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国的思想界，说到底就是争夺话语领导权。中国自由派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非正式登场，至今已经有约三十个年头了，这些年来，它经历过自己的黄金时期，之后却一直处于亚正式的生存状态，其话语领导权正在一点点流失，甚至被边缘化。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中国自由派渐入困境的原因，进而探索中国自由派的未来出路。我们深知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不可能成为主流的价值取向，但也可以拥有自身的价值功能，希望中国自由派未来会为社会团结而有所建树，为社会建设承担更多的责任。

关键词：中国自由派;困境;社会团结

中国自由派无条件信奉西方，特别是英语民族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政治上主张多党制，经济上主张彻底的私有化和“完全”的自由市场，对外关系上主张完全“融入”所谓的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主流文明社会”。他们把上述主张抽象为“普世价值”，以宗教般的虔诚来信奉，并作为他们评价所有世界问题与中国问题的唯一标准。我个人倾向于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和界定中国自由派，所谓的中国自由派，是指在当今的中国那些认同并秉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人士;而所谓的自由主义立场，是指认同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宪政民主、共和法治、有限政府、市场经济和多元文化，以建立一个政治民主、经济自由、文化多元的三位一体的文明社会为目标。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中国的自由派精英可谓呼风唤雨，风光无限，其影响力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政治、经济、文化、大众与精英，这个时期堪称中国自由派的黄金时期。

中国自由派掌握社会话语权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文革浩劫之后的中国百废待兴，而打开国门后的中国发现了与世界的巨大差距，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合法性第一次遇到了广泛的质疑。因此以西方为师，甚至全盘西化都有着相当大的社会基础，应该说这个时期的自由派人士至少认为真理是在自己一边，也非常真诚的认为只有西方模式才能真正改变中国，实现四个或五个现代化，其用心也无可厚非。因此，无论其正确与否，至少其无畏的精神、无私的用心以及不惜付出个人代价的风格令人钦佩。然而，几十年过去了，中国自由派人士却身处一个孤立无援、支离破碎、几乎完全边缘化甚至连生存都难以维系的万分尴尬的境地。用曾因支持和同情自由派而辞职的前文化部长王蒙的结论就是：中国知识精英已经放弃西化的认同。

一、中国自由派渐入困境的原因

乔万尼·薄伽丘的《十日谈》中有则故事是说，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想劝他的好友信教，最终他的朋友答应去罗马看一下天主教高层的行迹来决定是否皈依。这却把这位老兄给吓坏了，因为他料想他的朋友在看到天主教高层的种种劣迹后断然是不可能改换门庭的，结果却是他的朋友改信了天主教。他的理由是想知道为什么天主教虽如此腐败却依然能有这么强大的影响力。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已经深入人心的自由派思想渐入困境？

第一个渐入困境的原因是因为冷战结束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和渐进式模式的优越性日益显著。不仅远远胜过同时起步的转轨国家，更胜过许多第三世界采取了西方模式的民主国家，甚至到今天已经崛起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美国最大的债务国。如果从综合国力看，则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大国、核军事大国、航天大国、科技大国和体育大国。三十年间，古老中国奇迹般的新生，为人类历史一个文明衰落后再崛起之唯一特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被检验了三十年行之有效的模式，已成为全民共识，甚至是全球共识。在这样的历史现实面前，海内外自由派自然就失去了在中国的市场。

第二个渐入困境的原因是来自西方的经济危机和民主战略的改变。2007年，就在中国一枝独秀的时候，美国的次贷危机浮出水面。不久，就很快地演变成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美国经济的两大支柱：虚拟经济的代表金融和实体经济的汽车制造业迅速崩溃。曾经在全球风光无限的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全军覆灭，曾经高居全球第一的花旗银行资产缩水十倍，最高时达到二十倍，其股价不足一美元。如果不是美国政府的救助，早已破产。美国的通用汽车，直到次贷危机前还高居世界第一，继续保持其连续七十多年的纪录。然而，一年后尽管在美国政府的扶持下，却仍然宣布破产。不仅如此，布什时代向外输出价值观的做法由于大大超出美国的国力，已是天怒人怨。在这样的背景下走马换将的奥巴马开始了其全面新政，并在2009年6月4日在埃及开罗大学掷地有声的发出中国政府曾一再发出的声音：关于民主“美国并不认为自己知道对于各个国家，什么是最好的。没有任何国家的制度能够或应该被任何一个国家强加于另一个国家”，公开否定了民主的普世性。而中国自由派理论都是建立在西方经济成功和西方不遗余力输出包装成普世价值的民主的基础之上的，西方衰落、反水和自我否定，自由派自然成了无源之水，其存在的合法性荡然无存。

第三个渐入困境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自由派对一切沾了“左”的东西都避之惟恐不及，污之唯恐不尽，从而基本丧失了对社会的批判性。只能在“人道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直到走火入魔。而人道主义的滥情导致对一切思潮和问题的看法变得相对化、进而变得同质化，一方面方便了中国自由派根据自己的利益，通过不同解读随意操弄社会舆论，另一方面也彻底瓦解了社会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越来越多的人其实已经发现，隐藏在国内自由派知识分子理性审视和人文关怀的表象下的，是他们核心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混乱与空白。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中国几乎一直是在破旧立新、高速发展中度过的。在此过程中，社会、个人与小群体（尤其是先富起来的小群体）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中国自由派这种“事事皆有其合理性”的虚无主义价值观来混淆是非，来为他们突破规则，为无所不用其极的攫取个人利益的行为寻找合理性和道德支撑。

