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江洪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2014年9月16日23时18分，敬爱的爸爸带着对亲人对家园的无限眷念，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革命的一生

父亲是一名刚毅果敢、信念坚定的军人。他坎坷一生因充满艰辛、曲折而丰沛，铸就了一个从放牛娃出身的红军小战士成长为共和国军队干部的人生传奇。父亲1915年秋冬出生在江西铅山武夷山脚下一个叫做丁马山的村落，祖父按颜氏家谱给他取名炳南。家境的贫寒和对生活不公的反抗，使他16岁就跟随时为闽赣边境游击大队长的伯父走上了革命道路。1932年8月担任铅山县二区团委书记，1933年初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解放事业出生入死，屡建战功。1955年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二级红星勋章，享受副军级待遇。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父亲先后在闽北独立师和闽赣保卫局担任过执法班长，随所在部队在时任闽赣省委书记黄道直接指挥下，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残酷斗争。红军主力长征后，跟随瑞西特委直属瑞金游击队参加并坚持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年轻机敏的他，曾和战友钱胜仁，担任瑞西特委书记赖昌祚的安全特务员（警卫），两人都会使双枪、耍大刀，很受赖书记喜爱和信任。1935年2月，面对国民党三个师兵力对瑞金铜钵山区游击队活动地域的重兵“围剿”，游击队司令部决定兵分两路突围，他和分队政委温华桂、战友钱胜仁等护卫赖昌祚及特委，与围敌展开激烈战斗。猛烈对抗中，他和几位中弹负伤的战友坚持正面对敌，掩护领导和队伍突击敌阵，反复三次才获成功，后与其他突围人员辗转到大柏地与钟德胜政委以及刘国兴、彭胜彪、胡荣佳等带领的其他几只游击队会合，为日后重新整合队伍开展斗争保存了骨干力量。

南方三年游击战面临着难以想象的恶劣环境和艰难险阻。国民党大兵压境，以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对中央苏区进行残酷“清剿”。游击队员们缺吃少穿，许多战士因饥寒交迫、有病无药而付出年轻生命。面对生存威胁，父亲他们在大山夏天寻野草莓、冬季吃冻山楂，有時依靠群众送来的玉米、红薯充饥。禁山缺盐，很多战士全身浮肿，就找硝土熬盐拌菜，父亲也因此落下了一吃生盐就呕吐的毛病。没有衣穿，就靠灭敌缴获，缝缝补补，草绳编鞋，有时脚被磨破流血，就拄着棍子一拐一拐赤脚行军。就是这样，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仍以坚定的信念，以苦为乐，与敌斗争。

多次对敌攻击

1935年至1937年间，父亲随游击区三支队伍参与了多次对国民党部队的主动攻击。

智取青山铺。青山铺是位于汀瑞公路交通要道的重要集镇，驻守的国民党据点戒备森严。在游击大队安排下，杨洪才、刘得胜、张振友等几名分队长分别化装成敌军官和保安队长，带领父亲和挑选的40余人突击队，穿越封锁进入青山铺，当据点守敌误认我军为友军出来迎接时，我军对他们实施突然包围，几十分钟就解决了战斗。我部缴获大量武器装备，烧毁敌碉堡，并按政策释放了俘虏。这次战斗，我军未放一枪，无一伤亡，在敌占区产生很大震慑。

袭击长汀国民党军汽车运输队。获悉国民党第八十三师参谋长亲自带汽车队押送军饷途经瑞金的情报后，游击队领导组织包括我父亲在内的30多名队员，全副武装事先隐蔽在汀瑞公路大古城附近山坡。当日上午7时许，当敌车队进入埋伏圈，指挥员一声令下，军号大响，步枪、冲锋枪、手榴弹突然猛烈开火，将押送敌军打得晕头转向，有的举手投降，有的钻入车底。看见前三辆车被袭，后面三辆调头逃跑，部队迅速冲锋围剿，整个伏击战打死打伤敌师参谋长以下10余人，缴获长短枪20余支，银圆数百枚。长汀敌师部得到消息后大为震惊。

偷袭武阳镇。武阳圩镇是瑞金的一个较大集镇，国民党区公所驻有一个排兵力。经充分准备，父亲和20余名战友利用镇内4名地下党员，悄悄潜伏在区公所附近的几户人家中。午夜时分，突然发动袭击，抓获哨兵，冲进院内，几名惊慌之敌试图举枪反抗，被突击队员们一阵猛烈枪击全部消灭，其他守敌丢魂丧胆，一一投降。这一战缴获了敌军一个排的全部武装。

