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巍

鲍德里亚将海湾战争解读为一场在电子屏幕上进行的虚拟战争，说它不是“真实”的战争，而只是对“战争”的一种后现代式的“拟像/模拟物”，这就像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中很难见到中国一样，都是帝国通过对他者的虚化处理而在意识中实现“他者不在場”的手段，但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以海湾战争的“他者不在场”或者“不真实”来弱化西方对他国的超级战争的残酷性，从而为这种残酷的战争提供合法性，而后者则通过“他者不在场”或者说“遮蔽中国”来回避作为当时英国政治与经济重中之重的对华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并让其国民陶醉于“英国性”。

这里都牵涉到“他者”———他者无处不在，又被隐匿其形。如果我们循着英国的英国文学史写作来理解浪漫主义时期的英国文学，则“中国问题”处在隐匿状态，这就像我们如果循着鲍德里亚的“战争拟像”理论就会认为海湾战争果真是一场电子游戏。或许鲍德里亚只是揭示帝国的“后现代战争”通过技术刻意制造一种“游戏”的感知方式，而不是为这种制造“他者不在场”的战争辩护，不过，我们必须同时意识到，“后现代战争”只是一个名词而已，它在前现代或者现代就已出现，例如鸦片战争在同时期的英国文学中被处理成了一个空白，一个“不在场”，因而也就似乎变成了一场“不真实”的战争。

这种历史感知方式的根源在于“世界史”的西方中心主义，这是一种单向的西方的目光，它按照西方自己的需要“制造”或者“遮蔽”他者。而“全球史”则是对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感知方式的瓦解。由于近一两百年来这种“世界史”写作传统经由西方的文武两手已化为我们自己的集体无意识，我们对我们继承或者接受的那套知识谱系的反思，就显得尤为迫在眉睫。只有在“世界史”的废墟上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全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