海内外自由派渐入困境的第四个原因则是其放弃了曾经持有的爱国主义大旗。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自由派掀起的风浪无不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其民主主义加爱国主义模式取得了惊人的成效，颇有当年中共中央高扬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之风。然而，到了九十年代之后，自由派对爱国主义却弃之如篦，在行动上就是与台独、藏独和疆独同流合污。1989年下半年严家其逃亡到法国后，仅仅两个月后就与达赖在欧洲的代表接触，同年即以民阵主席的身份与达赖秘密会见。随后更从口头支持藏独发展到以实际行动参加藏独游行集会等活动，完全站到了中华民族利益的对立面。如果说八十年代初在海外的自由派人士接受台湾的资助是为了反共，尚是政见、政党之争，但随着民进党的上台，与台独同流，从而走向了人民的反面。现在已经成为“中华民国”国民的吾尔凯希，撰文《我是维吾尔族》，公开支持疆独。而令人深思的是，这篇文章居然放在海外八九事件二十周年特辑中。而国内的自由派人士虽然无法和藏独、疆独和台独发生直接的关系，但却把火力对准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可以说，海内外自由派主动的把爱国主义这面大旗丢掉，从而在国内外背景下丧失民主主义合法性之后，连最后一点可能维持自己存在的理由也不复存在了。如果说民主主义合法性的丧失与其无关的话，但主动放弃爱国主义却是一种十分令人不解的自杀行为，而且是中国自由派的独创。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令一向以西方为榜样的自由派居然独创出放弃爱国主义的国际民主主义思想？原因应该有二。一是中共以务实为特征、不争论为特点的改革开放高举了爱国主义旗帜。于是视自己为中共对立面的自由派人士大概是信奉了极端的文革时期“凡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支持，凡敌人支持的我们就反对”的斗争哲学。二是根源还是在西方。西方虽然高扬爱国主义，以加强其统治。但由于遏制中国的需要，则一直以各种形式支持藏独、台独和疆独，这自然遇到了海内外华人的强烈反对。面对这种东西方冲突，西方自然希望打掉中国高举的爱国主义旗帜，而海内外自由派人士也自然心领神会，甚至不顾自己的存亡也要积极响应配合。只是一个连自已的存亡都不介意的集团，怎么会介意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存亡呢？

如果说，中国的成功，西方的衰落与转向以及中国自由派放弃爱国主义是造成自由派做为理念和信仰存在的困境，而其理想人格的丧失、人性的堕落，则成为毁灭其组织性存在的致命一击。根据目前在海外广为曝光的事实，独裁蛮横专断却是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海外自由派人士真实的写照，他们既不了解什么是中国，也懵懂什么是自由世界，更遑论什么是民主。海外自由派正如《红楼梦》中的贾府，只有门前的石狮子还算是干净的。可是要知道，自由派曾经高举反专制和腐败的大旗，何以就走到了自己理想的反面？这不是历史的失败，历史的失败仍然可以再度卷土重来，而历史性的失败，终将被历史淘汰。

二、中国自由派的未来走向

如果说今天的中国自由派是一种亚正式的生存状态，那么中国自由派的明天会如何？中国自由派的未来到底在哪里？中国自由派对西方理论过于臣服，看不到中国崛起正在挑战着以西方经验和价值为基础的理论体系，由于政治稳定是国家所有改革和发展赖以进行的基础，迄今官方对自由派扩大话语权有顾忌，对自由派的态度有些模糊，并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政策，但这种限制总体看不断变得温和，已经慢慢加大了对其的宽容度，使其渐渐拥有了一些曾经丢失的话语权，也慢慢有了一些追随者。随着全球经济大周期调整的到来，在增量不足、分配不均的大格局下，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从那条越来越窄的成功独木桥上跌落，他们会自然的转而选择趋向保守：即通过建立一个是非分明、超越一般道德和价值观的最高道德。让他们可以通过依附这个最高道德，来明确自己的基本权利，获得集体安全保障。尤其是在当下的中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操作上都不存在真正可行的左转选项的情况下，摒弃中国式跛脚自由主义，走向强硬和保守主义，实际上在可见的未来已经成为对内集聚政治支持向外发展、对外抵御分化维持内部稳定的最可行方式。

时至改革步入深水区的今天，不仅改革的难度增大，维护社会团结的挑战也越来越多。而且两者经常是深度相关的：当社会团结的风险增大时，改革的决心就会受到干扰。因此促使社会团结，就是为改革增加动力。十八大为促进中国社会团结和加快改革都带来新的动力和资源，然而接下来中国能否再有出色表现，不仅取决于中共的领导，也取决于社会各种力量的合作。目前中国的多元化已经事实上形成并在继续发展，那么中国各界精英就改革目标和路径必须找到共识的底线，中国自由派也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

或许中国自由派也需“摸着石头过河”。自由主义是制衡社会保守化的必要力量，在实践中也是构成社会批判的重要源头，但每一个社会都必须达成自由与治理的平衡。希望自由派对这个平衡表现出更多建设性，这应被看成对他们善意的期待。因为中国走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经过30多年的验证而广受支持，所以中国自由派如果继续把力气主要放在道路之争上，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

中国目前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转型中的所谓的“转型中社会”，无论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现代文明指标来衡量，中国离实现现代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中国未来的命运取决于各界精英的行动力，所以中国自由派也应解放思想，调整思路，而官方有必要为此创造条件，增加舆论的包容度，创造更多的沟通平台和机会，如果中国自由派的作为有了历史性突破，那么一个政治民主、经济自由、多元文化、个人自由的中国也不是遥不可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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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14

[4]刘洁欣.论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的影响[M].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2

作者简介：

王丹（1989--）女，汉族，山西省长治市人，马克思主义理论硕士，中共兰溪市委黨校，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