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业务员编织利益链虚开过亿发票

2019-06-26沈寅飞李小波

方圆 2019年10期

沈寅飞李小波

经过连续三天的庭审，案件从各个证据的质证，到各起诉事实的法庭辩论，都是公诉人与十多位辩护人交锋的焦点。即使连被告人似乎都有些诧异，一张张轻薄的发票纸，经过几年的累积，竟有几大箱之多。

这是一起涉案发票金额7亿余元、税额过亿的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件，主犯柯建华连基本的电脑技术都不懂，但是却在他的主导下，在当地编织了一条虚开增值税发票的利益链。2018年10月，四川省广安市中级法院公开审理了柯建华等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做业务员看到“发财”门道

无论是在柯建华的团伙中，还是在他周围的私人企业主朋友圈中，大家都是以“柯总”对柯建华进行称呼。柯建华已经被人这样叫习惯了，也乐于接受这个称呼，这个称呼满足了他的虚荣心。

柯建华，来自福建省晋江市农村的“60后”，虽然只有小学文化，连电脑操作都不会，可是他却把国家增值税和出口退税的相关政策摸得十分清楚。

说起增值税和企业出口退税，大多数人并不是很了解。增值税是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通俗地说，就是对商品生产、流通、劳务服务中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的附加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而企业出口退税则是退还已缴纳的国内税款，即企业在商品报关出口时，退还其生产该商品已缴纳的国内税金。这些制度有利于增强本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所以为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

那么，柯建华是如何从这两种政策中获取非法利益的呢？2010年前，柯建华在福建老家的一家服装公司做业务员，这家服装公司有一部分出口业务，涉及出口退税的工作。柯建华因工作原因，接触到很多纺纱（服装原材料）行业的业务员和做外贸业务的人员。从纺纱行业的业务员那里，柯建华知道，国家对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实行免征增值税。（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这些原材料企业可以申请开具增值税发票，但他们本身并不用对进项款缴纳增值税。例如，拥有该类农业产品免税资格的原材料企业收购了价值100万元的农产品，一方面其便可以农户为销售方，自己为购买方，自行开具10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农户和原料企业都不用实际缴纳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相应的税款。另一方面其还可将这10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进项，在当地税务机关申请抵扣其再次销售农产品（或初加工品）时所产生的税款。这些企业虚开原材料销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成本就很低，甚至没有成本。柯建华于是向一些原材料企业的业务员购买一些免税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把这些原材料企业变成他的进货发票的提供者。而从一些外贸业务人员那里，柯建华又了解到，只要形式上的单据齐全，就可以申请相应的出口退税。于是，他把自己积攒的信息放在一起，整理出了一条致富路：找企业虚开增值税发票，再找一些外贸公司，利用虚假交易，申请出口退税。经过他的一步步运作，国家的对于部分农产品的免征税款和出口退税的优惠就变成柯建华的利润来源。

柯建华是个有心人，他在当业务员时，就把原料企业和做外贸的人员名单和联系方式记录下来。他还摸清了服装公司的外貿单所走的正规流程，弄清楚了其中需要的发票和证明文件。弄清楚这些门道后，他选中四川作为新事业开展地。“对比后，发现四川的税负比较低。”还有一个原因是，四川广安一带有大量的纺织加工企业，这些企业与他积累的服装原材料和外贸人员的业务可以有效串联起来。

2011年9月，柯建华辞掉服装公司业务员的工作，带着会操作电脑、无业在家的外甥陈金钗来到广安市邻水县。邻水县地处川渝交界，离重庆只有110余公里，但中间的华蓥山脉形成阻隔，早年，从邻水到重庆乘汽车需要花费一天的时间。后来高速公路建成，2010年隧道开通，两地交通路程缩短到两小时以内，随后，邻水县出现了大量的毛纺企业。这些企业是作坊形式，作坊主多曾在前些年外出打工，依靠与沿海企业主的关系，利用当地劳动力优势，做来料加工服务。从散落在邻水乡镇的数十家有一定规模的毛纺企业，柯建华嗅到了“商机”。柯建华决定在这一带发展他的业务。他在邻水县城租了房子，白天他佯装成一个来邻水谈服装加工业务的福建企业主，出去了解周围毛纺企业的情况;晚上回来对陈金钗讲解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流程。很快，他就认识了一位毛纺企业的老板吕大志。

当时的吕大志与弟弟吕大强合伙经营一家毛纺作坊，作坊里有30多位工人，平日主要是吕大强实际经营，承接代加工业务。由于前期投入过大，订单不稳定，经济效益不是很好。柯建华开始跟吕大志接触时，还假装谈一些业务，不久便把话题转移到增值税发票上来。其实，柯建华心里清楚，像吕大志这样的作坊主，根本不会成立企业，自然也开不出发票。他们也仅仅是做来料加工，不存在货物买卖上的事情。

“我需要一些增值税发票，借你名义去成立一家公司，开票后按票面额的千分之六给你们管理费。”柯建华直截了当地说了真实意图，为了让吕大志没有后顾之忧，他还说成立公司及开票的税费等一切费用都由他承担，甚至包括聘请临时代账会计的工资。

