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芮佚

摘 要：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启发广大人民的觉悟，准备革命力量的团结，这就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功绩。”[1]五四运动在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时，一个新型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即中国共产党便在这个过程中孕育而生。

关键词：五四运动;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而这一事变在客观上是由五四运动带来的结果。五四运动的爆发不仅使中国从此进入了新的革命历程，也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起了重大作用，使其诞生的条件愈加成熟。

一、五四运动让工人阶级成为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

随着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以及工人阶级的日趋成熟，工人罢工的政治性质也在不断增强。辛亥革命后，他们曾支持和参加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斗争;1915年，为了反对日版帝国主义提出的“二十一条”，进行了大罢工;在“抵制日货”的运动中，他们同样站在斗争的最前列;1916年，天津租界工人反对法国侵占老西开的斗争，更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

五四运动前，工人罢工的次数增加，参与人数日益增多，政治性质不断加强，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觉悟的提高。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积累的经验使得他们后来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更具可能性和现实性。

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工人运动得到新的发展。“六三”事件以后，全国工商学界同仇敌忾，把五四运动推到了一个高潮。至此，运动的主力由学生转向了工人，运动的中心也由北京转到了上海。当知识分子率先作为主导力量开始进行斗争时，中国的工人阶级深切感受到，学生的运动，事关国家的命运，应该与学生一致行动起来，求亡图存。于是，许多工厂的工人挺身而出，投入战斗。工人们开始揭露资本家的罪行，诉诸自身的人格以及获得平等的权利参加社会活动。

上海工人大罢工斗争，推动了全国各地的罢工风潮。“六三”事件后，仅一周的时间，工人罢工斗争就波及了全国二十多个省的一百多个城市。这次大罢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罢工，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战斗力。事实证明，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中，工人阶级是最坚决、最勇敢、最彻底的阶级。正因为工人阶级的参加，成为运动的主力军，使得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在五四运动后，工人阶级所进行的工人运动中，开始出现了自觉性行为。相较于之前的自发性运动，工人阶级已经开始意识到了自身所担负的政治使命。从之前的自在阶级到自觉的阶级，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工人阶级被寄予了更多的政治厚望。如此一来，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了最重要的准备之一，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的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成长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2]

二、五四运动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在知识分子中的优势地位

五四運动后，推动着新文化运动的再一次高潮。除了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以外，更多的革命知识分子加入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他们的活动大大增加了，主要是向两条线发展：一是注重新思想出版物的增加和伴随而来的新观念的流行;二是注重各种社会团体和社会服务的建立和扩张。坚守住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阵地，让马克思主义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开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在知识分子中的指导地位是在与各种社会思潮的斗争中而最终确立的。五四运动后，当传统的中国思想政治制度出现动摇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西方观念，如实验主义、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等，都在思想的自由市场上竞赛。当改革家们为了要解决这些问题时，就必须要关心实际的政治情况。当他们想要寻求解答的时候，他们就面对着如何选择各种各样的社会形势和社会哲学。从1919到1921年，马克思主义同其他的社会思潮主要有以下几次大的争论。

胡适在1919年7月20日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那年的7月到9月，引起了知识分子领导人之间的一阵风暴。在这篇文章中，胡适的看法基于实验主义，他宣称任何理论或主义只是解决某一项实际问题的一种工具。任何人都可以唱高调，轻意地宣传无所不包的主义。胡适的主张实际上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极力推行改良主义。胡适的文章引起了当下正在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的反对。李大钊认为所有的问题，在一个无所不包的架构里是息息相关的，而无所不包的主义则是各种性质相似的思想类群。李大钊不认为研究问题和讨论理论之间有任何的抵触。李大钊更是强调：“在一个毫无组织而暮气沉沉的国家里，若是没有经济制度上的彻底改变，问题是不可能个别地解决掉。”[3]“问题”与“主义”之争事实上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实践性的论证，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能够指导中国实践的。

1920年底，张东荪、梁启超挑起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他们口头上赞成社会主义，但与此同时又认为中国的产业落后，“真的劳农革命绝对不会发生”，因此他们得出结论中国不具备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条件。他们所信奉的是基尔特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对此，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我们同样看到了振兴实业的重要性，但是从国外国内的政治状况上来说，中国现阶段是不可能独立的发展资本主义。他们同样指出，中国的无产阶级受到的压迫极深，因此“中国的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是十分有可能并且也是非常必要的。

无政府主义曾一度在各派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占据着极大的优势。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是以极端的个人主义为出发点，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权威和国家以及任何的组织纪律，主张绝对的平均主义。无政府主义事实上是迎合了对于现实的不满以及政治上陷于困境的小资产阶级的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针对无政府主义的观点进行了论战。他们认为国家的消亡是在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的基础上的，而在此之前必须用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如果按照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在社会生产还不到高度发达的阶段就开始实行“各取所需”，那么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是会失序的。

