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莉

2019年4月15日，一场人类文明的浩劫突如其来，法国巴黎圣母院突发火灾，拥有800多年历史的古建筑遭遇重创，成为世界的遗憾。

我对巴黎圣母院有一种特殊的感情。25岁那年我曾在巴黎索邦大学留学，校址就在巴黎圣母院旁边，那时候我几乎每天都从巴黎圣母院经过。我见过从早到晚，从远到近，从外到内，从下到上的巴黎圣母院，巴黎圣母院也见证了我一段紧张充实又美好难忘的青春记忆。所以听到这个噩耗我既震惊又难过，也一直关注着中外相关的新闻报道。我写作此文既是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巴黎圣母院的缅怀，同时，也是出于一个历史老师的责任感。

我记忆中的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是我刚到法国留学时利用周末参观巴黎的第一个文化景点。因为我知道巴黎圣母院的广场上标示着法国的原点地标，法国人从这里开始丈量全国各地里程，这象征着巴黎圣母院是法国文化的中心。

从地理位置而言，巴黎圣母院位于巴黎市中心的西岱岛 （la Cité， 意思是 “城”）。 塞纳河 （la Seine）是巴黎的母亲河，巴黎是她的婴儿，而西岱岛则是婴儿的摇篮。巴黎的历史由这座小岛开始写起。岛上的原始部落叫 “巴黎西依人”（Parisii）， 这就是“巴黎”（Paris）名字的由来。1163年，在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及国王路易七世治下，巴黎主教苏利的莫里斯 （Maurici de Sully）为巴黎城的守护神——圣母玛利亚开始建造这座大教堂，取名 “巴黎圣母院”（Notre-Dame de Paris，意思是 “巴黎的圣母”）。历时两个世纪，大教堂在1345年完工。

在欧洲建筑史上，从12世纪中叶至15世纪末称为 “哥特式时期”，而巴黎圣母院是当之无愧的哥特艺术的完美象征，它再现了哥特式风格所追求的几何原则和比例的统一，同时，它又是人们情感的形象化语言。对此，敖军在 《法兰西的智慧：感性与理性的结晶》一书中有精到的描述：“巴黎圣母院的建筑综合了神秘主义和自然主义，完全抛弃了那种直角和折线干涩的弯曲，而代之以直升的线条，高耸的塔楼和环绕四周的小尖塔，飞升的尖拱直刺渺远的冥世天际，使整个建筑呈现轻盈飞腾之势，表现出一种垂直上升的动感。巴黎圣母院整座教堂是属于自然的，因为无论从外还是在内，人们都可以感觉到自然的光影变幻。镂空的设计、巨大的玻璃花格窗，把风和阳光带进这冥思的理念世界，驱散了宗教情感上的压抑和神秘，整个心灵完全是在亲切自然、和谐的状态下同上帝对话沟通，阳光经过彩色镶嵌玻璃窗的折射中和而变得五彩斑斓，人的整个身心都仿佛融入阳光，融入自然的关怀与爱。”与罗马式建筑的庄重、内敛和沉稳的艺术气氛迥乎不同的是哥特式建筑的开放、扩张、轻巧，虽然她渲染的仍是庄严肃穆的宗教情感，但手法却是一种温情脉脉的感性智慧，景仰中渗透柔情，秩序中追求创新，强调造型的同时又不失抽象。巴黎圣母院在创造性地开拓了宗教艺术抒情时代的同时融入了法国人那种特有的分寸感、适应性以及对比例和秩序的崇尚。这座大教堂在建筑艺术上是虚与实、竖与横的完美结合，是和谐、典雅和匀称的绝妙体现。大教堂正面三层，底层大教堂是实墙，二、三层只是一垛虚墙。二层正中是精雕细镂的大玫瑰花窗，两侧为4个窗户，在这组窗户前放置着3组雕像，左右为亚当夏娃，中间是圣母耶稣和天使的组合雕塑。这一组雕塑下整齐放置着28个犹太国王的雕塑。三层是左右两座虚的墙楼，也就是 “钟楼怪人”卡西莫多的容身之所，里面放着两个大钟和八个小钟组成的钟琴。从正面看，大教堂壮实而又轻盈，高耸入云而又脚踏实地。左中右三座大门非常华丽，门的上方各有穹窿行石刻造像。中门是末日审判门，门楣中心的过梁上是耶稣做最后审判和衡量世人品格的场景，右门为圣母门，左门为圣安娜门（圣安娜是圣母玛利亚的母亲）。中世纪的信徒没有文化，图画比文字更有传播效力，大教堂把 《圣经》故事刻在石头上，绘在彩色玻璃上，以普及宗教教育。在印刷术没有出现的年代，这里就是穷人的圣经。

