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亦农

1928年4月中旬，负责中央机关外围接洽工作的李维汉，接到了两位外省的党内同志要到上海党中央来汇报工作的通知。14日晚，他到时任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的住处报告了这件事。随后两人商定，第二天由罗亦农去戈登路（今上海江宁路）中福里129号党中央机关处接待从山东省委过来的同志，由李维汉前往哈同花园南边成都路机关与另外一个省的同志接头。15日晚，李维汉再次到罗亦农的住处准备汇报接头的情况，可等了很久，始终没等到罗亦农回来，李维汉甚感不妙。果然，李维汉随即便得到了罗亦农被捕的消息。

当时，居住在戈登路中福里129号党中央机关的是曾留学莫斯科东方大学的何家兴、贺治华夫妇，这两人回国后一直迷恋奢华的生活，不遵守党的秘密工作纪律，经常出入酒馆、舞厅。为此，罗亦农曾多次对他们提出严肃批评。当时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每月的生活费只有20元，根本满足不了他俩的挥霍。于是，他俩便萌生了一个出卖党和同志以换取金钱的罪恶念头。不久，两人便与英国巡捕房搭上了关系。

4月15日上午10时许，罗亦农按前一天与李维汉商妥的方案径直来到戈登路党中央机关处，何家兴夫妇见他毫无防备，于是叫女佣给站在路口的巡捕送了一封信，告知罗亦农已到。大约5分钟后，英捕头洛克带领数名捕探包围了戈登路中福里129号，当时罗亦农正在同山东省委书记吴鬃洽谈工作，洛克用枪指着罗亦农说：“我知道你是罗亦农，我注意你很久了，跟我们走吧！”罗亦农明白敌人是冲着自己来的，自己早一点离开，其他同志就会少一分危险，于是，他泰然自若地跟巡捕房的人离开了戈登路中福里129号。前来赴约见面的邓小平因晚到了1分钟，躲过此劫。邓小平迅速将这一突发事件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立即召集特科的顾顺章、陈赓等人开会，通报了罗亦农被捕的消息。陈赓等人听完周恩来的介绍后，立即分析得出，何家兴、贺治华夫妇很有可能就是出卖同志的叛徒。周恩来说：“小平刚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也曾做过这种判断，但是同志们，请你们负责任地想一想，这件事关系到何家兴和贺治华两人的政治生命，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会上，周恩来指示顾顺章、陈赓尽快通过内线查明真相，同时立即将何家兴、贺治华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严加监视，但不要惊动他们。

罗亦农被捕后，党组织立即着手组织营救。开始曾准备以4万元的巨款买通敌人，争取释放。后考虑到是叛徒告密，罗亦农的身份已经暴露，公开营救，成功的希望不大，因此，决定等罗亦农由英租界巡捕房押往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时，在路上实施武装劫救。当时的计划是这样的：先买好一口棺材，把枪支暗藏在棺材里，然后伪装成某家出殡，并让罗亦农的妻子李文宜假扮死者的家属，披麻戴孝走在棺材后面。等囚车经过时，猝不及防地从棺材里取出武器，把罗亦农抢下来。

与此同时，顾顺章、陈赓通过党安插在英国巡捕房的内线得知，出卖罗亦农的是一个女人，说话带四川口音，长得很漂亮，还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第二天又进一步弄清楚，这个女人就是何家兴的老婆贺治华。为了不惊动叛徒，党组织对这一结果暂时秘而不宣。

不幸的是，由于营救计划泄露，罗亦农被绝密引渡到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关押。何家兴、贺治华夫妇因为出卖组织、叛变投敌，受到党组织的严厉制裁，何家兴被中央特科红队队员击毙。

1928年4月21日下午2时，罗亦农英勇就义。临刑前留下遗书两封，一封给妻子李文宜，要她“学我之所学，以慰我”，另一封给党中央，勉励在外同志继续奋斗。另外，罗亦农牺牲后，狱卒还在关押他的牢房里发现了一首他写的绝命诗：“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躯何足惜，大敌正当前。”

罗亦农牺牲后的第二天，顾顺章一大早便赶到李文宜的住处，把罗亦农牺牲的消息告诉她，要她赶紧到龙华去看一看。李文宜立即赶到龙华。在一根电线杆上，她看到了先一天张贴的布告，布告上写着“……奉蒋××令……共党要犯罗亦农立即枪决。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四月二十一日”。

李文宜执意要找到行刑处和罗亦农的遗体，于是就顺着马路一路寻找，最后在一块草地上发现一块桌面大的血迹，旁边地上还斜倒着一个纸标，写有“共匪要犯罗亦农”的字样。李文宜不由得泪如泉涌。

哭声引来了不少路人，其中一位身穿黑色衣服、背上背着一个蓝布包的人长叹一声后对李文宜说：“我家就在附近，昨天杀人时我正好路过，你到我家里休息一下，我告诉你昨天的情况。”

好心人告诉李文宜：“你男人是昨天下午两点左右执行的，临行前还听到他在大声喊什么万岁，反正我听不懂，尸首不知是不是被善堂收了，我可以领你去看。”

于是，李文宜跟着那人顺着这条马路继续寻找，走了不远，就看到右边一块土地上，堆着一座黄土新坟，除坟头上栽着一把青草外，没有任何标志，更无花圈祭品。

大约一个月后，党组织根据李文宜的请求，派党内一位叫李强的同志带人备好棺木和衣服，重新安葬了罗亦农。当时他们挖开那座坟墓后发现，烈士面部被枪击后已完全变形，难于辨认，但从腿上的松紧带以及衣服和当枕头用的毛背心判断，可以证明是罗亦农的遗体无疑。于是，将烈士遗体重新入棺后，抬到安徽会馆，佯称是安徽人的灵柩暂时厝放在那里。

1931年3月中旬，党组织又把迁葬烈士遗体的任务再次交给了李强。3月16日，他和李文宜一起到安徽会馆认领了棺材，然后抬到上海江湾第二公墓，和苏兆征等烈士的遗体安葬在一起。当时由于行事仓促，来不及立碑，但不久，李强便用毕觉和姚维常的化名分别在罗亦农和苏兆征两位烈士墓前立了碑记。然而， 令人痛惜的是，日军占领上海后，要在江湾修飞机场，第二公墓在强迁的范围之内。全国解放后，李强、李文宜先后到上海找寻烈士们的遗骨，结果只找到了苏兆征等烈士的灵柩，而罗亦农的灵柩却再也无冢可寻，令人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