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燕燕

在我国甲骨文研究领域，素有“甲骨四堂”的说法，是指中国近代四位研究甲骨文的著名学者：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

唐兰曾经评价他们的殷墟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而在这四人中，罗振玉和王国维之间的复杂关系，令人唏嘘不已。今天读到的，正是王国维写给罗振玉的信札。

先来说说收信人罗振玉（1866-1940），罗振玉字式如、叔蕴、叔言，号雪堂，晚号贞松老人、松翁，祖籍浙江上虞，出生于江苏淮安。罗振玉是中国近代农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古文字学家。他对中国科学、文化、学术颇有贡献，参与开拓中国的现代农学、保存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从事甲骨文字的研究与传播、整理敦煌文卷、开展汉晋木简的考究、倡导古明器研究。

1896年，罗振玉与蒋伯斧在上海创立“农学社”，并创办《农学报》，主译日本农书，自此他与日本人交往渐多。1898年，罗振玉又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聘请了几位日本人来做教授，教授日文以及西方哲学等知识，就在这儿，罗振玉和王国维相遇，二人的交往历时近三十年，此间相识相知、恩恩怨怨，后文再叙之。

写信人王国维（1877-1927），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人。他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举世公认的学术大师，成就卓越，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1925年至1927年间，他还曾担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导师，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四大导师，桃李门生遍及中国史学界。

1892年，王国维参加海宁州岁试，以第二十一名中秀才。此后，又两次应试，但不幸都落榜了，遂弃绝科举。1898年，王国维踏上了赴上海求学的航程，初担任《时务报》文职书记，随后入“东文学社”，也是在此期间，王国维遇到了对他一生都很重要的人物——罗振玉。

罗振玉比王国维大11岁，甲午战争之后，罗氏看到日本因明治维新而摆脱了积贫积弱的状态后，认为翻译日文著作，把日本的成功经验介绍到中国，乃当务之急;于是自己出资聘请日本人藤田剑峰，翻译东洋的农学著作，并成立了学习日文的东文学社。彼时，王国维在东文学社，每天学习三个小时的日文，此间，罗振玉看到王国维的《咏史》诗，生出爱才之心，还免除王国维在东文学社学习的一切费用;自此，罗振玉成为王国维生活和学业的赞助人，加上学术研究的领路人;同样也是王国维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知己。

1900年底，在罗振玉资助下，王国维开始了留学日本的生涯，不料翌年春天，由于身体原因只得提前回国。在老家疗养后，担任《教育世界》的编译工作，主要负责哲学、美学、文学、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编译;而罗振玉则购买了大量原版西方哲学书籍供王国维阅读。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王国维寓居日本，侨居四年有余。

正是在这段时间内，王国维的思想和学术研究方向都产生了巨大变化，以经史考据为重;而罗振玉珍藏的古籍和器物资料，加上数量巨大的甲骨，都为其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罗王二人比邻而居，在学术上互相切磋，往返论学，并共同创作了近代考古学著作《流沙坠简》;这一时期，王国维的生活相对安定，学术上也更有成就，他自述此时“生活最为简单，而学问则变化滋甚，成书之多，为一生冠”。

1916年，王国维回国，在《学术丛编》任编辑主任，兼仓圣明智大学教授。主要从事甲骨文字及商周历史研究，做出了超越前人的成就，先后撰写了《毛公鼎考释》《殷周制度论》等文章;也曾参与编纂《浙江通志》，为江南著名藏书家蒋汝藻编《乌程蒋氏密韵楼藏书志》等;并将辛亥以来重要的研究成果，编成《观堂集林》，对后世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是王国维学术上的又一个高峰，彻底确立了自己在史学领域的大师地位。

1919年，罗振玉回国，并将三女儿罗孝纯嫁给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结为儿女亲家。1923年，罗氏将王国维推荐进溥仪的小朝廷中，为南书房行走一职。

1925年，王国维经胡适先生等人推荐，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任教职，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同时，他自身的学术也更加精进，博得海内外学人的推崇和尊敬。