巴黎圣母院的内部是独特而鲜明的印象派风格。巨大的拱形屋顶，125米的深度，长达35米的柱石巍峨高耸，欧洲最大、直径达12米的圆形玫瑰花窗，将投射进来的阳光装饰得如梦如幻。按照《圣经》里的描述，天堂的墙是由五彩宝石垒起来的。当时的建筑师应用了从阿拉伯国家学得的彩色玻璃工艺，拼组成一幅幅五颜六色的宗教故事。所以，巴黎圣母院高挑、通透的哥特式建筑架构下，藏的是天堂的模样。后来在法期间独自求学的我每当感到苦闷孤独时就会顺道走进巴黎圣母院，找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来静静地待半个小时，教堂内肃穆的氛围让我心情平复。

穿过巴黎圣母院的北侧小门沿着狭窄的旋转楼梯可以到达距地面46米高的教堂顶部，这里被俗称为 “怪物走廊”。其得名是因为四周栏杆转角处装饰有许多怪物雕像，这些坐观巴黎物换星移的奇幻怪兽不光做装饰之用，还具备排水功能，屋顶上流下来的雨水可以通过怪兽伸长的嘴排出，以免雨水沿着建筑物的墙壁流下来，在建筑术语中叫做 “雨漏”。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自己在这里俯瞰巴黎风光的情形：近有栩栩如生的怪兽雕塑跃入眼帘，远有塞纳河风光尽收眼底，我在巴黎天空的艳阳下，被圣母院穹顶的12位圣徒和4位福音传道者的雕像所包围，不禁轻声哼起了法国香颂Sous le ciel de Paris（《在巴黎的天空下》）。就是在这里，我第一次真正领略了海明威所说的 “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

历史上的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的起源在于法王路易七世想要建设一个标志性建筑来凸显巴黎作为法国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圣母院作为巴黎城最核心岛屿上的主要教堂，必然成为路易七世的首选目标。但事并不遂人愿，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国皇室最重要的加冕礼放在了兰斯大教堂，而国王的葬礼放在了圣丹尼斯大教堂，只有一些与皇室相关的庆典放在巴黎圣母院。其中最让法国人记住的是1455年，法国民族女英雄贞德死后的24年，查理七世在巴黎圣母院主持了为贞德平反的仪式。巴黎圣母院地位的最终大逆袭发生在法国国王路易十三时期。因为路易十三和妻子安妮皇后结婚22年都没有子嗣诞生，法国皇室出现了继承危机。之前的卡佩王朝就因为查理四世死后绝嗣围绕法国王位继承问题英法两国爆发了百年战争。后来有位修道士告知国王夫妇说：圣母将降神迹于他们，条件是王后必须向巴黎圣母院等三座教堂敬献祈祷诗。迷信的王后闻言布置了祈祷事宜，隔年就被查出喜脉。路易十三大喜，认为这就是圣母显灵了，当即发布 《誓愿诏书》，决定将法兰西奉献给圣母。1638年9月一名男婴如期降生，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太阳王路易十四。自此以后每年圣母升天节 （8月15日），巴黎大主教必须在圣母院举行盛大的弥撒，同时皇室越来越多的活动也在此举行。巴黎圣母院一跃成为法国最重要的教堂。

太阳王路易十四权倾欧洲，对保佑他降生的巴黎圣母院格外重视，不仅向圣母院送新的主祭坛和雕塑，每次战争前后也都会到巴黎圣母院祈愿。1660年，路易十四打扮得风流潇洒地和同岁的西班牙公主玛丽·泰蕾兹在巴黎圣母院举行了盛大的婚礼。1688年路易十四下令法军缴获所有的军旗都要集中安放在巴黎圣母院的穹顶上，以向法兰西的守护者——圣母玛利亚致以最高的敬意，巴黎圣母院俨然成了一座法国的军功庙。

