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慧

编者按

今年是中俄建立外交关系70周年。1949年10月2日，中苏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是第一个承认并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1949年10月5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在北京成立，刘少奇当选会长。1991年12月27日，中俄两国在莫斯科签署《会谈纪要》，确认俄继承苏联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70年来，在中俄这两个伟大的国家和人民之中发生过许多镌刻时光的故事，让我们无法忘怀那些鲜活的故事主人公。《友声》将在2019年的每一期里开启特别回想和纪念，与广大读者一起纪念中俄建交70周年。

齐赫文斯基生于1918年9月，去世于2018年2月，享年百岁。

齐赫文斯基作为俄罗斯杰出的外交家，阅历极为丰富、功勋卓著;作为历史学家，俄罗斯汉学界的泰斗，他在研究东亚、首先是研究中国方面的贡献难以估量，著作等身，博大精深。说实话，至今我都未能全部阅读完他的作品，齐赫文斯基留下的学术著作需要用漫长的时间来阅读与理解。因此，发文纪念齐赫文斯基除了满怀敬仰之情外，还有诚惶诚恐。

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谈谈：一是我眼中的齐赫文斯基，二是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推广和传播所作出的贡献，三是他对中俄友好关系的坚守。

我眼中的齐赫文斯基院士

我第一次见到齐赫文斯基是1994年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四层走廊里。那日我一出电梯，迎面缓缓走来一位老人，头发银白，微驼着背，手里拄着一根拐杖。我步履匆匆，走路带风。他见状，停下来等我走过去。我经过他身边时，他轻轻说了一句：T HⅢe eⅡeⅢb，ⅡaⅡbⅢe 6 yⅡeⅢb（宁静致远）。我赶忙放慢脚步，道了早安，说声谢谢。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的目光很淡定，仿佛洞悉一切。我并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齐赫文斯基院士。

第二次见面已是1999年，当时我在远东所研修三个月，为我的博士论文收集资料。那次是在远东所每年举办的品牌大会“中国、中国文明与世界”上见到齐赫文斯基院士，当时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主席台上，不慌不忙地谈着他对中国改革的看法。那时远东所大部分年轻人都离开研究所，出去挣钱了。就是那次会后，我采访了院士。

众所周知，齐赫文斯基兼具学者与外交官的禀赋。以其对东方国家所掌握的深邃的知识，齐赫文斯

基曾经是一名出色的高级外交官。1949年10月2日，他在北京就任总领事时，曾亲自代表苏联政府完成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苏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庄严过程。他在上世纪50年代和另一个远东邻国日本建立外交关系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56年-1957年他曾是苏联驻日本代办处的负责人和大使馆公使衔参赞。

我论文的题目是俄日关系，采访就是从他的一本专著谈起，书名翻译成中文就是《俄日关系一注定要睦邻友好》。他在这本书中全面讲述了1956年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联合宣言谈判的整个过程。齐赫文斯基坚定认为，美国企图故意在旧金山和约中将台湾、澎湖列岛、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归属问题上，抹杀《开罗宣言》和《雅尔塔协定》已作出的结论，故意将上述领土搞成地位未定，要求日本放弃主权但不提归属，从而挑起事端。我对他提出的问题是，苏联为什么没有在旧金山和约上签字？现在想来是否是正确的决定？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是因为，苏联拒绝在《旧金山对日和约》上签字的外交决定，由于日后涉及两国领土问题的解决，几十年来有关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得失一直是学术界探讨和争论的对象。1991年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赫鲁晓夫对苏联拒签《旧金山和约》评价说，当时不应该围着美国转，不在和约上签字，正顺了美国的意图;苏联应该在日本开设代表处，甚至建使馆。齐赫文斯基就此回答我说，赫鲁晓夫的评价不符合40年代末50年代初准备签署《旧金山和约》时的实际情况。当时冷战的体制已经形成，苏美严重对立，旧金山和约是英美提出的，并未采纳苏联的建议，导致苏联拒签和约。接下来，他给我讲述了苏日复交当时的国际背景以及苏联对外战略的转折性变化。

采访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他精神矍铄，思维清晰敏捷。他就是历史的一面镜子，一切都清晰可见，历历在目，随着他的讲述我们仿佛返回了历史的现场。就是在这次见面过程中，他的幽默和谦虚也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我对他说，您的著作之多如汗牛充栋，他不苟言笑地回答说，“确实，在自己漫长的生命中，浪费了不少纸张。”他的目光依然是那么淡定，清亮，仿佛洞察一切，虽然当时已是81岁高龄。 传播中国历史与文化 齐赫文斯基不平凡的一生与中国紧密相连。他作为外交官，上世纪50-60年代，曾在中国、英国和日本工作，参加过联合国大会，后来又在联合国教科文組织担任苏联代表。1980-1986年间，他就任外交学院院长一职，同时负责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不管齐赫文斯基在哪里工作，也不管就任何种职位，其学术兴趣一直与中国有关。他的硕士论文有关孙中山，而博士论文写的是中国19世纪末的改革运动。在中国，他是一系列改变国家命运和对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影响的重大事件的见证人和参与者。

