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宁 岳必林

【摘 要】 文章认为国内在评论抗日战争中，对日方的军事优势往往受到特别的强调。笔者认为而这种军事优势不是绝对的，随着国军集中优势兵力，它在局部战区有时会发生变化。日军之所以能够保持对国军的高压优势，主要还是因为其武士道精神中的忠义思想起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如果能加强军队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忠诚、对共和国的忠诚，同样也能极大提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

【关键词】 抗战;日军;国军;思想文化

一

抗战时期日军的优势体系不是只在某个层面上发挥作用，而是在各个层面上综合展现其优势实力。日方的军事优势往往受到特别的强调，而这种军事优势却不是绝对的，随着国军集中优势兵力，它在局部战区会发生变化，双方会在军事装备上实现实力均衡，甚至中方还会超出日方。1937年8月20日，国民政府大本营制定《国军作战指导计划》，规定“淞沪方面实行战争之同时，以闭塞吴淞口，击灭在吴淞口以内之敌舰，并绝对防止其通过江阴以西为主，并以一部协力要塞及陆地部队之作战”。[1]这是当时国民党海军的主要任务，力图阻止日本海军进入长江。日本当时把主要的战争资源用于海军的建造，仅1937年一年之内，造舰吨位达52400吨。[2]截至1937年，日本海军已拥有了包括6艘航母在内的各式舰艇308艘，总排水量1204132吨。[3]日军的大型舰船无法深入内陆，不可能把它的海军优势发挥到内陆战场来，而且，日方对海军的扩充，影响到了陆军的生产能力，消耗了日军一部分战争资源，反而不利它在陆地战场上优势的扩大。

偷袭珍珠港以后，日军花费大量精力投入太平洋战场，虽然为它攫取丰富的作战资源创造了条件，却使它不得不疲于对付强大的美國。而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美国对华援助的增加，日本的在华海空优势进一步丧失。据一位日本老兵回忆，日军运兵船在1943年的长江流域常常被空袭，士兵大量在空袭中死亡。他在回忆录中抱怨道：“日本空军干什么去了？高射部队呢？好容易从日本内地运到安庆的新兵，只差一天就到汉口了，竟葬送在这里，真是太可惜了！”  [4]在此时的中日战场上，日本空军再也无法保持其优势地位了，但即使如此，日军的对国军的优势仍然存在。1944年，豫湘桂一役，国军在短短8个月之中，损失军队约60万人，丢失国土20余万平方公里。[5]

另外，国民党的陆军虽然在机械化装备上大大输于日军，但时常以多于日军三倍以上的优势兵力作战。1938年6月的武汉会战中，日军直接参与武汉作战的有“9个师团，约25万人，各型舰艇约20艘，各型飞机约300架”，而国军有“14个集团军、47个军，120余个师，作战飞机约200架，舰艇30余艘，总兵力近100万人。还有苏联援华志愿军航空大队参战”。 [6]国军在局部力量上稍胜一筹，但10月下旬，还是未能守住武汉，日军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武汉，武汉沦陷。

二

新渡户稻造在他的《武士道》一书中有以下一段论述： [7] “有人说，日本最近在同中国的战争中获胜是靠村田枪和克虏伯炮。又说，这个胜利是现代的学校制度发挥的作用。但是，这些话连片面的真理也不是，即使是埃尔巴或斯坦韦制造的最精良的钢琴，不经著名音乐家之手，它本身能弹奏出李斯特的狂想曲或者贝多芬的奏鸣曲吗？再者，如果说枪炮是能打仗的东西，那么为什么路易·拿破仑未能用它的密特莱尔兹式机关枪去打败普鲁士军队呢？或者，西班牙人为什么未能用他们的毛瑟枪去打败只不过是用旧式的来明顿枪武装起来的菲律宾人呢？注入活力的是精神，没有它即使是最精良的器具几乎也是无益的，这种陈腐的话无需再重复了。”