1804年12月2日，拿破仑皇帝在巴黎圣母院举行盛大的加冕礼。罗马教皇庇护七世兴冲冲从罗马赶来，和围观群众一起等候皇帝的大驾。加冕时，拿破仑从教皇手中夺过皇冠先套在自己头上，又放在皇后约瑟芬头上，开了自己加冕自己的先例。所以，新古典主义大画家雅克·路易·大卫的恢弘画作《拿破仑加冕礼》中只好表现拿破仑在此给约瑟芬加冕的情形。巴黎圣母院见证了法国历史最辉煌的时刻。

进入20世纪后，法国重要人物的国家葬礼和最重要的仪式也都在巴黎圣母院举行。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霞飞元帅、福煦元帅的葬礼，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戴高乐将军举行的巴黎解放庆祝大典，以及第五共和国戴高乐、蓬皮杜和密特朗三位总统的追思弥撒。到21世纪初，法国每年仍有大约2000场仪式在巴黎圣母院举行。可以说巴黎圣母院不仅是法国的宗教中心，更可以说是法兰西的国家象征。对于法国人来说，巴黎圣母院不仅有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还有情感价值。

雨果与巴黎圣母院

今天，许多喜爱古建筑的人常认为 “哥特式”就是 “完美”的代义词。但是，“哥特式”（gothique）一词开始于17世纪，这在当时其实是个贬义词。因为 “哥特人”（goths）是北欧缺少文化的蛮族，“哥特式”原意指没有文化趣味。17世纪以前的巴黎圣母院与今天的面貌并不一样。当时圣母院外墙涂色，教堂内设祭廊，有浮雕，有墓地，被17世纪的典雅趣味讥讽为粗俗。正是雨果笔下的 《巴黎圣母院》使法国人重新发现了曾经被鄙夷不屑的中世纪艺术。雨果笔下的巴黎圣母院，不是一幢冷冰冰的石头大房子，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的生命：“这一切，既是先后地，又是同时地成群而不紊乱地尽现眼前，联通无数浮雕、雕塑、镂塹细部，强劲地结合为肃穆安详的整体，简直是石制的波澜壮阔的交响乐，人和一个民族的举行杰作，其整体既复杂而又统一……它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可以看见千姿百态是实现着有艺术家天才的工匠的奇想。总之，是人的创造，它雄浑而富饶，一如神的创造，它似乎从神的创造中窃得双重特征：既千变万化，又永恒如一”。

1831年3月 《巴黎圣母院》出版时，这座大教堂经历法国大革命之后已经老态龙钟，摇摇欲坠。雨果这部浪漫主义的历史小说十分轰动，引起了法国全社会对巴黎圣母院等古建筑的重视，从而引发了一场审美趣味的革命。当时正值法兰西第二帝国对巴黎进行重新规划和建设时期，政府财政开支紧张。在雨果身体力行的倡导下，法国人发起了修复巴黎圣母院的募捐计划。1844年在法国建筑大师勒杜克 （EugèneViollet-le Duc） 主持下进行了20年创造性的修复：在这次工程中修复了立面、拱座和飞扶壁，立面石材被大量替换，使用的石头多达20余种；修复了犹太国王群雕、正门、滴水嘴、顶端花饰、怪物雕塑和小尖塔；修复了屋顶和铅皮覆盖的屋脊装饰和南北楼；恢复了中世纪式样的彩色玻璃窗、湿画法的壁画、1403年的管风琴和1730年的管风琴箱以及所有的家具；重建了圣器收藏室和长老会堂。（需要指出的是巴黎圣母院的13米尖塔以前历史上曾有但后来被风吹倒，所以勒杜克根据历史记录以及自己的审美进行了重建。本次火灾中最先坍塌的部分正是这个19世纪中期重建的尖塔。）是雨果的 《巴黎圣母院》把巴黎圣母院从行将覆灭的命运中挽救了出来。

