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之倩， 赖漫桐， 朱 宁

(1. 广州大学 经济与统计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2. 华南理工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广东省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过去近四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辉煌成果.广东省的地区生产总值已连续29年位居全国榜首，其中，2017年广东省的地区生产总值接近9万亿元，占全国比重达10.87%.广东省的经济增长水平虽然在国内名列前茅，但其金融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与其经济增长并不同步[1].如图1所示，2007-2016年广东省金融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保持在6%左右，而北京和上海在2007年就已分别达到12%和10%，在随后的年份中该比重持续上升.由此可见，与北京、上海相比，广东省的金融业对地区经济的贡献率偏低.

此外，广东省内的金融发展也存在明显的地区落差.以2016年为例，珠三角金融业生产总值占该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9.04%，粤东、粤西和粤北该比重依次为2.63%、2.79%和4.69%.珠三角中又以深圳市的金融发展最为突出，2016年深圳市金融业生产总值占该市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4.42%.更值得注意的是，该市金融业生产总值占珠三角金融业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45.82%.

图1 金融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当年价格)

Fig.1 Proportion of added value of financial industry in GRP (Current Price)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已经非常丰富且基本达成共识，认为金融发展能显著推动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不应该滞后于经济增长[2-4].但结合广东省金融业发展实情来看，目前存在两个问题亟待解决，从整体来看，广东省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并不同步；从区域来看，省内金融业发展存在较大的地区落差.事实上，上述问题都可能制约广东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对广东省金融发展水平进行科学评价，并且采取针对性改善措施，才能有效提高各地区金融水平，充分发挥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实现省内各地区的协调发展和全省经济的整体提升.

在对金融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的文献中，前人通常选择金融业增加值占比作为评价指标[5]，但是，金融业增加值占比高企往往伴随“过度金融化”的担忧，反映出资金“脱实向虚”、金融效率较低等问题.因此，根据金融业增加值占比的高低来断定该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可能存在偏差，而使用金融效率指标评价金融发展水平更具有代表性[6].要充分发挥金融业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就必须重视金融业的提质增效，即在扩大金融规模的同时，更要重视发展质量，提高金融效率，让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7-8].对于金融资源较为有限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和地区，提高金融效率能够最大化金融资源的作用，这对促进经济发展以及缩小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差距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金融资源较为丰富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和地区，提高金融效率能够保证经济的效率增长[9].

选择合适的方法是测算金融效率的关键.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是一种被广泛应用于金融行业效率评价的方法[8-10].但是，传统的DEA模型是基于过去的生产能力来评价决策单位的现有效率水平，并且只能提供决策单位的整体效率，却不能获取影响整体效率水平的个体效率的信息，这可能会误导相关部门的政策制定.虽然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些整体效率分解的DEA模型来测算个体效率[11-16]，但仍需要设定一个特定的目标函数，而特定的目标函数会导致各指标的个体效率加总具有随意性[17].

广东省是中国经济大省，其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备受关注，因此，测算广东省的金融效率以及探究改善路径对其自身以及全国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使用多方向效率分析方法(Multi-directional Efficiency Analysis，MEA)对广东省金融业的整体效率以及各投入产出的个体效率进行内生性评价，并比较各地区的效率差异，以此探究广东省区域金融效率的提升路径，为金融业提质增效提供科学依据.

1 文献综述

1.1 金融效率的内涵及理论发展

金融发展理论是金融效率理论的发展来源.国外学者在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上较早取得突破.Goldsmith[18]最早关注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提出“金融结构理论”，该理论中的“金融相关比率”这一指标目前仍广泛应用于衡量一国的金融发展程度.而后Shaw[19]提出了“金融抑制论”，论证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而发展中国家政府对金融活动的强制干预导致金融效率低下，进而抑制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基于此，Mckinnon[20]进一步提出了“金融深化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放弃“金融压制”政策，推行“金融自由化”或金融深化，以提高金融效率，使金融和经济相互促进.但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结果并不理想，“金融约束论”应运而生[21].该理论认为政府应该通过金融政策来提供适当的激励机制，为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从而提高金融效率并促进金融深化.金融约束论是金融深化论的补充，为发展中国家实现金融自由化提供过渡阶段的理论指导.