然而，天有不测风雨，1926年，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年纪轻轻就因病早逝，这让王国维陷入极大的悲痛;雪上加霜的是，罗振玉在女婿入殓后带走了自己的女儿;正处伤心中的王国维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甚至把与罗振玉来往的信件都点火焚烧掉;在儿子故后，王国维将抚恤金全部寄给儿媳罗孝纯，然而罗家却拒绝接受，最后罗振玉竟写了一封绝交的书信寄来。王国维与亲家之间的纠葛难以理清，但儿子早逝、亲家反目带给王国维的精神创伤，无疑是巨大的。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人们在其内衣口袋内发现遗书，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短短数言，读来令人潸然泪下，唏嘘不已！罗振玉惊闻噩耗，悔之晚矣，痛悼道：“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世间的许多事情都是如此，仿佛刚刚还是水波不兴，又仿佛一念之间风起云涌，两人曾那样亲近，然而越是亲近，事情就越是复杂难言。前因后果，牵牵连连，王国维与罗振玉之间的恩怨众说纷纭，许多事情至今仍是一个讲不清的谜……

此处，这封信札正是王国维写给罗振玉的，我们先来读一下信的内容：

雪堂先生亲家有道，前日寄一书，想达左右。比想起居多胜，为颂。高邮王氏训诂音韵诸书稿，已粗理一过。《释大》一书乃纂辑，有大义之字，以声分类而通其义，每字母为一卷，所已成者，“见溪群疑影喻晓匣”八字母，他母字无有，虽未成之书，实旷世之绝作也。《古韵二十一部通表》，其书名与每部前之表，皆王梓材所为，梓材于韵学所造不深，其表可用，其签条可存者不多。然惟此尚为完书，其谐声谱则为《说文》作，所写出者，仅《说文》十四卷之一耳。诗经、群经，讫两汉合韵，即陕本所写者，似尚全。而分韵，纂集训诂之书，及纂集联绵字之书，亦不完之甚，盖著手未久，后即弃置也。维意所可刊者，《释大》及《二十一部表》二种，尚有一种与《释大》相似者，虽不全，亦可刊，或及合韵余书，仅可撰一总叙录，述其著书之大恉，附于全书之后，不知先生以为何如？

专肃，敬请道安，不一。国维再拜，十七日。

根据此信札的内容来看，讲的当是关于罗振玉所购藏的《高邮王氏遗书》的事情，由此可知此信札当晚于1922年罗氏购藏之后。最后款署是“十七日”，缺少年和月。所幸1992年《文献》杂志刊有王宇、朱金枝整理的《王国维未刊书札十通》一文，其中一通王国维致罗振玉信札（旅顺博物馆藏），其中也讲到此事，并有明确时间记载，是壬戌除夕，可知当是1923年的2月15日，由此可以倒推出前札的时间1923年的2月2日。

罗振玉于1922年从江姓某人手中购得高邮王氏父子未刊丛稿一箱，其中的写定稿，经整理篇次，于1925年排印出版，即《高邮王氏遗书》。王氏父子，即王念孙、王引之，是乾嘉学派的杰出代表人物，不仅对古籍文献进行了系统整理，而且在音韵、训诂、校勘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罗振玉非常重视这些文献资料，重金购得其遗稿，并将其中涉及音韵的部分交予王国维代为整理。通过此信札及旅顺博物馆所藏信札可管窥和见证罗王二人在学术上的交流。

而王国维的书法渊源，首先是源于他的父亲王乃誉，其在诗词文赋与金石书画方面均有一定造诣。

上海图书馆藏有《王乃誉日记》，而日记中就有关于指导王国维学习书法的记载，如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正月十三日，初为静指示作字之法”，“二月十二日，为静指示作字之法”，“二月十四日，改静儿字”，……，再通过对比王乃誉和王国维书法作品，可见王国维的书法结体和父亲非常类似，有二王遗韵，兼得董其昌的风貌，基本是帖学的范畴。

尽管王国维在后来的研究中接触的多是远古时代的甲骨、金文、汉简等，然而并没有对他的书法产生很大影响，他的书法无论从结体还是用笔，明显没有金石之氣，依旧是在帖学范围之内。或许先生一直把自身定位为研究学者，这些事作为学术研究的资料，而非想在书法艺术上取得更高的成就。

最后，再来说说这款定制信笺，其下有跋云，“此专出山左，为专文之最古者，雪堂所藏并樵记”，此“专”即“砖”，簠斋谓，“齐国旧制，号为砖祖”，笺面摹勒此“齐”字砖文，足见罗振玉颇为喜爱。而王国维使用此笺，也印证了两人相识相知、鸿雁传情的那段旧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