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雁

2018年金秋，美国堪萨斯城迎来一次盛会。

这座宁静小城，是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故乡。在斯诺名著《红星照耀中国》发行80周年之际，10月4日至6日，美中两国50多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缅怀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并就美中关系等话题进行研讨。

中美建交的亲历者、美国外交家卜励德大使专程从纽约赶来参会。4日上午，第18届斯诺研讨会开幕式后，与会者来到一家烧烤店用餐。卜励德、全国对外友协谢元副会长、友研会高振东副会长与我，四人在一张方桌旁，边吃边聊。

堪城烧烤店谈话

卜励德年过八旬，从事亚洲外交工作长达34年，先后出任美国驻赞比亚、菲律宾与巴基斯坦大使。在政府工作期间，他担任多项要职，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官员、副助理国防部长、联合国事务助理国务卿、国务院行政秘书长。1992年至2004年，又担任美国亚洲协会会长，现为该协会名誉会长。

1972年，卜励德陪同尼克松总统访华，亲历美中关系正常化。1973年，作为美国驻北京联络处首批官员之一，出任政治部主任。他说：“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餐桌上，卜励德谈起：“尼克松访华与美中双方在各自首都建立联络处，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尼克松访华，更多的是寻求大国之间政治平衡;联络处则促进了美中双方民间交流，以及民间代表团相互往来。”

1973年，先是首个美国游泳队、跳水队访华;到6月底，美国大学生男子篮球队与美国肯尼迪学院爱国女子篮球队，来华进行友谊比赛。随后，费城交响乐团于秋季赴中国巡演。这些民间交往，成为中美友好关系发展里程碑。

其间，卜励德积极游说联络处主任戴维·布鲁斯与中国官员，让联络处T作人员参与这些活动。布鲁斯起初有所担忧，但最终还是同意了。布鲁斯在日记中，称卜励德为“体育代表团的牧羊人”。

1973年8月，布鲁斯请卜励德负责费城交响乐团访华演出的事务。这是一次由政府资助的大型交流活动，也是两国间首次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文化活动。卜励德对这份意义重大的T作深感压力。

卜励德回忆，双方在访问细节问题上争论不休，商讨演出节目像是制定条约。尽管中方一再要求演奏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田园）》，但指挥大师尤金·奥曼迪却不喜欢这首曲子。

9月上旬，从上海飞往北京途中，卜励德坐在奥曼迪身旁，小心谨慎地转述中方要求，还特意找出一些理由来说服奥曼迪。他告诉奥曼迪：中国当局对此曲有特殊政治偏好;中国人喜爱主题音乐，田园主题能够表现农民的农村生活;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第四乐章能够体现在风暴中所经历的挣扎;最后一个乐章，平和且透出胜利意境，展现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新面貌。

奧曼迪叹了一口气说： “如果这就是他们想要的，那就这样吧。人乡随俗，我把自己的原则先放一边吧。”他唯一的条件是，必须在第二天下午就要拿到乐谱。卜励德终于松了口气。

费城交响乐团带来130多人的庞大阵容，首次访华巡演影响巨大。正如《纽约时报》评论：如果说“乒乓外交”为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铺路，开启美中外交新局面;那么，正是费城交响乐团的访华之旅，真

正将两国粘合在一起。

我接过卜励德递给的名片，看到头衔是费城交响乐团资深参事。卜励德说：“我主张乐团不仅到中国一座城市演出，要多跑一些地方。除演出外，还要举办培训班，走访图书馆、医院等单位，进行面向普通人的小型演出。中国人认为，软实力是双向的。一方面邀请美国人来华演出，另一方面，也希望美国人能提供帮助，比如培训乐手、帮助中国乐队达到国际水平、赴国外演出等。”

自1973年后，费城交响乐团多次到中国演出。尤其在2015年，卜励德促成费城交响乐团与深圳交响乐团首次联袂演奏大型儒家文化合唱交响乐《人文颂》。他说：音乐不需要语言，对两国人民交流非常有益。