通过这几场争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科学理论的主要观点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已经逐渐确立了。而当时信奉无政府主义的人，有的也已经成功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了。由此推断马克思主义已经在知识分子中具有绝对的优势地位了。

三、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

（一）工人运动的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武器

五四运动爆发后，给予学生支持的并不限于城市里的商人和店员。史无前例的上海市区工人同情学生的罢工运动也几乎在同一时间爆发。首先由纺织业工人和印刷业工人开始，后来发展到金属业工人以及其他工人群中。这一时期罢工涉及的行业之多，工人数量之多，影响范围之广。

罢工的意义不在于它所带来的经济结果，而是它的內含意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治和爱国的大罢工，工人的最终目的不是要求加薪或改进他们的待遇。他们是向中国以及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工人罢工在政治和社会方面都有一定的影响。

工人罢工所带来的影响是让北京政府和帝国主义都为之感到震惊的。为了避免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北京政府在工人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不得不采取了措施。北京政府不仅释放了被抓捕的学生，而且免去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的职务。最重要的是中国代表团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至此为止，五四运动取得了极大的胜利。五四运动也让北京政府和帝国主义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使得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

如果说，五四运动运动以前，中国的革命是以资产阶级为主，而工人阶级仅是参与者，并大都是诉诸于经济要求;那么五四运动后，工人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革命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提出了政治要求，坚决贯彻斗争纲领。工人阶级不再是中国革命的参与者，它已经转变成革命的主力军甚至是领导者了。也正是由于这种阶级关系的转变，才使得工人运动可以与科学的社会主义相结合。

尽管工人运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工人阶级的力量也让领导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所震惊;但是也要注意到当时的中国没有联合的和有效力的劳工组织，工人罢工在各个地区、各个工厂都有所不同。并且工人阶级投入罢工运动中，大都基于简单的爱国主义情绪，他们还没有清楚地看到自己承担的政治使命。但是经过一系列的实践，使得工人阶级意识到了要改变这种不集中斗争的情况，要有代表本阶级利益的领导集体。同样的，由于中国的工人阶级在运动中所爆发的力量和十月革命的影响，先进的知识分子更是看到了要在工人阶级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要让工人阶级从“自在”的阶级转为“自为”的阶级，从而进行合理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

（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需要从工人运动中找到物质力量

五四运动后，现代的工会开始发展起来。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帮助工会建立的同时更注重宣传马克思主义以此引起工人的觉悟，开展有组织的罢工活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的劳工组织几乎都是传统的同业型，而且组织较为松散。五四运动以后，由于知识分子在工人当中的活动的增强，涌现出了许多新的劳工组织。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许多具有新思想、经验和抱负的中国工人从法国归来，他们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归国劳工协会，这个组织成为上海新劳工运动的骨干。张国焘和邓中夏也开始在京汉铁路线上的长辛店组织起几千名工人，组织工人的活动，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指导他们的罢工。

五四运动以后，平民教育运动继续发展但是运动出现了分化。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以工人为主要教育对象，创办了工人夜校和劳动补习所，由此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以邓中夏为代表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通过露天演讲的形式，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教育活动。以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和沪西小沙渡劳动补习学校为代表的补习学校，都对工人群众进行了文化补习，在此基础上也对工人群众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及工人的组织工作。

当时所办的工人报刊也为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的传播带来了积极作用。这些工人报刊中以上海的《劳动界》、北京的《劳动音》和广州的《劳动者》为主要代表，它们相较于其他工人报刊，所起的宣传教育作用更为显著。例如《劳动界》，它用工人群众最容易接受和最容易明白的语言，为他们阐述了劳动创造价值的真理。在揭露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后，更是强调无产阶级应该看清自己的历史使命以及如何寻求正确的革命路径。它对于启发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更好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指导工人有组织的开展工人运动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上的成功实践都为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找到了物质力量。

纵使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是整个社会环境下进行的，但是无论哪一个方面都离不开五四运动的推动。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集聚爆发的产物，它让知识分子领导的爱国主义学生运动得到了工人阶级的支持和重视;它也让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转而开始深入研究中国的发展道路。五四运动让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成为现实，最重要的是它促进了知识分子走马克思主义与工人群众结合的道路。在先进的知识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他们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并且看到了它指导中国实际的必要性，明白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在工人群众中的广泛传播，使他们看清了自身的历史使命，启发了其政治觉悟。就是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各地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顺着革命发展的需要，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于1921年7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参考文献：

[1]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133.

[2]毛泽东选集（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 [J].每周评论.1919（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