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运喆

武汉长江大桥是苏联援华156项工程之一。1956年6月毛泽东主席在《水调歌头·游泳》中题写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正是对武汉长江大桥沟通中国南北交通这一重要作用的真实写照。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成就，大桥图案人选1962年4月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成为新中国国家建设的重要标志。

武汉长江大桥桥头堡的纪念碑上，用铜字铸有28名援华苏联专家的名字，第一个是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西林，武汉长江大桥总丁程师、苏联专家组组长。1996年2月5日，刚刚被中国授予“人民友好使者”的西林，还没有来得及接过证书，就离开了人世。西林永远地沉睡在莫斯科古老的卡涅特尼科夫墓园里，黑色花岗岩墓碑正面是安详微笑着的西林的肖像，墓碑背面镌刻着雄伟的武汉长江大桥。

1948年，东北解放军在进军过程中遇到了桥梁损毁、物资运输受阻等困难。西林跟随苏联抢修队前来支援，协助修复了东北地区铁路和松花江大桥等，使部队得以顺利通过，奔赴解放全中国的战场。

1949年，西林作为铁道部顾问再次来到中国，先后参加了成渝、天兰、兰新铁路的桥梁建设，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

1950年，刚成立的新中国决定修建武汉长江大桥。1954年7月，苏联政府派遣28人专家组来武汉援助建桥，西林担任组长。大桥设计阶段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武汉长江大桥的初步设计是采用桥梁建设界惯用的气压沉箱法。这种技术需要工人进行深水作业，承受气压和水压对人体带来的巨大不适。在长江接近40米深的江底，每个工人一天只能工作2个小时，工作时呼吸困难，极易出现氮麻醉现象，得“沉箱病”。

年仅41岁的专家组长西林是一个敢想敢于的人，大胆提出“管柱钻孔法”的试验方案。这个想法在他脑中存在已久，他认为：气压沉箱法已是百岁老人，管柱钻孔法是初生的婴儿，还没有一本书对此有过详尽说明。苏联国内也没有像长江这样的河流，难以试验。这次，在长江面前有必要试验一下。在中苏专家慎而又慎的研究后，中国政府决定采用西林的方案。这份信任让西林十分感动，也使他倍感责任重大。他说，“从此，我要把自己的根，扎在中国的土地里”。

时间到了1955年底，用新方法筑成的一、二号桥墩已耸立在江心水面上，新技术的成功极大鼓舞了全体建桥工作者的信心。苏联政府得知消息后，对新方法施工抱有疑问。1955年底，苏联政府派出以运输工程部部长科热夫尼科夫为首的代表團来华，主要是参观长江大桥的工，随团还来了桥梁专家科洛科洛夫等一大批工程界权威。西林知道后，内心也很紧张，强作笑脸对老朋友、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局长彭敏说：“我就准备接受审判吧。”时任铁道部长滕代远了解此事后立即给西林带话说：“方案是中国政府批准采用的，你不要紧张。”同时指示工程队伍继续按照西林的方案施工。

长达十多天的“参观”，实际上是审查西林提出的方案。他们研究文件、图纸资料，到现场勘测地形，察看施工，听取西林的“答辩”。西林的方案经过近乎苛刻的审查，终于获得认可。

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武汉长江大桥原计划

4年零1个月完工，由于使用了西林的大型管柱钻孔法，实际仅用2年零1个月;总投资预算1.72亿元人民币，实际只用了1.384亿元。这座象征中俄两国人民友谊的宏伟桥梁永远地载入史册。滕代远部长代表中国铁道部向以西林为首的专家组授予感谢状的时候说：“苏联政府派来我国的专家们，在工作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们的参加和帮助下，我们成功地采用了‘大型管柱钻孔法，使我们在深水桥梁基础T程中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并帮助我们培养了一批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从而使我们在修建大桥工程技术上有了相应的提高。”的确，我们今天的成功，不能忘记当年一批批苏联援华专家的帮助和支援。

数十年之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多次邀请西林来华。每当问起访华的愿望是什么时，西林总是毫不迟疑地回答：“我要去武汉看我的‘铁儿子。”1983年，西林到武汉访问，大桥局的专家和老桥工们与他泪流满面地拥抱在一起，倾诉着心中的思念……

1996年，西林与世长辞，他一生最引以为傲的作品——武汉长江大桥作为中俄两国人民伟大友谊的纪念碑，早已经深入两国人民的心中。正如俄中友协副主席库里科娃所言，“这位微笑着、善良的、谦虚的两国人民友谊的伟大见证者——康斯坦丁·西林，将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