用餐结束时，我问：“现在中美贸易战打得很凶，您如何看待近期中美关系？”卜励德回答：“在美国政府中，的确有一些人希望改变当前美中关系，但民间交流不受政府影响，是由个人自己决定。比如，今天中午请你们吃烧烤的那位老板，他希望把烧烤卖到中国去。所以，他不会在乎政府做了什么对华决策。我认为，民间交流与地方交流，是比政府关系更广泛、更重要的关系。”

卜励德称赞说：“这家是堪城最好的烧烤店，东西好吃到吮手指。”我好奇地问起，陪同尼克松总统“破冰之旅”访中国时有没有什么趣闻。卜励德卖了一个关子：“等明天吧。周五晚宴时，我演讲时会谈的。”

洲际大酒店演讲

10月5日晚，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在洲际酒店举行盛大宴会。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公使徐学渊、中国驻芝加哥代总领事刘军、堪萨斯州州长杰夫·科利尔分别致辞，美中嘉宾200多人出席。

卜励德做主题演讲《美中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他以自己在中国拍摄的影片为蓝本，进行现场解说。最先出现的画面是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走下飞机，握住周总理的手。他们握了足够长时间，好让外界确认。”在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左翼引擎下，卜励德找到一个仰视角度，拍摄下这一历史时刻。

卜励德作为尼克松总统随行外交官，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心情激动又有些许忐忑。他在演讲中说：“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理查德·尼克松交谈是在1972年2月28日，也就是《上海公报》签署当晚。”

“我为了这次会议早早抵达宾馆，只见总统坐在那儿，身穿敞领衬衫与长裤，外披真丝印花睡衣，两手分别拿着一根粗而长的雪茄和一大杯威士忌苏打。他看上去有些疲惫，但似乎对自己取得的成绩十分满意。近距离看，他样子多么特别！头大身体小，走路磕磕绊绊，面颊有些浮肿，正如我笔记所记录的，‘腮帮子鼓起足足有三个核桃那么大。他的双下巴也微微有些下垂，整个人散发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

“我的上司美国国务卿威廉·

罗杰斯走了进来。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这时已经到了，他理着平头，手边放着一叠黄色标准记事簿与几支削尖的铅笔。亨利·基辛格则不见踪影，助理国务卿格林与基辛格助理何志立稍稍晚到了一会儿，紧接着讨论就开始了。这些美国政府里顶尖的亚洲问题专家，次日将奔赴亚洲一些国家与地区，去通报说明尼克松总统上周在中国所取得的成果。

“整个会议几乎都是总统一个人在讲话。他根据自己的认知，以及与亚洲各国各地区领导人的私人关系，分别给予专家们一些建议，告诉他们应该怎么与这些领导人打交道。他讓专家们给每一位领导人都带口信：‘告诉马科斯（Marcos，时任菲律宾总统）我说的，……”，“确认朴（Park，朴正熙，时任韩国总统）理解……”，“佐藤（Sato，时任日本首相）必须牢记……”。

“尼克松预计，总的来说，亚洲各国及地区领导人会积极响应，只有中国台湾有理由感到失望。不过，蒋介石应该对美国的安全承诺有信心，虽然比起越南45万美军士兵，9000名驻台美军微不足道，但正如尼克松所言，蒋别无选择。总统的话还暗示，他也非常清楚中国之行会令苏联感到不满。

“尼克松的表现精彩绝伦。他作为那个时代最成功的擅长外交的总统，可谓名副其实。会议接近尾声时，尼克松对我们每个人的工作表示感谢。国务卿罗杰斯将我作为国务院里新的中国问题专家介绍给尼克松。我告诉尼克松，我为此次中国之行准备了十年，很感谢他能让这一切成真。

“他送我到套房门口，慈祥地将手搭在我肩上。当我们走到门口时，他说：那么，从现在开始，你们这些‘中国男孩要做的事情就更多了。”