20世纪初，电影发明后不久就抓住了 《巴黎圣母院》这个题材。这部展现人性、爱情与欲望的小说8次被搬上荧幕 （其中法国3次，美国3次，意大利1次，印度1次）。我国放映的 《巴黎圣母院》经典译制影片是1956年由德拉努瓦 （A.Delannoy）导演的法国彩色影片，它忠实于雨果原著，由著名诗人雅克·普雷维尔 （J.Prèvert）参与改编并写对白，给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巴黎圣母院在中国家喻户晓。正是雨果的声望和《巴黎圣母院》的魅力使巴黎圣母院成为法国最有代表性的景点之一，每天都有从世界各个角落前来的络绎不绝的仰慕者。20世纪末，为迎接法兰西的骄傲——雨果诞辰200周年，法国和魁北克的艺术家们以雨果小说为基础创作了一部融合现代音乐、舞美和舞台风格的音乐剧《巴黎圣母院》。21世纪初，这部音乐剧在世界各国巡演，风靡全球，吉尼斯纪录将之评为史上最成功的音乐剧。这部音乐剧的经典曲目“Belle” “le temps du Cathédrale” 成为网络时代点击量最高的视频歌曲之一，因此也更让巴黎圣母院走入了年轻人的心中。

法国大文豪雨果不止深爱着本国的文化遗产巴黎圣母院，也曾为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发出振聋发聩的正义谴责。今天看到法国文化的象征被烈火焚烧，许多中国人难免会想起159年前曾经历浩劫的圆明园。断裂的罗马柱、坍塌的大水法，记录着我们民族曾经的荣耀和屈辱。但网上有些所谓的 “爱国者”因此而口出不逊，甚至对巴黎圣母院遭逢大火幸灾乐祸，大谈因果，就不止狭隘而且轻浮无知了。试问：哪个国家没有天灾人祸呢？

“万园之园”被毁坏当然是世界文化的损失，火烧圆明园也当然是不可原谅的罪行。许多成年人对历史的认知还仅仅停留在中学教材上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寥寥数语，所以提起圆明园能想到的只有皇家园林和列强暴行，至于其他历史细节知之甚少。作为历史老师，我得补充还原一些圆明园的历史，以加深人们对圆明园的理性认识。

1859年，英法公使各率领一支舰队从天津北塘登陆进京，与清政府谈判。因为驻华公使巴夏礼拒绝行跪拜礼，清政府将英使团一行39人扣押，有37人被关在了圆明园。不久之后，清军战败，咸丰皇帝出逃，这些使臣被捆绑遗忘在了关押地。1860年10月，在英方持续施压下，清政府将俘虏的使臣归还英国，但此时仅有19人生还。10月14日，英国专使额尔金决定烧毁圆明园，作为对清政府虐杀使团的报复。他在北京张贴告示，公开宣告要火烧圆明园，其告示内容还特别指明了官府有罪，不伤百姓。清人汪康年曾在 《记英法联军焚劫圆明园事》中记录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细节：海淀区的大量乡民和工人赶来圆明园，参与抢掠；英法联军没有火种，是海淀地区的贫民积极借出火具，在民众的帮助下，火烧圆明园。清人王湘绮在 《圆明园词》中记载：“夷人入京，遂至宫闱，见陈设富丽，相戒勿入，云恐以失物索偿也。及夷人初，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法军内部也有与之相符的记述。也就是说，当时焚掠圆明园的，不光是英法联军，还有中国人自己。而且，这座艺术殿堂彻底毁灭的过程，绝非联军火烧那么简单。它所遭受的创伤，贯穿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史。

