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弘：泽连斯基在竞选过程中透露出的外交政策信息是模糊的，或者说是“无争议的”，因为几乎所有乌克兰总统选举的候选人都是亲西方、反俄罗斯的，差别只不过是温和反俄还是激进反俄。为什么泽连斯基能在乌克兰国家东部、西部地区都获得如此之高的支持率呢？就是因为他所奉行的虽然是一种模糊的政策，但大方向仍是确定的，就是要在外交上继续致力于推进乌克兰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继续推行反俄政策，国内政策则集中关注反腐败。大多数乌克兰选民都把选票投给了他，恰恰是因为他所有的政策主张都是“大路货”。这也反映出，倒向西方已经成为了乌克兰社会的确定选择。

在2004年左右的时候，西方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影响力势均力敌，但是以2014年克里米亚“入俄”为节点，反俄情绪已经在乌克兰社会占据了支配地位。完整的乌克兰大约有77%的人口是乌克兰族，17%的人口是俄罗斯族，但是克里米亚“入俄”和以俄罗斯族人口为主的东部地区“独立”之后，乌克兰族就成为了剩余乌克兰绝对的主体民族。而当前乌克兰族中的绝大多数都有反俄情绪，支持反俄政策，将俄罗斯视为乌克兰国家的主要威胁。在乌克兰国内政治的话语中，俄罗斯被认为是“侵略者”。从这个角度讲，事实上在2014年之后，乌克兰的民族认同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

不仅仅是民族认同，在经济上乌克兰也已经与俄罗斯“渐行渐远”。2014年以前，俄罗斯是乌克兰人出国务工的主要目的地，而现在乌克兰在欧盟有接近300万劳工。2014年之前乌克兰有40%的对外贸易额与俄罗斯进行，现在与俄罗斯的贸易额只占其总贸易额的10%，而与欧盟的已经接近40%。在能源方面，过去乌克兰大量进口俄罗斯的天然气，现在乌克兰的天然气自采比率已经超过60%。到2020年左右烏克兰的天然气很可能会达到100%的国产化，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能源脐带”也就彻底被剪断了。

赵会荣：乌克兰是一个地区多样性非常突出的国家。媒体上通行的说法是乌克兰以第聂伯河为界，河的东部、南部亲俄，西部亲欧，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常粗线条的、不是很准确的说法。大致梳理一下，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的发展与19世纪的帝俄和20世纪的苏联高度相关，东部顿巴斯地区成为国家工业基地，南部克里米亚成为黑海舰队基地和旅游胜地，所以这两个地区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较强。西部则长期处于天主教文化的波兰—立陶宛国家和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最西部的加利西亚地区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并入苏联，其乌克兰认同较强。第聂伯河两岸的中部地区的立场经历了摇摆，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中部跟东部的立场更近，乌克兰共产党在东部和中部都有很大的影响。到2000年以后，中部地区的立场偏向了西部。但克里米亚“入俄”之后，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对俄罗斯的看法却相对统一了，即不满俄罗斯的做法并将俄视为“侵略者”。

2018年10月8日～19日，“晴空-2018”多国空军联合演习在乌克兰举行。图为参加军演的美国军人。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今天的情形和乌克兰民族形成的时期很像。长期以来，现在被称为乌克兰的土地上没有有效的国家统治，只有一些哥萨克政权，当地人对“乌克兰”这个概念没有什么认同。1654年，乌克兰的哥萨克政权盖特曼赫梅利尼茨基与俄罗斯帝国签署了《佩列亚斯拉夫条约》，乌克兰和俄罗斯两个民族从此纠缠在了一起。之后的1667年，俄国和波兰—立陶宛签订了《安德鲁索沃条约》，沿第聂伯河瓜分了乌克兰的土地，自此之后俄国不断向西向南推进，逐渐占领了全部乌克兰的土地。也正是《安德鲁索沃条约》使得第聂伯河两岸的乌克兰人开始对“乌克兰”这个名称有了新的认识——这之前是俄罗斯人对这片土地的称呼，即“边缘的地方”。而被瓜分的状况使得乌克兰人产生了最初的要发展自己的文化、拥有统一的民族的愿望。今天在克里米亚“入俄”、东部两州“独立”以后，乌克兰民族的向心力再次被激发了。这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情绪在乌克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妥善引导其对于乌克兰民族国家的塑造无疑是有利的。

今天的乌克兰领导人面临着团结各派力量和广大民众、将乌克兰的多样性进一步统一于乌克兰民族国家认同之中的历史契机。波罗申科在其任期内没有很好地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他仅仅是提出要加入欧盟和北约，推行强硬反俄政策。但实际上很多民众，比如东部地区、南部地区的民众在对俄政策方面仍有着自己的诉求，波罗申科的政策没有照顾到这些民众的利益。如何顺应2014年以来克里米亚事件激起的民族主义浪潮，与此同时照顾到乌克兰多样化的利益需求，将持续考验乌克兰领导人的政治智慧。

姜毅：梳理西方和俄罗斯影响力在乌克兰消长的脉络，可以发现乌克兰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及乌克兰国家方向的选择都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俄总统叶利钦执政初期，西方和俄关系处于蜜月期，当时的俄罗斯完全“一边倒”地倒向西方，这个时期的俄不排斥西方向后苏联空间输出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但进入叶利钦执政后期和普京时期，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走上了不信任与对抗不断升级的轨道。尽管冷战是以俄选择了西方多元化政治制度作为终结，但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文化裂痕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终结而得到弥合。北约和欧盟的东扩最直观地反映出了西方社会对俄罗斯普遍的、强烈的不信任感。2004年后，普京治下俄罗斯和西方在价值观上的冲突，使得俄和西方在争夺乌克兰的斗争中“锱铢必较”，变得异常敏感。这就使得乌克兰国内政局的走向不能不受到西方与俄罗斯影响力竞争的强烈影响。

现在有很多声音批评波罗申科不应该“选边站”，认为乌克兰应该保持一个相对中立的位置，这实际上是对乌克兰的不了解。乌克兰的政治领导人不是没有这么想过，乌克兰第二任总统库奇马执政时就开始致力于在两大势力之间找平衡了，试图让乌扮演桥梁的角色。2014年被“广场革命”推翻了的亚努科维奇也是如此，很多俄罗斯学者常说他不是“亲俄”，而是“亲自己的利益集团”。他当时的设想是乌克兰既加入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又和欧盟签紧密伙伴联系协定。但是当时俄罗斯和西方已经“撕破脸”了，双方都不再允许乌克兰处在中间了。乌克兰想要“左右逢源”，最后变成了“左右为难”，只能“二选一”——很多乌克兰人都是不愿意做这样的抉择的。俄罗斯与西方激烈竞争的现实，尤其是2014年以后的一系列事件剥夺了乌克兰的选择权。在这种情势下，乌克兰政治家们认为，为了保证国家基本安全、领土与主权完整只能选择倒向西方。这种选择可以说是一种被动的选择，但乌克兰已经做完选择了，那就是倒向西方。我认为这种选择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