金融效率是金融发展的题中之义.国外学者对金融效率的研究侧重点在于金融市场信息效率[22]，即“有效市场理论”，但对金融市场的分配效率和运行效率重视不够.国内学者对金融效率的研究较为系统且取得了较多的成果.目前“金融效率”这一概念尚未有统一明确的定义，但不同学者对“金融效率”的定义恰好能看出金融效率理论的推进和深化.王广谦[9]将金融效率定义为金融运作能力的大小，并主张从微观到宏观依次将金融效率分为机构效率、市场效率、宏观效率及货币调控效率等四个层次进行考察.白钦先[23]率先提出金融资源说，将金融视为战略性的社会资源，认为金融效率是金融资源在不同系统之间配置的协调度.当金融资源的配置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时，则认为金融效率最高.为提高金融效率，孔祥毅[24]提出要协调金融运行，这一“金融协调论”为金融可持续理论提供了有益的补充.沈军[25]提出要重视宏观金融效率的研究，并结合金融生态概念[26]，将宏观金融效率定义为微观金融效率、宏观金融配置效率以及金融适应效率三者的统一[27].

1.2 金融效率研究方法

通过对有关金融效率测算的经验研究进行梳理，发现已有文献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微观角度出发，研究金融机构的资源配置效率；二是从宏观角度出发，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微观金融效率研究中，有关银行效率的文献较多，且主要是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和随机前沿分析(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SFA)来开展研究.比较上述两种方法，DEA是一种数据主导的非参数方法，无需事先设定生产函数形式，因而可以避免函数误设带来的偏误；同时DEA可以用于多投入、多产出的决策效率的测算，并且不受计量单位的影响.由于该方法不需要提供价格信息，最初广泛应用于评估公共和非盈利部门的效率.Sherman等[28]最早将DEA方法引进银行效率测算，而后DEA方法的快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银行效率的研究.

宏观金融效率的研究也逐渐得到学者们的关注.现有文献较多地通过实证检验了金融效率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且结论相对一致，发现金融效率提高能促进金融发展，进而推动经济增长[2-4].但区域发展不平衡在中国普遍存在，因此，研究区域金融效率并探究提升路径会更具有针对性.冉光和等[29]利用中国东部和西部的省级面板数据，用计量模型对两个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王晓莉等[30]选取了存贷比作为产出指标，GDP、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以及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GDP这四个指标为投入指标，利用DEA方法对中国各地区金融资源分布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价.陆远权等[31]利用DEA方法的CCR模型、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测度我国区域金融效率及效率差异.崔建军[32]使用金融相关比率/GDP、贷款产出比率、存贷差和存贷比率这四个指标，从金融视角分析了“一个中国，四个世界”.上述研究主要是从省级层面来考察区域金融效率及差异，无一例外地得出我国金融效率整体水平低下的结论且效率存在区域差异.同理，一省内部的金融效率差异也是导致省际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细化研究成为必然.郑淑霞[33]采用金融相关比率、贷款产出率和贷款差三个指标分析了福建省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得出该省内部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高低不一的原因.叶文辉等[8]基于DEA方法测算了安徽省的金融效率，选取金融业增加值作为产出指标，金融业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和资本存量作为投入指标，使用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分解模型进行测算，发现考察期内安徽省整体金融效率不高且有较明显的空间差异，并“因城而异”提出改进建议.

1.3 文献评述

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尽管与金融效率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富，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现有文献大都是基于微观层面，研究银行等金融中介的金融资源运用是否达到帕累托有效配置，而从宏观层面出发，对一定金融制度条件下，金融系统内部资源的配置效率的相关研究有待深入.其次，目前使用DEA方法的研究主要是基于过去的生产能力来评价现有的生产能力，这可能会高估现有的生产能力[34].再次，大多数早期对金融业效率测算的研究只能评价其整体效率，却无法获得各投入、产出的个体效率信息，导致不能有针对性的提出改善措施，即使后续提出了若干整体效率分解方法，但这些方法都受到目标函数的限制[29].