突袭源江街。位于古城附近的源江街驻有敌保安团一个营200多人。1937年1月，按事前周密计划，游击队决定化装袭击。大队长钟德胜带领我父亲等80余名精干队员，身着国民党军服，沿着公路大摇大摆向源江开进。途中遇敌就谎称国军某部协助“剿匪”。钟大队长亲自化装成敌师参谋长，进入敌营后，命令营长集合队伍训话，我游击队员则趁机占领有利地势，形成包围，待敌营长和几个连长发现上当，刚想拔枪射击时，我父亲和战友们眼疾手快，立即瞄准开枪，将几个当官的当场击毙，同时“缴枪不杀”喊声大起，迫使敌人只好投降。在迅速清理战场后，我军按政策对敌进行简短宣传教育后全部释放。当部队撤离街区不远时，已听到古城方向敌人援军的密集枪声。

亲历皖南事变

如今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展品柜中摆放着一把日本军官战刀，这是我父亲当年缴获的战利品，部队将它奖励给我父亲。我们全家将它捐赠给了纪念馆。

1937年底，父亲随闽赣游击队编入新整编后的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部特务连，1939年冬调新四军司令部任作战参谋。在艰苦的敌后抗战历程中，父亲始终记忆着一段与叶挺军长交往的往事。那时刚刚调入军部的他，对即将见到军长还有些担心和紧张。一天，文化程度不高的我父亲正在标画作战地图，突然一位40多岁、高个浓眉、手持拐杖的威武军人出现，微笑地询问“遇到困难了吧”，接着就俯身细心指点如何正确标图，使父亲十分感激并倍感亲切。那人离开后，我父亲问科长，才知他就是自己仰慕已久的叶军长。不久，父亲被调入新四军军部特务营任连长，同叶军长交往多了。一次，叶军长突然下连队巡查工作，我父亲集合队伍迎接，军长亲切地问我父亲：“小胖子，工作干得怎么样？”随即带着随行人员检查连队装备、内务和训练情况。午饭时间，连队只有糙米饭和青菜，我父亲想给叶军长炒几个鸡蛋，叶军长当即制止，表示一定要和战士们同桌共餐。父亲还经常回忆叶挺军长的坚毅果断、对部队和部下的严格要求以及令人景仰的军事素养。

皖南事变成功突围是我父亲抗战期间的一段特别经历。1940年10月至12月，蒋介石在调集第三十二集团军7个师共计8万余兵力实施对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包围后，皓电江南新四军开往长江、黄河以北地区作战，企图途中围歼“一网打尽”。由于新四军内部个别主要领导对危急形势判断错误、应对犹豫，直到1941年1月4日，全军9000余人才分为三个纵队从云岭出发开始北移。6日，各部队均遭敌军重兵袭击。8日，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密电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限电到12小时内”将新四军“一鼓而聚歼之”，当夜国民党军发起猛攻。时至12日，新四军各纵队与敌拼死战斗，在反击中损失惨重。鉴于形势无法挽回，军部命令砸毁电台，烧毁密码。翌日凌晨，部队冲锋又遭狙击。13日至14日下山与国民党谈判的叶挺将军被扣押。我父亲大约是在14日傍晚由军部紧急调往老三团顶任第五连连长。接到命令后，他火速赶往石井坑山坡侧翼阵地，组织部队顽强抵抗，一个多小时就打退敌军两次进攻。清点人数，全连只剩20余名，干部只有他和二排长。他利用夜幕带领剩余人员组织了一次反冲锋，二排长端起机枪横扫敌阵，满身鲜血中弹倒下。他们一直坚持到黎明。面对这种形势，负责和军部一同北移的皖南第二纵队司令员周桂生把我父亲叫去，严肃交代说，部队伤亡很大，为了保存有生力量，纵队分左右两路突围，纵队领导随右路行动。右路这边立即成立一个突击队，由你担任队长。说完指着地图详细交代了突击线路及注意事项。事后才得知，周桂生在带队突围中不幸牺牲。父亲再次临危受命，带领由军部直属及各团临时抽调共100余人组成的突击队开始准备战斗。他将人员编组，组建了尖刀排，并推荐相识的军部记者舒文担任指导员。深夜12点行动，沿着东山坡山谷向沿江方向突围。行进中不断遇敌阻击，尖刀排和他带的断后战士一直在战斗，几天下来又有一些人员伤亡或走散。冲出敌人主力包围圈后，部队已经弹尽粮绝。父亲带人摸到他曾活动过的村子去找熟悉的老乡张裁缝，又险遭敌伪两个连的埋伏。乡亲们听到有颜连长的消息后，第二、第三天，靠着張裁缝带路，冒着极大危险才给队伍送来干粮，使他们得以继续前行。父亲等经过艰苦跋涉，寻到江边，又在附近小树林隐蔽了一天一夜才和江北游击队过江人员取得联系。之后，他们分成三批全部渡江到达无为北马洲。此时突击队还剩60多人枪、2挺机枪，个个衣衫褴褛、疲惫不堪，但仍然神情坚毅。当我父亲带着他们见到前来迎接的第二纵队政委黄火星时，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黄政委也含着热泪紧紧拥抱我父亲，不停安慰和鼓励。鉴于突围成功的出色表现，纵队领导专门召开欢迎大会进行表彰奖励。