齐赫文斯基一生专注于中国历史和文化方面的研究，是俄罗斯国内研究中国现代史最为著名的专家之一。尤其最后30年时间里，齐赫文斯基几乎完全献身于学术工作。他撰写了10余部专著、500余篇论文，其中《19世纪末中国维新运动与康有为》（1959年）和《孙中山的外交政策观点与实践》（1964年）被认为是研究辛亥革命史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成果，在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的史学界和汉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和好评。这两本著作与后来出版的《1898 - 1949年中国独立和统一的道路：根据周恩来的传记资料》（1996年），构成其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三个不同阶段的奠基之作。其研究方法、翔实史料和阐释的观点，对俄罗斯汉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主编的《中国近代史》（1972年）出版后被译成中、英、法、波兰等多种文字，影响延续至今。由他主编的《中国的改革与革命》系列丛书在2000年获俄罗斯联邦国家奖，时任总统普京曾亲自给他颁奖。齐赫文斯基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世界历史所都有紧密的合作，也是我国各种历史学会议的座上宾。此外，由齐赫文斯基担任主编的俄文《中国通史——从远古时期到21世纪初》是他学术生命中的“宠儿”

和主要的事业成就。这本书囊括中国庞大的历史阶段：从旧石器时代到21世纪初。齐赫文斯基院士是项目的倡议者和负责人。

《中国通史》最后一卷（第十卷）首发始于2017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这也标志着俄罗斯汉学界耗时5年的《中国通史》全部编纂完成。当齐赫文斯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完成后，他放心、安静地离开了我们。天堂里又多了一位俄罗斯汉学家。

坚守中俄友好关系

在阅读齐赫文斯基院士历史文献时我注意到一点，1949年10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齐赫文斯基以苏联驻北平总领事和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的身份，参与了苏联承认新中国政权的全部过程，并受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的邀请，参加了十月一日的开国大典。齐赫文斯基在1949年10月5日又以苏联驻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的身份H{席了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新的群众性组织——中苏友好协会的成立会议，刘少奇当选为首任会长，副会长有宋庆龄、吴玉章、沈钩儒、李济深、郭沫若、张澜和黄炎培。中苏友好协会章程中说，协会的主要宗旨是发展和巩固中苏友好关系，协助加强中苏之间的文化、科学、经济等领域的联系与合作，加强中苏之间在为全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共同斗争中的团结一致。中苏友好协会是中国民间外交体系中最早成立的国别友协。

齐赫文斯基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更与苏中友好协会结下不解之缘。苏联解体后，他是中俄友好关系发展的维护者和践行者。文化、精神上的共鸣，成为他一生寄情中国的精神纽带。齐赫文斯基说：“我这一生，多半与中国有关。是历史命运的共同性将俄罗斯与中国联系在了一起。”这也是他在苏联解体后能够坚守中俄友好的强大动力和担当来源。1981年后他任苏中友好协会主席，从2003年起他是俄中友好协会名誉主席。

众所周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内政治斗争升温，围绕修改宪法、经济改革以及内阁改组等问题各政治派别激烈交锋，外交上奉行一边倒的亲西方政策。苏联时期的一些对外友好协会在苏联解体后由于缺乏政府的资助，纷纷关门。只有俄中友好协会以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为依托排除意识形态的是非干扰，默默坚守着这块中俄友好的阵地。上世纪90年代的远东所由于国家遭受经济危机也面临财政拨款骤减、人才流失非常严重的困境。正是他们后来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解和支持，赞成中俄友好关系，才将俄中友好协会维持下来。直到今天俄中友好协会都是中俄民间外交最稳固的前沿阵地，为中俄关系一步步的提升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俄罗斯作家、哲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然而，在时代的洪流中，又有几人能独具穿越历史的慧眼？

齐赫文斯基去世后，普京总统评价齐赫文斯基为建立和巩固俄罗斯和中国的友好关系作出巨大贡献。

齐赫文斯基院士，一个世纪的人生旅程都奉献给中俄关系和两国民间交流，他通过自己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所了解的深度与广度在中俄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让俄罗斯人更好地了解中国。他为新时期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名字将永载中俄睦邻友好合作的史册。

我们要珍惜像齐赫文斯基院士一样的汉学家，珍视知华派。我们应充分发挥对外友协的作用，广交懂中国的友好学者。通过他们的思考和他们的笔端让历史文化宗教不同的两国人民产生共同话语，增加彼此的信任和了解，从而加深人民之間的感情，也增进国家间的友好情谊，并且推动中俄务实合作向更深层次迈进。我们要给予这些汉学家以及其它领域的友好人士以更多的实实在在的帮助，让他们能够在巩固两国世代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的人文合作中、在促进中俄关系持续健康发展的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对齐赫文斯基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