为此，本文将使用一种新的模型，即多方向效率分析方法(Multi-directional Efficiency Analysis, MEA)，对广东省各地区的金融效率进行测算，以丰富现有研究.Bogetoft等[35]从潜在生产能力的视角，首次提出改善潜力(Potential Improvement)的概念.Asmild等[36]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地提出具有内生性投射方向的MEA方法.后续研究中，MEA方法被广泛应用到农业、运输、能源、环境和银行等诸多行业的效率评价中.与传统的DEA模型相比，MEA方法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一是可以通过潜在的生产能力来评价现有的生产能力，其结果更具有参考价值；二是不仅可以测算整体效率，还可以考虑各投入、产出指标的改善潜力，并进一步测算出各指标的个体效率，提供决策单位的选择路径.

2 研究方法

(1)

(2)

(3)

在实现投入缩减和产出扩张最大化的目标下，式(4)可以得到各投入、产出指标的MEA方向向量.

(4)

(5)

在获得β值后，式(6)～式(7)可以计算各投入和产出指标的改善潜力，其中，改善潜力解释的是现实的效率水平和潜在效率水平之间的落差，改善潜力值越大，反映决策单位有待改善的效率空间越大.

(6)

(7)

基于上述潜在改善能力结果，式(8)～式(9)针对各投入、产出指标的个体效率分别进行计算.

投入效率值：

(8)

产出效率值：

(9)

考虑对整体效率的测算，由于Tone[14]提出的SBM模型有效克服了传统DEA模型存在角度性和导向性的缺陷，为此，本文根据Tone[14]的SBM模型构建式(10)定义各地区的整体效率.

(10)

3 数据分析

本文使用2007-2016年广东省21个城市金融业的相关数据进行效率测算.广东省下辖21个地级市，根据地理区位划分为珠三角、粤东、粤西和粤北四个区域，具体划分见表1.各个城市的金融业受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模式、经济结构和金融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发展各异.本文数据主要来自于《广东省统计年鉴》，所有数据以2007年为基期消除价格因素影响.

表1 广东省区域划分情况

3.1 产出指标：金融业生产总值

金融业增加值是金融业从事金融中介服务及相关附属活动而新创造的价值，是一定时期内金融业生产经营活动最终成果的反映，反映了金融部门的价值创造规模以及对国民经济的直接贡献[37].因此，现有研究中通常用金融业增加值来衡量金融业产出.但统计年鉴中只有省级数据才有金融业增加值指标，而市级的只有金融业实际生产总值这一指标.金融业实际生产总值衡量的是金融业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总和.考虑到金融业的特殊性，即金融业的价值创造相对独立，一般不存在转移价值的多次重复计算，因此，用金融业实际生产总值来衡量金融业的产出也具有合理性.本文以广东省各市的金融业实际生产总值为产出指标.

3.2 投入指标

3.2.1 劳动力投入：金融业从业人数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各类节日的时间以及庆祝方式的不同。在中国最重要的节日是春节，其英文翻译是“spring festival”。春节是一年新的开始，每家每户都要贴春联、挂灯笼以示庆祝，新年新气象通常是用来形容春节的，在除旧迎新的同时寄予着人们对未来一年生活的美好期盼。与中国春节等同的外国节日可以说是圣诞节了，在对他人进行祝福时，英国人会说“merry Christmas”，而中国人会说“happy new year”由此可见不同的文化对语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金融业存在准入门槛，对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有较高的要求[37].一般情况下，从业人数与金融产出和规模呈正相关关系，所以现有研究通常用金融业从业人员占比来反映金融业人力资本情况以及金融规模[38].因为本文的研究仅限于金融业，所以采用金融业从业人数这一绝对指标更为合适.该指标一方面反映了金融业的绝对规模，另一方面衡量金融发展的成本及发展水平，与金融效率直接相关.因此，本文参考叶文辉等[8]的做法，以广东省各市金融业从业人数作为劳动力投入指标.

