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密

5月10日，刘鹤副总理在赴美就经贸问题完成第十一轮磋商后向外界表示，双方对磋商的进展是满意的，但双方仍有三个方面未能达成一致，影响了协定的达成。如果美方无法就三个原则问题回应中方诉求，双方已经达成的共识将难以落實。

第一个原则问题是关税要不要取消。应该说，两国经历多轮磋商的重要目的，就是要消除美国根据其301调查所采取的加税行为对贸易的影响。按照通常理解，既然谈判是由美方提出的指责和诉求所引起，而谈判推动的各项举措都是为了消除各项壁垒、解决问题，那么以这些指责为依据征收的关税就没有继续存在的法理和逻辑基础，理应恢复原状，取消所有关税。作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中美对其他成员都承诺了采取最惠国待遇的关税举措，单独针对中国商品所征收的附加关税，在多边体系中没有依据。较低的关税水平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特点，美方现行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的关税，事实上形成了对美国企业全球贸易环境的不正当保护。如果美国将关税长期保留，将会大幅削弱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低成本资源跨境配置和流动，不仅使得中美两国间的贸易关系出现扭曲，也会影响全球价值链的有效布局。类似的，加拿大、墨西哥在同意与美国就《北美自贸协定》进行升级谈判时，取消钢铝产品被美国依据232调查所加征的关税都是其核心诉求。

第二个原则问题是双方在采购规模上的差异。中美两国元首在阿根廷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期间会晤时形成了对采购规模的共识，但看起来美方大幅提高了要价。中美双边贸易长期以来为两国企业和消费者带来了巨大利好，在从中国进口大量质优价廉的生活用品和工业中间品、获得巨大社会福利和要素成本优势的同时，美国在服务贸易领域保持长期对华顺差。单纯计算货物贸易的贸易不平衡显然夸大了双方的贸易不平衡关系，更没有反映出美方所具备的经济产业优势。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政府应采取竞争中性的方式管理经济，替代企业做决策的政府行为往往是低效的，也是不易持久的。如果美方要扩大对华出口，既需要在产品质量和价格方面具备超越其他同类产品供应者的优势，又需要具备保障供应的能力。中美两国的市场和产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贸易平衡关系正是基于两国市场的现状，大量采购要保持可持续，需要双方采取更多积极的做法（如美方放松对华出口管制的限制、增强各类美方希望对华出口的产品的运输和加工能力，以及通过签署长期供应协议降低供应价格）。另外，经济实践证明，一国的进口与出口之间往往有着显著的相关性，如果无法使用人民币从美国进口，那么过大规模的进口难度也不小。

第三个原则问题是文本的平衡性。中美作为当前全球经济体量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贸易与经济活动的影响巨大，经贸活动的规模和范围对市场预期产生较大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两国在国际经贸规则方面的做法也会产生广泛影响。长期以来，中国秉持开放的态度，不断学习国际规则，完善自身的做法，主动融入全球市场，为各国企业在华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相反地，美方在以往各次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双边经贸合作场合，只是对其法律进行解释和“澄清”，很少做出实质性的改进，往往提出国会享有立法权，行政部门推动改变难度大。世界经济在发展，科技推动产业进步。伴随创新活动的开展，各方都需要调整和适应。美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重新谈判的《美墨加协定》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了适应发展，而该协定中对加拿大的关切也做出了有效回应，获得了加拿大产业界的支持。中美双方的经贸磋商引起各方广泛关注，如果能够推动双方做出调整，减少对经贸发展的约束，协定的内容将更具有影响力。

自从中美两国元首在阿根廷G20峰会期间会晤达成一致以来，市场逐渐趋于稳定，一季度两国经济发展均呈现明显加快的态势。但特朗普再次提高关税税率并扩大征税范围对市场再次造成严重冲击，使得市场预期难以稳定，大幅增加了两国企业的决策成本和经贸合作成本。作为产业链上不同环节的参与者，中美双方都受益于相互配合，也都会在相互加征关税中受损。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以务实、开放的态度，放弃无端的指责，尊重彼此的原则和关切，达成平等的协议，释放经济发展的活力，或许可以为全球经济的有效复苏增加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