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源华

从70年大视角研究新中国周边外交，应从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的高基点出发，回顾历史，探究得失，总结经验，正确认知新中国周边外交史的阶段性变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周边外交战略演变幅度非常大。笔者认为这种变化既受国际格局、时代特征、周边环境影响和制约，也与中国决策者的国家建设目标、国际局势评判以及世界战略设计有关，呈现了三个历史时代七个阶段性变化：在中国“站起来”的毛泽东时代，可划分为联苏抗美阶段、反美又反苏阶段、联美反苏阶段;在中国“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的邓小平及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可划分为不与大国结盟阶段、全方位外交阶段、向大国转型阶段;在中国“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习近平时代，进入了大国外交阶段。这个演变过程反映了国家实力升降和周边环境变化，体现出中国周边外交在曲折中日益走向成熟。

联苏抗美阶段。新中国成立之时，正值美苏冷战全面升级，根据国际环境以及国家安全和政治经济利益需要，中共实现了从革命党对外工作向新政府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毛泽东等决定选择对苏“一边倒”外交，在防御美国侵略、改善周边环境、加强安全防务、获取经济援助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其间最重要的历史性事件是中苏签署《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美在朝鲜半岛的战争。

反美又反苏阶段。20世纪60年代，世界进入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时代。由于美国从东南一线威胁中国安全、苏联从北线威胁中国安全，中国领导人确定了反美又反苏的外交战略。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成为中国周边外交主要内容，同时仍视美国为头号敌人，炮击金门、马祖，挫败美国制造“两个中国”阴谋，坚决支持越老柬抗美战争，取得了历史性胜利。

联美抗苏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环境發生重大变化，中国领导人适时作出战略调整：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将国家安全利益提升首要地位;邀请尼克松访华，改善了国际生存环境;构筑一条线、一大片战略，建立了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国际统一战线。中美关系正常化推动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正常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有了发展，为未来中国周边外交大调整奠定了基础。

不与大国结盟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对国际形势作出新判断，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中国周边外交调整为既不与美国、也不与苏联结盟，大大拓展了外交空间。中日关系有了较大发展;中国与朝鲜、东南亚、南亚国家传统友好关系得到保持和发展;中国与蒙古、越南、老挝等关系全面恢复;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的中印、中韩关系有了突破。中国已没有敌对的周边国家。

全方位外交阶段。中国领导人面临美国等联合对华“制裁”的严峻局面，坚持80年代既定轨道，改“不结盟外交”为“全方位外交”。中国与周边的美俄日印等构筑了面向21世纪的合作框架。在中亚，中国与新独立五国积极发展双边关系。在东北亚，中国对朝韩实行平衡政策，积极调处美朝之间的核问题冲突。在东南亚，中国与所有东盟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参加“东盟地区论坛”“东盟10+3”“东盟10+1”等，并努力妥处与相关国家的南海争端。在南亚，中国与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保持着传统友好关系，和印度关系出现了发展势头。

向大国转型阶段。进入21世纪，中国处于从富起来向强起来的过渡时期，中国周边外交更多体现向大国转型新特点。中国首先与周边大国美俄日印加强战略对话，增进战略互信，探索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同时在周边积极推行“睦邻安邻富邻”方针，参与并推进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东盟10+3”和“10+1”、东亚峰会、中日韩合作等，取得大幅度进步。

大国外交阶段。中国进入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时代，周边外交体现了“大国外交”新特点：强化周边外交的“首要”定位、弘扬亲诚惠容外交新理念、谋划大周边地缘新概念、推导周边命运共同体新目标、绘制“一带一路”合作新宏图、构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新安全观、实施兼顾维权维稳的建设海洋强国新方略、推行和平解决周边争端的“双轨”新思路、践行完善地区和国际体系的“新尝试”、建设中国周边人脉新工程。

研究和总结新中国70年周边外交历史变迁，比较各阶段的联系和区别、继承和开拓、实践和发展，对于认知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新战略和新政策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