3.2.2 资本投入：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衡量了金融机构在某个时点已贷出资金的数量.从金融机构的职能来看，金融机构的职能之一是将货币收入和储蓄转化为资本.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形成的以存贷利差为主的经营和盈利制度也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39]，因此，发放贷款、赚取高额的利息差是金融业价值创造的重要途径，故本文选用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作为资本投入指标.从贷款质量角度来看，正常贷款是金融机构利息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不良贷款则会影响金融机构运营的安全性以及资产的盈利性和流动性，只有增加正常贷款、控制不良贷款才能实现效率改善.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在利息收入一定时，作为投入的贷款越少越好；另一方面，在可贷资金一定时，要尽量提高贷款的使用率，从而增加利息收入.

按照珠三角、粤东、粤西和粤北对各投入、产出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见表2.

表2 分地区的变量描述性统计：2007-2016年

从表2统计结果可知，珠三角各项指标的均值远超其他地区；粤西各项指标均值在四大地区中处于其次，但与居首的珠三角存在较大差距；粤东的金融业生产总值的均值和平均增长率均处于全省最低；粤北的从业人数和贷款余额的平均增长率均为负，但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却高达2.08%，说明该地区投入减少但产出却快速增加.

4 实证分析

4.1 广东省金融业整体效率及个体效率分析

本文使用Asmild等[36]提出的MEA方法内生性评价了广东省21个地级市2007-2016年金融业的整体效率以及各投入、产出指标，包括从业人数、贷款余额和生产总值的个体效率.研究期间广东省金融业的整体效率均值为0.445 1，总体呈现平稳上升趋势.全球金融危机使得2007-2008年广东省金融业整体效率有略微的下滑，但2008-2009年有显著的效率提升.这与叶文辉等[8]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他们认为这得益于国家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具体来看，广东省政府针对危机制定了“三促进一保持”(促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建立现代产业体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总体工作思路，积极引导产业转型升级.特别地，针对港澳台资企业，广东省政府发布《广东省支持港澳台资企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加快转型升级若干措施》，强调“加强金融服务”，提出“引导金融机构加大贷款投放力度”“推广债务直接融资工具”等要求和措施；针对中小企业，政府通过成立中小企业贷款专门部门、签订“政银企”合作协议和注资成立广东省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有限公司等，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众多举措都引导金融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保驾护航，使得金融业在短期内也提高了自身的整体效率.同时也应该注意到，2009-2013年广东省金融业整体效率并没有继续取得突破.这是因为金融体系积弊已深，如金融监管体系建设滞后、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并且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金融创新不当蔓延，金融产业链过度扩张对实体经济部门产生挤出效应和抑制效应[39].由此看来，前述的一系列改革只是短效的“强心剂”，而后旧病复发又添新病，限制了金融效率水平的进一步提高[8].2013-2014年广东省金融业整体效率出现质的提升，这有赖于省内产业转型升级的推进、信贷制度的完善和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40]，以及2013年7月中国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管制，说明银行等金融机构适应了改革并能积极调整战略以谋求发展[34]见图2.

图2 广东省金融业整体效率及个体效率均值变化

Fig.2 Changes of overall and individual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industry in Guangdong province

图2可见，从各投入、产出指标的个体效率来看，贷款余额的个体效率均值最高(0.737 5)，生产总值的个体效率均值次之(0.638 6)，从业人数的个体效率均值最低(0.616 8).其中，贷款余额和生产总值这两个指标的个体效率均值的变化趋势与金融业整体效率均值变化趋势一致，都在2008-2009年和2013-2014年有所突破.贷款余额效率的高低会影响生产总值，进而影响金融业整体效率.从业人数的个体效率均值在整个研究期间略有上升但提升幅度不大，可看出从业队伍的数量和专业能力保持在一定水平，稳中有进.

