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美贸易摩擦已经是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外部变量。中国政府多次申明，我们对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抱有最大的诚意。不过，通过最近贸易摩擦的升级，对中美经贸关系是否会走向常态化的打打谈谈、边打边谈，我们也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美国不是一般的国家，它自诩为经济全球化的倡导者，实际上也是最大的受益者。过去几十年，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每一个重大关口，也主要是围绕中美关系的不断破题展开的。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发展遇到了一个极大的坎，我们思考的重心就是如何跨过这个坎。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就是要“什么陷阱啊，什么围追堵截啊，什么封锁线啊，把它们通通抛在身后！”这个坎不简单，理解了这个坎才能理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个坎有个极大的好处，就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界定清楚、进而更加有力地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不是一个先验的问题，正是在和世界最强国家的经贸争端中，那些关系到一个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的要害问题才暴露无遗，我们也才发现和体验到了那些真正的风险。维护国家利益也不是抽象的，更主要的就是體现在把这些事情做好，目的是避免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受到根本伤害。

中美贸易摩擦是生动的一课。它让我们明白了，中国发展的未来，不能再受制于任何单一的国际市场。任何一个重要领域，受制于单一的国际市场，都是危险的事情。

此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分散风险，并不意味着就是另搞一套规则，“不是要另起炉灶”。恰恰相反，正如政府多次强调的那样，不断扩大开放和推进改革，本身就是我们自己发展的内在要求。“最重要的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对这个重大论断要有准确到位的理解。

在中美经贸摩擦中，我们也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外部环境的变化既给我们带来了重大风险，也给我们提供了推动改革的机遇。在中美经贸谈判乃至在中美的大国博弈的过程中，我们既要有效维护好国家利益，又要不断加深对中美经贸摩擦下的改革逻辑的理解。

为了理解这个改革逻辑，可以看一下最近刘鹤副总理在第11届陆家嘴论坛上的演讲。刘鹤提出，不管暂时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需要关注大趋势。而“大趋势”正是和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至少有两个大趋势，从中可以看出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方向。

第一个是中国从外需导向转向了国内巨大市场驱动。巨大的国内市场正成为全球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都发生重大的影响。正如“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显示的作用，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本身就是中国对有关国家进行反制的有力武器。

根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的观点，出口占GDP比重的下降，这是大国经济的常态。只不过，在中美经贸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国内巨大市场的驱动作用开始凸显出来。而要转向国内巨大市场驱动，对我们的法律体系（包括公平竞争、知识产权保护等）、政府治理等影响统一大市场的问题，就提出了迫切的改革要求。围绕国内巨大市场驱动展开的改革势必会加快。

另一个大趋势是金融大整顿。正如刘鹤所说，宏观杠杆率高速增长势头已经得到初步遏制，大局已经得到稳定。通过严肃市场纪律，消除了一些比较突出的风险点对国民经济和公共利益可能造成的危害，增强了金融机构的稳健性。

在中美经贸摩擦过程中，我们都深刻感受到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脆弱性。可以说，这次经贸摩擦让政府加快了结构性改革的步伐。其实，从最近几十年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上超大型经济体无不都经历了一次金融大整顿，包括日本从《广场协议》到资产泡沫之后的银行业大整顿、美国的金融业去杠杆，其力度都是非常大，也都保证了在经济全球化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候，能够保持金融的稳健。金融业越稳健，在对外经贸博弈中，底气自然也会更足。

对中国来说，金融大整顿刚开始，在去杠杆取得初步成果的同时，也碰到了金融机构的某种紧缩效应。这充分反映了在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进行金融大整顿的难度，对金融监管、金融业公司治理结构等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中美经贸摩擦中理解大趋势，在大趋势中理解改革的逻辑，这样，对政府的施政我们就会看得更清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