卜励德对周恩来总理印象深刻。他注意到为保证尼克松访华成功，周总理付出了卓越的努力：他亲自审批《人民日报》关键版面;在上海非正式会见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以确信美国代表团内部没有因为《上海公报》在文字上的分歧而产生矛盾。

卜励德在回忆录中记述：有人向周恩来总理介绍我，说我会说中文。我们面对面站着，总理开始说话，用浓重江苏口音引用毛泽东诗词“不到长城非好汉”。他问我，尼克松总统到长城这天，把这句话用作祝酒词是否合适。我不太理解他的意思，但还是明智地点点头。“这当然很合适，周总理。”我脱口而出，同时感到十分惊讶，没想到他会来咨询我，与宴会上最年轻的人谈这件事。

次年，周恩来会见美国首任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时，对陪同会见的卜励德说，记得尼克松访华时，还曾与他谈论过诗词。 斯诺研讨会上回答提问 第18届斯诺研讨会在洲际酒店召开3天，共举办9场分组讲座。

10月5日下午，国际关系专题论坛上，卜励德担任主讲嘉宾，另外两位主讲是密苏里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希娜·格雷滕斯、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管理研究所主任格兰特·凯特林，堪萨斯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约翰·肯尼迪主持，会后进行了热烈讨论，卜励德回答听众提问。

问：现在世界范围内，美中俄这些大国正在就控制信息、分享信息，以及经济上使用信息，开展竞争。大部分国家是基于美国互联网架构来建设，但中俄正在建设自己的互联网架构。那么，请您谈一下，未来互联网管理方面，会是什么样子？对美中俄关系有什么重要意义？

答：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没有人知道答案。事实是，美中已经找到一种方法来互相了解。在这方面，过去是这样，将来也会持续这样做。我们有一股很大的力量影响美中关系，那就是好奇心。我们可能有一点友谊，但好奇心与自身利益是主要的。每个国家都想控制信息流通，但问题是，如果想要发展、想要创新、想要发展科技的话，就必须要有尽量自由的信息流动。很多国家都想得到对互联网绝对控制权。我觉得，这些国家是失败的。

问：您认为，现在关中关系是什么情形？已经非常不正常了吗？

答：竞争是正常关系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强调竞争，政府决定把中国作为对手，这不是一个新概念。美中既竞争又合作，两者相随而生。每天，有成百上千架飞机在两国之间飞行。即使两国关系不好，也不能阻止两国人民相互交流。现实存在竞争，我们都比较担心。我们必须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在两国关系中，在各个层面开展合作。

问：市场体制中，竞争很重要。这种竞争在很多地方有效，但在其它一些地方不那么有效。中国模式不太一样，过去几年间，促成中国的飞速发展。请评论一下这两种不同模式。

答：我认为，我们可以互相学到一些。我总是对大跃进失败印象深刻，还有韩国的经济起飞。中国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尤其在私营领域取得快速增长。中国的巨大成功在于同一个经济中，私有制与公有制企业并存，这是至关重要的。

问：2008年以后，美洲与欧洲经济陷入低迷。中国是怎样通过重建基础设施走出经济低迷的？

答：中国走出低迷，就是向经济投入大量的钱，成功避免了危机，后果是负债大量增加。中国经济多元要找到对策，而现在美国政府税改也是大规模的，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经济，至少现在情况是这样。所以，这也让我们大肆举债，需要在过去及将来许多年，来解决这些问题。

卜励德在论坛上强调：“民众之间的关系，是美中两国的核心。早期我们的关系好比单线野战手摇电话机，基辛格博士在一边拨打电话，周恩来在另一边接电话说‘喂。现在我们的关系更像光纤宽带，有成千上万信息在双向流动，其中大部分信息游离于政府之外。在这个紧张与分歧加剧的时代，能在一些有争议领域开展合作，是一项非常有吸引力的策略，必将持续增强其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