4.2 分地区金融整体效率及个体效率比较

4.2.1 分地区金融整体效率比较

为了对广东省金融业效率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本文利用前述的地区划分，从地区视角对珠三角、粤东、粤西和粤北四个地区的整体效率进行比较分析.从图3可以发现，2007-2016年间各个地区的金融整体效率总体都呈现上升趋势，其中，珠三角金融业整体效率(0.516 2)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地区，且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009-2013年粤东和粤西的金融整体效率虽略有下降，但与广东省金融整体效率变化趋势大致相同.值得注意的是，珠三角金融业整体效率长期领先且稳中求进，在2008-2009年和2013-2014年并无特殊变化，说明该地区金融业体系较为成熟，外部冲击对该地区的影响较小.珠三角地区享受政策优惠，集中了广东省80%以上的金融资源[1]；毗邻港澳，拥有更多的合作机会，更容易学习到港澳地区金融业成熟的管理运行机制；既有资源，又有合理利用资源的能力，珠三角的金融业整体效率自然高于其他地区.

图3与图2相互印证，金融危机下2008-2009年广东省金融整体效率反而提升，说明广东省金融业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并不严重.一方面，如前所述，是得益于政府对实体经济的调控和扶持，另一方面反映了该省金融监管体系的抗风险性和有效性[34].但也应该正视金融体制存在的问题，如金融分业监管体制下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导致监管盲区或监管部门相互掣肘；金融法律法规制定滞后于金融发展等问题，通过深化金融改革为提高效率提供原动力.

图3 广东省分地区金融整体效率变化

Fig.3 Change of overall efficiency of regional financial industry in Guangdong province

4.2.2 分地区金融业投入、产出指标个体效率比较

为了进一步分析广东省各地区的金融效率，比较各地区金融业从业人数、贷款余额和生产总值的个体效率及变化趋势见图4～图6.

在从业人数方面(图4)，珠三角的个体效率仍高于省平均水平，领先其他地区.2007-2016年间粤东、粤西和粤北地区的个体效率水平和发展趋势基本相同.如前所述，金融业对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有较高的要求，存在准入门槛，因此，从业人数的个体效率受两个因素影响，一是专业人才的数量，二是专业人才的质量.珠三角从业人数的个体效率高，一方面是因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配套设施齐全，吸引了大量金融人才，另一方面得益于其对金融从业人员职业培训的重视，提升了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而后者的影响更大.以珠三角地区的潮州市和深圳市为例.潮州市2014年金融业从业人数为4 996人，2015年从业人数为5 122人，人数增加126人，个体效率由0.719 0提升到0.904 5，这一提升直观来看是受人数增加的影响，但不排除人才质量同步提升的可能性；而2016年从业人数仅增加21人，数量为5 143人，而个体效率为1，这受人才质量提升影响的可能性更大.深圳市从业人数从2007年的62 900人增加到2008年的77 300人，效率由0.844 5提升为1；2009-2012年从业人数虽不断增加，但效率却只保持在0.844 7左右；2012年的从业人数为125 436人，2013年减少为89 399人，效率却从0.847 1提升到1；2013-2016年从业人数又逐年少量增加，截至2016年从业人数为98 271，而在此期间个体效率始终为1.由此看来，相比从业人数数量，从业人员质量对效率的影响更大.况且目前金融人才数量严重不足且增长缓慢，使得地区间人才竞争加剧.在人才数量有限的情况下，唯有通过加强现有人才队伍的建设，提高人才队伍素质，进而提高从业人员个体效率，才能促进金融发展.

