物主义的坚决拥护者，唯物主义是他的整个学说的基础”， “唯物主义历史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必要基础”。应该正视到普列汉诺夫仅仅凸显了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他并没有深入剖析“唯物主义使辩证法‘脚踏实地地站起来”的内在机理，即阐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如何运用辩证法。

众所周知，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相比，马克思主义最为突出的理论成就在于它没有从思辨理性出發，而是从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历史进程着眼，这赋予了它以前所未有的客观性与正确性;马克思主义没有把社会主义理想视为将与现实完全契合的“绝对真理”，而是将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历史结论的不可逆转的理论表征。综合观之，时代精神是马克思学说发展的基石，人们通常强调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指的正是如何体察时代精神。列宁总结过第二国际时期的思想史背景：“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临发生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只有以此为基础，即可区分不同历史时期的基本特征（而非个别国家发生的个别历史事件），才能正确制定相应的政治策略;只有透彻洞察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在资本主义的新形态——帝国主义来临之际，无产阶级如何制定相应的政治政策与经济策略？换言之，围绕唯物史观与“经济决定论”的争论关乎如何界定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那么从资本积累到帝国主义的相关论证，则决定无产阶级如何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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