从今天的新闻报道中我们都看到了伤痛的法国人为烈火中的巴黎圣母院落泪祈祷的场景。然而百年之前的不少国人对圆明园却并没有这样的感情。圆明园作为建立在苛捐杂税基础上供皇家享乐度假的私家园林，对普通百姓来说太过遥远。中国历史档案馆的 《圆明园》中记载：“居住在圆明园周围、海淀一带的上万民众连日到圆明园抢劫。局势平息后，朝廷从当地民众手中收缴回大量文物珍宝。”应该说，是英法联军和海淀民众的焚掠，构成了圆明园的第一次创伤。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圆明园曾短暂恢复元气。据同治十二年内务府调查报告，当时园内文昌阁、魁星阁、蓬岛琼台等三十余处建筑都还保存完好。原本为慈禧太后贺寿，清政府准备重修圆明园。然而，1900年庚子事变爆发，慈禧太后和光绪逃亡。圆明园附近的清政府驻军和民众在混乱中又一拥而上，将珍宝抢掠一空。这一次，历经光绪、同治两代修葺的圆明园荡然无存，甚至砖瓦木料都被民众搬运到附近清河镇出售。1904年，清政府下令裁撤了圆明园的官员，附近的民众陆续搬入园区内进行耕作生产。民众在园内平山填湖、毁林还耕，仅剩下的遗址又一次遭到破坏。1912年清帝退位，清政府的统治宣告终结，但圆明园的噩梦却还没有结束。民国时期，园内残余的太湖石、青片石等石料多次被各地军阀搬走修建私人园林，围墙也被拆掉修路。圆明园的遗物也被大量搬运到其他场所。1928年，著名的大水法遗址被拆，将石料用于修建绥远阵亡将士墓。1960年，伴随着生产活动的开展，园内的土地多半被改为田地，剩余的三孔桥等建筑相继被拆毁，连院内残存的唯一一株花神庙古树也未能幸免。随后的文革期间，仅存的遗迹几乎全部被毁。历经百余年的摧残，圆明园只剩荒地。“万园之园”的辉煌，我们只能依靠画卷和寥寥记录来想象。

希腊有巴特农神庙，埃及有金字塔，罗马有斗兽场，巴黎有圣母院，东方有圆明园。这些建筑都是人类文明的遗迹，把人类的过去与未来连接起来。诚然，每个人生而具有民族性，但是文化艺术遗产应是人类共同的守护，拥有超越国家、民族和地域的普世价值。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时，美军准备向日本投放原子弹，曾派人咨询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梁思成坚决要求保护京都和奈良的珍贵古建筑，无数传统建筑因此得以保留。虽然梁思成一家在日本侵华战争中饱受战火、四处流亡，但他明白，建筑作为凝固的艺术，不应当为任何政府的罪行承担责任。那是属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

“残垣无语凝血泪，断碣残碑付苍烟。”圆明园毁于英法侵略者之手，也毁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但终究是毁于人们对文明缺乏基本敬畏的野蛮状态。它毁于外表文明却内心野蛮的侵略者手中的火焰，更毁于人们心中的野蛮之火。这种火焰只有靠文明、靠理性才能浇灭。二战中德国士兵为巴黎圣母院的美所惊叹折服，最终没有按下爆破的按钮，巴黎圣母院因而幸免于难。这种幸运不是上帝眷顾，而是一个人心中对文明本身的敬畏。文明是如此顽强，它可以屹立千年；文明又是如此脆弱，可以轻而易举地被人们手中的、心中的火烧得灰飞烟灭。

19世纪，雨果作为 “欧洲的良心”为万里之外的中国圆明园仗义执言，强烈谴责自己同胞焚毁人类文明的野蛮行径。历史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高贵与粗俗的智慧分野。21世纪，雨果心爱的巴黎圣母院遭遇大火，我们怎能冷漠地嘲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的历史老师，一名 “人类灵魂工程师”，我既要给孩子们讲圆明园的惨痛历史，也要给他们讲巴黎圣母院、讲雨果。我特别警惕那种狭隘无知的爱国主义，我努力让孩子们用心灵的纯净与自由灵性去感知世界。行文至此，不禁想起法语版音乐剧《巴黎圣母院》的著名片段，巴黎圣母院的大火是文明之殇，让我们一起为巴黎圣母院浴火重生祝福——

大教堂撑起这信仰的时代，

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人类企图攀及星星的高度，

镂刻下自己的事迹，

在玻璃或石块上。

一砖一石，日复一日，

一世纪接一世纪，爱从未消逝。

人类眼看亲手造的塔越升越高，

诗人和吟游歌手唱着爱曲情歌，

许诺要带给所有人类，

一个更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