图4 广东省分地区从业人数个体效率变化

Fig.4 Change of individual efficiency of regional employe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在贷款余额方面(图5)，四个地区的个体效率差距较小，且差距仍在不断缩小，效率趋同.珠三角(0.765 7)贷款余额的个体效率最高，但与最低的粤西(0.706 5)仅相差0.059 2.粤东地区的贷款余额个体效率起伏最大，在2008-2009年有一个较大的提升，之后的2009-2013年效率值不断下降.粤西的效率变化趋势与粤东相似.研究发现，贷款余额均值越高，则个体效率越低，两者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以粤西为例，该地区2013年的贷款余额均值为575.09亿元，效率值为0.672 5，2014年贷款余额为429.13亿元，效率值为0.745 5，贷款余额均值减少，则个体效率提升.这是因为贷款相对于利息收入来说是一种投入，在利息收入一定时，贷款余额越大，则效率越低.根据投入-产出的关系，提升效率有三个途径：①当利息收入一定时减少贷款投入；②当贷款数量一定时通过提高利用率来增加利息收入；③减少贷款数量的同时增加利息收入.

图5 广东省分地区贷款余额个体效率变化

Fig.5 Change of individual efficiency of regional loan balance in Guangdong province

在生产总值方面(图6)，四个地区的差距缩小趋势明显.2007年，珠三角生产总值的个体均值以0.639 5居首，粤东地区以0.415 9处于末位；2016年，珠三角以0.769 1占据领先，但粤东的效率已达到0.689 5；两个地区的差距从原来的0.223 6缩小为0.079 6.粤北和粤西生产总值的效率值在2016年基本与省平均水平持平，逐步向珠三角看齐.2008年，广东省出台了支持粤东西北发展的相关措施，并印发了《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产业专业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在产业政策上对粤东西北进行重点扶持.与此同时，粤东西北地区的金融发展势头迅猛，在基本形成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的同时，积极扩大金融业务规模、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并鼓励金融产品创新.产业发展与金融发展相辅相成，促使广东省地区间的金融差距逐步缩小，经济发展协调趋于增强.

图6 广东省分地区生产总值个体效率变化

Fig.6 Change of individual efficiency of GRP in Guangdong province

综合图4～图6来看，研究期间珠三角的金融业效率在省内处于领先地位，但其他地区追赶势头迅猛，差距在不断缩小；各地区投入指标效率曲线较为集中，说明投入指标的个体效率差距较小，而产出指标效率曲线最为分散，说明产出指标的个体效率差距较大，因此，推断地区间整体效率的差距主要是由产出指标，即生产总值个体效率的差距造成的.“全面推进统筹区域金融协调发展”是《广东省金融改革发展“十二五”(2011-2015)规划》中的主要任务之一，从金融效率的角度，结合本文的测算结果来看，“十二五”期间广东省金融效率区域落差在不断缩小，规划实施颇有成效.

4.3 各投入、产出指标改善潜力比较

MEA方法不仅可以测算整体效率和个体效率，还可以通过内生性选择方向向量来测算各决策单位投入、产出指标的改善潜力.改善潜力能够反映决策单位目前的技术效率与潜在实现投入缩减和产出扩张最大化的技术效率之间的差距[34].本文使用MEA方法测算出2007-2016年广东省金融业各投入、产出指标的改善潜力(表3).

从广东省整个金融业来看，从业人数的改善潜力为38.32%，说明可以通过加强人员的职业培训增加人均产出；此外，需要通过减少26.25%的贷款余额，同时提高36.14%的生产总值才能充分挖掘广东省金融业的内在改善潜力.可以看到，从业人数的改善潜力高于其他指标，生产总值的提升也有较大的空间，这反映了金融发展与金融人才短缺之间的矛盾，要加大人才吸引力度，同时加强现有从业人员的在职培训，进而提高金融业的产出绩效.从地区角度看，珠三角三个指标的改善潜力均比其他地区小，说明相较其他地区，珠三角金融业发展较为成熟.对于粤东、粤西和粤北而言，从业人数和生产总值这两个指标的改善是金融效率提升的重要方向.

比较具体的样本城市可以发现：从业人数改善潜力前五位的城市依次为汕头、云浮、揭阳、汕尾和阳江，其中有三个城市处于粤东地区；贷款余额和生产总值改善潜力前五位城市皆依次为揭阳、汕头、云浮、湛江和阳江.这些城市基本都存在现代金融组织体系不健全、资本市场发育缓慢、资金承载能力有待加强等问题.综合各项指标的改善潜力来看，深圳、潮州、广州和东莞的改善潜力小，说明这四座城市的金融效率目前在省内保持领先地位.应特别注意到，深圳市从业人数、贷款余额和生产总值的改善潜力远小于其他城市，依次为7.77%、2.56%和2.29%，其中人才问题也是深圳金融进一步发展需要攻克的难题.