吕大志觉得这是无本的买卖，如果柯建华没骗他的话，这将是一笔很不错的收入。经过一两次操作后，他觉得柯建华倒也信守承诺，但吕大志几乎没有法律常识，他天真地认为柯建华只是借用自己的名义，如果有违法行为，那也是柯建华的事，跟自己无关。

小作坊开出大发票

于是，在柯建华的授意下，吕大志背着吕大强，注册了佳利服装织造有限公司。李小辉是吕大志的朋友，同时，他还担任佳利服装织造有限公司的会计。按照双方约定，柯建华每月支付李小辉1500元的工资。每个月，李小辉只要花费两三天时间，等待柯建华和陈金钗过来开完发票，他就拿着一系列材料去进行报税就可以。在吕大志的作坊内，柯建华、吕大志、陈金钗和李小辉打印了佳利的第一份增值税发票。当时，会计李小辉只是站在一旁观看，真正操作这些的是陈金钗，指导者是柯建华。

开完票后，李小辉的工作才真正开始，柯建华会给他一些虚假的合同、购进原材料相关的资料、送货单、出库单等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材料进行盖章，然后去税务机关报税。为了尽量欺骗税务机关，柯建华还会像真实的货物交易一样，往佳利公司的银行账户上打交易款，然后再往外转钱（佳利公司对公的银行账户网银、U盾等实际由陈金钗控制）。柯建华承诺给吕大志的“管理费”则通过私人账户直接打到他个人的银行账号上。开始两三次，每次都是柯建华带着陈金钗到吕大志厂里开票。后来就索性由李小辉和陈金钗两个人直接操作。为了方便，两人直接抱着电脑主机，在柯建华在邻水县城的租房里完成所有的操作。李小辉也可以就近去县税务机关领发票、报税等。

双方的合作越来越顺，开的票越来越多。“每个月几乎都有上百万的增值税发票开出来。”李小辉说，他的一位懂会计的亲戚听说他做这种买卖，告诉他虚开增值税发票是违法的，让他别干了。他也跟吕大志说了，两个人都担心事发，但李小辉每个月能领到1500元的报酬和吕大志每个月获近万元的收益，他们似乎什么都可以不在乎了。

短短三年多的時间里，吕大志的佳利服装织造有限公司先后向柯建华指定的多家进出口贸易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1241份，发票税额近两千万元。

一家企业居然虚开2亿多元发票

2014年，广安地区查办了一起骗税案件，柯建华做贼心虚，安排注销了佳利服装织造公司，暂停“业务”。不过几个月后，吕大志还是舍不得柯建华曾带给他的诱人收入，在柯建华的安排下，欲重新成立公司。这次吕大志索性跟弟弟说明了成立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来获益的事情。此时，吕大强因为手头还有债务，压力很大，随即与吕大志一拍即合，用吕大强的名义又去成立了一家公司。“我每个月要得5000元的好处费。”这是吕大强给哥哥开出的条件。在利益驱使之下，二人的新公司虚开的增值税发票数额越来越大。到案发前，共两年多的时间，吕大强的新公司被查实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达到了1千万余元。

而为柯建华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远不止吕大志、吕大强兄弟二人。以几乎相同的条件，柯建华还找到了六七家业务合作伙伴。其中，涉案税额最大而且关系复杂的当属柯建华与重庆云阳县裴成勇的公司。

裴成勇的亿发羊绒针织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发公司）在当地是一家有一定规模的企业，企业效益最好的时候，场内有近3000名职工。当时，邻水县的作坊主注册的公司已经满足不了柯建华对发票数额的需求，他通过邻水县的作坊主介绍，认识了具有大额开票能力的亿发公司负责人裴成勇。

在亿发公司的办公室内，柯建华与裴成勇商定合作，他说自己的外贸公司在邻水加工了服装之后开不到增值税发票，因此想找亿发公司帮忙，可以给予最高票面金额百分之一的好处费。同样，开票后产生的税费由他提供进项票据进行抵扣，未抵扣完的部分也由他提供资金缴纳。裴成勇当即表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就问柯建华的货物交易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柯建华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拍着胸脯说，他能提供所有的进项票、运输环节的票据以及所需要的合同，肯定不会出现问题。在亿发公司里，裴成勇的妻子负责管理账务，平时，裴成勇的开销几乎都要经过她的手。此外，亿发公司为了规避税收，一些没有进项票据的原材料也需要购买票据解决，裴成勇觉得可以通过柯建华获得一些上游材料企业的票据。这样一举两得的事情，裴成勇很快答应下来。

按照裴成勇的说法，在两人合作的五年多时间里，柯建华也为裴成勇以低税点购买过上游原材料企业的增值税发票400多万元。当然，裴成勇也陆续为柯建华虚开具了近两亿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裴成勇从中获利近200余万元。2018年10月，裴成勇因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被提起公诉，目前该案尚未宣判。

几年下来，柯建华在广安一带混得风生水起，每天都很忙碌。在柯建华的工作中，找到当地企业虚开增值税发票只是其中一个环节。他的业务范围从收购农副产品的原材料加工企业，至外贸公司，甚至连运输公司，他都打通了关系。在邻水，柯建华同样以提供高额返点的方式，让江西等地有一定规模的运输公司为他长期提供虚假运输合同和虚开增值税发票。