皖南事变后，随着新四军军部重新组建和部队整编，父亲先后调第七师第五十五团、师部直属教导队。1943年9月作为充实力量，他又被选调新整编的第七师含和支队独立大队担任七中队队长兼指导员。含山、和县地区地处皖南战略交通要道，日伪驻军犬牙交错，斗争形势十分严峻。为了实现打通七师与二师及军部联络联通的战略任务，支队积极开展打击日伪据点的斗争。1944年间，父亲所在独立大队作为含和支队主力部队，先后参与了支队统一协调指挥的攻打石村庙、陶家厂等10余处敌伪据点，消灭日伪军800多人。6月初，袭击陶家厂战斗中，支队长孙仲德布置好战前侦察，副支队长马长炎亲自带队指挥，安排我父亲带领所属中队组成突击组。突击组在得到攻击命令后，立即冒着弹雨冲锋，掩护爆破组冲向敌据点炸毁水泥碉堡，其他参战部队及时形成包围，击毙企图反抗敌兵，齐喊“缴枪不杀”，战斗很快结束，给了日伪军一次较大打击。

新四军第七师含和支队在这一地区取得的战斗成果，对疏通辖区与军部以及其他各师部队的情报、物资、军饷供应渠道，支援保障新四军各部有力开展敌后斗争，牵制日伪军的主力，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间，由于作战勇敢，带队执行战斗有力，我父亲多次受到支队表扬，还获得支队奖给的他自己亲手缴获的日本军刀一把、望远镜一幅。

解放战争立战功

1945年末，历经八年抗战，带着右手腕残疾、颅内弹片战伤的父亲，又和战友们随新四军部队转战苏北、鲁南，投入到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全国解放战争。

此后直到1949年，父亲先后调入华中野战军第十七师、先遣纵队第七支队，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先遣总队第九支队担任团职干部。跟随所在部队亲身参与了解放战争时期的莱芜战役、郓城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几大重要战役。

在1947年7月著名的郓城战役中，父亲所在的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部分部队主要任务是阻击敌新五军对郓城守敌的救援。战斗打响后，时为第五十一团政治处主任的父亲和参谋长张玉田率第三营坚守阵地，面对敌军猛烈炮火掩护下的无数次攻击，顽强阻击，战斗一天一夜，打得全营只剩40余人仍寸土未失，保障了我军主攻部队取得胜利攻下防卫坚固的郓城、全歼敌第五十五师师部及所属两个旅、活捉该师中将副师长的辉煌战果。父亲所率第五十一团第三营因此受到华野陈毅司令员的亲笔表彰信。

革命成功回家乡

伴随全国解放，父亲随军南下回到江西，先后调入上饶军分区、江西省公安总队、九江和抚州军分区担任领导，继续不辞辛苦为军队和地方国防事业尽职尽责。

儿时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经常身背挎包，脚穿胶鞋，带领参谋叔叔到区县武装部检查调研，随身带着一个小本本，上面记满了我看不懂的兵源和装备数字符号。由于父亲和他战友们的共同努力，抚州军分区的民兵和征兵工作曾多次受到省军区表扬。

父亲还十分关心地方建设和安全。20世纪60年代一个深夜，九江市菜市场一场大火蔓延，那时的消防设备比较落后，情势危急，接到紧急求援讯息后，身为军分区副司令员的父亲立即带领警卫连战士赶往现场。作为临时总指挥，他全身浇湿冲进火场临险指挥，勇猛不减当年。大火直到凌晨才扑灭，父亲拖着满身泥水回到家中。事后，九江地委和专员公署领导专程前往军分区表示慰问和感谢。

“闲不住的老红军战士”