表3 广东省各地区和城市各指标改善潜力

Table 3 Improvement potential of indicators in different regions or c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

城市或地区从业人数贷款余额生产总值东莞市33.9921.6526.01佛山市37.2229.2338.12广州市26.7321.9126.06惠州市39.9630.3640.13江门市38.2124.8030.16深圳市7.772.562.29肇庆市42.3529.8141.42中山市35.1523.3327.80珠海市37.6227.2334.50珠三角33.2223.4329.61潮州市30.4114.3018.14揭阳市46.0238.5562.77汕头市47.1234.3453.49汕尾市45.2226.5638.08粤东42.1928.4443.12茂名市40.3124.0231.73阳江市43.5130.6444.82湛江市43.0033.3948.62粤西42.2729.3541.72河源市39.4825.0831.87梅州市40.0323.6830.31清远市42.6129.3341.93韶关市41.4226.4936.77云浮市46.6633.9553.87粤北42.0427.7038.95广东省38.3226.2536.14

5 结 论

金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但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的广东省，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并不协调.因此，科学测算广东省区域金融效率，发现问题并据此提出建议，对广东省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Asmild等[36]提出的MEA模型内生性评价了2007-2016年广东省四大区域金融业的效率水平，一方面弥补了传统DEA模型使用过去生产能力来评价现有效率水平的不足，另一方面对金融业各投入、产出指标的个体效率和改善潜力进行探讨.研究发现，研究期间广东省金融业的整体效率均值为0.445 1，在2008-2009年和2013-2014年有两次阶梯式提升，整个期间总体呈现平稳上升趋势；从地区角度来看，珠三角的金融业效率在省内处于领先地位，但其他地区追赶能力强劲，差距在不断缩小.

从改善潜力的角度来看，从业人数和生产总值这两个指标的效率提升是金融业提质增效的关键.粤东地区的汕头、揭阳和汕尾，粤西地区的湛江和阳江以及粤北地区云浮的金融效率提升拥有更大的潜在发展空间，可借鉴深圳、潮州、广州和东莞的发展经验.

广东省省内金融业发展存在较大的区域落差，而根据广东省各区域金融效率的测算结果提出改善建议，缩小金融发展区域落差，是本研究主要目的.为了推进广东省各区域金融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珠三角地区应积极响应粤港澳金融合作，建立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机制；要提升市场融资能力，提高资金使用率；应加强金融市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功能，防止资金“脱实向虚”.

(2)粤东地区的汕头在区域内具有政策优惠等相对优势，整体水平在本地区处于领先地位，应明确汕头作为区域金融中心的定位，通过加强区域金融合作来辐射和带动潮州、揭阳和汕尾的发展；加快发展地区高等教育，培养本土金融人才；提升金融机构的融资能力，特别是要充分利用潮汕籍海外华侨华人的纽带作用，引进外资；在资金利用方面，应在控制风险的同时尽可能将资金用于扶持中小企业、民营经济，以提高资金的利用率.

(3)粤西地区应加大金融扶贫力度，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通过“送金融知识下乡”“金融惠民工程”等项目，加强对农民的金融教育培训，提高农民的金融素质，培育农民的信用文化；充分利用农村信用社服务“三农”、支持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双管齐下保证资本的安全性和盈利性.

(4)粤北地区城市分布较分散，但濒临珠三角，如云浮市与珠三角地区的肇庆市、江门市和佛山市接壤，清远市与广州市接壤等，位于珠三角的辐射地带.因此，粤北城市应加快与珠三角城市通过“对口帮扶”的方式搭建合作平台，加强地区间交流，鼓励金融机构进驻本地区，完善金融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拓宽融资渠道，从而做大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