整个利益链条，柯建华都已经铺垫好，而且都发挥着各自的功效。据柯建华的供述，他的手机里有十几家原材料加工企业的业务员联系方式（案发后，柯建华毁掉了手机和一些重要书证，导致他联系的上游企业的相关业务人员线索中断，也无从查证），这些业务员会根据他的要求将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出后快递给柯建华，业务员能拿到票面价一定比例的金额作为提成。拿到这些增值税发票之后，柯建华就联系当地的服装厂开具新的增值税发票。与此同时，再联系物流公司做假的运输合同，再出具以当地服装厂以运输货物为名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些增值税专发票被企业可以用来折抵邻水税务机关要求缴纳的税款，当然邻水因经济发展水平所限缴税金额很少，运作空间有限，所以柯建华就拿在邻水开具的增值税发票，通过沿海城市外贸出口公司骗取出口退税。

这种看似复杂的模式，柯建华却是经过利益演算的。如果顺利的话，出口退税的比例是用于退税的增值税发票票面金额的83%为基数，此基数的17%为退税金额，如此计算，能获得出口退税的钱占出口退税所用增值税专用发票面额的14%左右。这14%除去原材料企业业务员卖发票的提成等成本以及给企业主所谓的“管理费”等，最后柯建华能够获得每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额1%左右的纯利润。每个月，广安以及重庆的这几家公司给他开具1000万元的增值税发票，他则从中获利10万元。这些年，柯建华一人的收入几乎支撑了其福建家人的所有开销。

退税环节不容易蒙混过关

事实上，柯建华在四川的业务并没有那么的一帆风顺，也曾遇到过困难和损失。当初，初步打通渠道后，他就细算过一笔账，自己在当地花了那么大的力气和风险弄到的各种合同、证明文件以及增值税发票，下游的负责归总和出口报税的公司轻而易举地就能获取百分之二的利润。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他不太相信下游的外贸公司。因为在申报出口退税的时候，也需要有相关的资金结算凭证。柯建华那些子虚乌有的交易也需要他按合同上的金额向下游公司打款，随后再通过其他途径返回来。那些外贸公司里没有柯建华信任的人，他怕有一天自己经营多年的积蓄被他们连本带利卷跑了。

柯建华想，既然这样，自己为什么不开个公司，进行出口退税的申报呢？于是，柯建华在重庆注册了一家贸易公司，招聘人员做出口退税申报业务。可惜，这项业务专业性很强，加之重庆税务部门审核把关很严，柯建华的外贸公司好几笔单子屡次不能通过审核，最终连本带利地亏了不少钱。截至案发，柯建华的外贸公司还有几百万元的退税单陷入僵局。他最终还是老老实实的把这些环节交给了东南沿海的外贸公司申请出口退税。

不过，也正是大量资金流出现，让专业金融监管部门注意到了这一不正常现象。金融机构的预警系统显示，与柯建华有关的几个账户资金流形成了完整闭环，這些资金并没有像正常交易那样一级级地从买家流向卖家，而是不断折回，最终回到柯建华控制的账户。同时，广安税务部门经过实地调查发现，有些不起眼的作坊近几年出现越来越离谱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额度，这是不符合常理的。经过一系列法律程序，2017年2月，柯建华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多名涉案的企业主、公司会计、外贸公司成员等被抓捕归案。

专业难度高的一次办案

“这是一起涉案人数较多，涉案金额巨大，涉案范围广泛且时间跨度久的专业性案件。”办理本案的广安市检察院公诉处检察官杜勇彪说。

当时，看到公安机关移送的数十份案卷和整整几大箱子证据材料，杜勇彪着实感到不小的压力。犯罪嫌疑人每次虚开增值税专业发票的行为，都需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办理这样的案件不但要求办案人员具备快速学习税务专业知识的能力，也是对其体力精力的考验。案件发生跨度有七八年，时间越久，有些证据的补全就越难。那段时间，办案人员的办公室摊满了税务凭证，大家笑称办完本案都可以去当会计。

同时，办理这样的案件也不仅要体现司法机关加大涉税犯罪的打击力度，还要考虑到保护非公经济的主旨。“对于认罪悔罪态度较好、积极退赃的企业主，考虑到他们的企业为解决当地就业，推动地方经济所做的贡献，我们在量刑建议时都予以考虑。”本案的公诉检察官、邻水县检察院魏巍说，他了解到，涉案的当地企业最终并没有因为此案受到太大影响，大部分企业都一直正常经营。部分企业主已经刑满出狱，回归企业管理中。

杜勇彪说，我们从本案中暴露的问题出发，针对本市会计行业的问题发出检察建议，同时开展对企业主和相关从业人员有针对性的普法教育。

2018年7月，该案中第一批涉案情节相对较轻的吕大强等四人由邻水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吕大强等分别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至三年六个月不等。2018年10月24日，广安市中级法院对柯建华案开庭审理，目前本案尚未宣判。（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