父亲是那个年代领导干部形象的缩影。记得孩时，也有一些叔叔阿姨提着点纸包点心或糖果之类的找上家门，反映困难提出诉求，父亲总是耐心倾听并疏导，既坚持原则又不失关心，至于礼物哪怕再轻也是坚决不收的。印象最深的是三年困难时期，一位皖南事变援助过我父亲的安徽老乡，提着三只盐板鸭前来九江家中看望我父亲。父亲热情接待，安顿他在招待所吃住后，即把他带来的土特产挂在客厅衣帽架上，天天看着我们眼馋的神情，就是不让去碰。直到送客返乡时，父亲要把鸭子还回去，在“首长这是看不起我”的几次推搡中，还是坚持让警卫叔叔将礼物退还。细微之处，件件小事，可见那时各级干部们的廉洁自律。

1971年，由于战争年代遗留伤病复发，父亲从部队建设大局及自身身体情况考虑，主动向组织提出提前离职休养的请求，获得批准。退下来的父亲一边调养身体，一边继续以一名老共产党人的襟怀，努力发着光和热。

父亲珍视历史传承，积极撰写回忆录。他克服身体、文化和记忆困难，以亲身经历书写整理了5万余字的各个时期历史回忆，回顾党和军队发展的艰辛历程，党在对敌斗争中的正确领导，战友先烈们的英勇奋斗。这些文章，先后在省市党报、历史刊物以及网络媒体发表，产生了积极影响。他热情应接社会邀请，热心开展传统教育。根据不同情况要求，父亲先后在机关、部队、学校、企业单位进行革命历史传统教育，据采访记者统计，仅离休20多年中就有250余场次。他的报告讲究事实，生动活泼，深受欢迎。一位小学生曾在日记中写道：“颜爷爷用战争年代留下的纪念品实物以讲故事形式叙述历史，真的很精彩，一上来我们就被他深深吸引。”东华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听了他的报告，很受启发，表示要到艰苦地区去奉献奋斗。他讲课从不收报酬，有时遇到生病或接送困难仍要坚持前往。他关注社会，热心公益，关心下一代。四川汶川大地震捐款1500元，长江特大洪灾缴纳特殊党费5000元。作为当选的市关协委员，他曾通过军干所联系市三中，助学帮扶10余名贫困学生考上大学。父亲还用自己节俭出的离退休金资助了三名贫困地区儿童上学。离休以来，父亲先后获评“抚州地区‘十佳老人”“江西省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全军健康长寿老干部”“全省关心下一代突出贡献奖”等众多荣誉。他的事迹先后被多家媒体报道，被誉为“闲不住的老红军战士”。

培育好家风

父亲是我们心目中的大树，他有功不居，总是以自己的行为引导和影响家庭成员。他和母亲相识于抗战时期。年长10余岁的他，看上了年轻俏丽的师部护理员李桂英，最终结为伉俪。风风雨雨几十年，他们虽有争吵，但更多的是理解和依赖。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从来没有为母亲的个人安排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作为“文化大革命”前的部队领导，尽管待遇不低，他的生活却十分简朴。三年困难时期，他同样经常和家人一起南瓜当饭，豆腐渣当菜，后来生活条件好了，依然保持本色，从不讲究吃穿。平时“买个鸭子，烧个排骨”的口头禅，就是他的最好伙食和最高待客礼仪。几件内衣补了又补，几套军装和便衣、两件棉袄以及唯一一套外出撑面子的纤维料灰西装就是他的全部衣着。每当想起这些，看到他对自己几近苛刻的节俭，却对困难群众那么慷慨解囊，我们更加理解了父亲对人生价值最朴实的追求。

父亲对子女的教育和要求很是严格。我们兄弟姐妹七人，四男三女，小时穿衣都是小的接大的，缝缝补补，修修改改，有时男女衣裤接穿都不好意思见同学。父亲在职时从不允许子女有任何特殊。成年工作后，他也从未动用自己的影响或老战友为谁的工作、进步、待遇问题托关系打招呼。每当我们遇到困难时，他总是告诫我们要正确对待、自己克服。每次回家探亲，唯一的叮嘱就是“好好工作，老实做人，别犯错误”。在严格家教的熏陶下，我们七个都很自立，大都年少离家，参军、下放、进工厂独立生活，完全依靠自身努力，或成长为一定层级的干部，或评聘为高级经济师、医学教授，事业有成，各有建树。无论在部队和政府机关各级领导岗位，我们没有一人违背父辈的嘱训，自觉经受住了不同环境的考验，可以坦然地告慰父亲：我们没有辜负您的期待！

責任编辑 / 梁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