这段话虽然是用来描述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的，但笔者认为第二次中日战争的情形也符合其论述。日军的作战优势不仅仰赖其武器装备，还深深地根基于日本的国民性，即其民族的精神素养和性格特征。武士道精神对日本的国民性影响尤为深刻，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日本士兵的行为将这种精神特质体现得淋漓尽致，演绎了其国民性与战争进程的实际联系。按新渡户博士所说，“武士道在字义上意味着武士在其职业上和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遵守之道”， [8]用一句话来说，即“武士的训条”，也就是随着武士阶层的身份而来的义务。武士阶级虽然只占了日本人口的一小部分，但其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人们认为“过去的日本乃是武士之所赐。他们不仅是国民之花，而且还是其根。所有上天美好的惠赐，都是经过他们而流传下来的”。 [9].武士道的教义渊源于外来的佛教文化和本土的神道教，所以它拥有宗教般神秘的色彩，招引着人类灵魂的汇聚。佛教指导着武士冥想，确认一切现象深处的原理，神道教则包含了日本民族的感情生活两个压倒一切的特点——爱国心和忠义，这两种交易相互贯通提供了武士道的信仰基础。而武士道具体的道德内容却是来源于孔孟的学说。日本的武士们并不满足于了解这些圣贤的古籍，“认为知识本身不应该作为目的去探求，它应该作为睿智的一种手段去探求”。[10]武士道的这种求真知的精神使日本国民性中具有灵活务实的特质，与中国传统士人死读书，求功名的心态形成鲜明的对比，为日本军队的现代化提供了精神支持。日本军人对天皇和上级的效忠不仅仅是出自于权威的压力，也是由于其实践武士道精神的需要。所以，正如我们所见，日本军队在战争中异常的勇敢，甚至是残酷。通过战争中被俘的日本士兵，我们可以了解到，日军士兵“认为自己是在遵奉圣意，是为了让陛下放心，为天皇而献身”。日本士兵把在战斗中投降看作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在被俘时都已负伤或者昏迷”， [11]他们的荣誉就是战斗到死，这种绝对执行战斗命令的作风是日军取得胜利的保证之一。而国民党军队在实际战斗中经常考虑保存自身实力，或逃或投降，与日军相比自然要减少很多战斗力。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武器装备方面和日军差距更大，但是却往往在敌后游击战中取得胜利，除了战略战术运用得当以外，就是因为在精神上具有比日军更强大的战斗意志！

1945年8月，日军宣布投降，李默庵时任浙江地区的受降军官，五十年后他回忆了以下的一段事情： [12] “日军对于缴械投降，并不是没有抵触。据说日军的师团长接到我送去的命令之后，即召集所属联队长（相当团长）以上的军官开会，宣读我方命令，规定各部队的撤退行动。当时有一个联队长站起来反对，表示说，投降是大日本帝国的耻辱，他宁愿率部队战死，也不能忍受投向的耻辱。那位师团长当即给予严厉制止，声称：你们要是不肯听从我的指挥，我即切腹自裁，以表示我无力统驭部队……各联队长见此情景，一齐下跪，表示要服从命令。这样，日军才不得已而按我方命令行动。”而当中方一行进入日本军营，解除其武装时，看到“这部分日军将所有的轻重武器、车辆等，都擦得干干净净”， [13]觉得他们很像平时接受长官的内务检查。

三

抗战时期，日军之于国军的军事实力优势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但在精神上的优势更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虽然日本的侵略行径应该受到无情的批判，但是又不得不承认，其武士道精神中的忠义思想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日军的战斗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决不能学习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外扩张、掠夺别国的資源、残害别国的人民，给世界带去灾难，但是我们却能够从日本军人的忠义精神中得到启示。在保卫国家主权和捍卫世界和平的战斗中，如果能加强军队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忠诚、对共和国的忠诚，同样也能极大提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这就提示我们必须不断加强军队的精神文明建设，牢牢抓住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要让我们的军队成为一支“文明之师”，也要让它成为一支“威武之师”，为捍卫祖国甚至全世界的和平发展，保障人民的幸福生活做出伟大贡献！

【参考文献】

[1][2][3] 王晓华，王少华著.东方祭——第三四七战区抗战纪实[M].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24.32.33.

[4] 河村太美雄著.一个日本老兵对侵华战争的反思[M].东方出版社，2005.208.

[5][6] 陈廷湘主编.中国现代史[M].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437.364.

[7][8][9][10] 新渡户稻造著. 张俊彦译.武士道[M].商务印书馆，2004.103-104.14.89. 21.

[11] 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等译.菊与刀[M].商务印书馆，2005. 22.

[12][13] 《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编.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集[M].近代史研究杂志社，1995.58-5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