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兴圭

对华战略前提存在错误？

自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至特朗普上台，这45年间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一直是保持接触（engagement）战略。进入21世纪后美国推出的战略，不论是“对冲（hedging）”还是“再均衡（rebalancing）”，其基调依然着眼于接触。

进入21世纪后的接触战略是在如下前提之下制定的：第一，中国的高速发展引发许多国内问题，短期内中国将会着力于解决国内问题，因而在对外政策上会保持连续性。第二，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将达到极限，中国将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这将极大地限制中国采取进攻性对外政策。第三，虽然中国正在迅速扩张军费，然而在本质上中美间的军事差距很大，中国还不能公然对美国采取军事对抗。即便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美国也有充分的力量予以遏制。短期内美国在军事上的优势将不会弱化。第四，中国作为现行国际秩序的受惠国，短期内将会致力于维持现状。第五，中国随着自身经济的发展，在政治、文化、价值等方面也会逐渐向西方体制靠拢。

在奥巴马政府进入第二任期后，美国国内的主流战略家以及中国问题专家就已认为，这种对华战略的前提存在着错误。但是他们并没有找到有效的应对策略。特朗普上台后的对华政策正是针对美国原有对华政策提出的新方案。2017年12月美国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和“现有国际秩序的修正者”。

特朗普打破了例如通过台湾问题牵制中国、全面贸易争端等以往的对华政策禁忌，积极推进以美国为主导的、以对抗为中心的新型对华政策。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反映出，由于中国的迅速崛起及其奉行的大国化战略，导致美国国民和专家们对中国产生了与日俱增的担忧和恐惧。中国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美国专家的预期，并且已经威胁到美国的霸权地位。中国不是与美国及西方价值观或者制度类似的“我们（us）”，而是要以自身为中心来构筑世界的“他们（them）”——这一认识也已得到广泛传播。

中美贸易争端不是孤立事件的暂时矛盾

进入2018年以来特朗普总统正式主导的中美贸易争端，如果仅仅局限在贸易领域是很难理解的。中美贸易争端不是围绕孤立事件的暂时性矛盾，而是更带有结构性的、中长期领导权竞争的一部分。因此，预计中美贸易争端将会逐渐扩展至军备竞争、理念矛盾、规范和制度矛盾以及技术竞争的领域，即便会有所起伏，但世界将会目睹中美竞争与纷争的日常化。

习近平主席主张不与美国在“硬实力”领域里发生直接冲突，而是推进通过迂回、间接的方式建成非冲突性的、顺应人类文明史的超大国化战略。习主席强调中国特色发展模式，不仅将其运用到对于现有经济、社会、政治、军事体制的探讨中，还运用到对于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探讨中，并且正在走向具体化。这种对中国特色的认识和战略的强调，与现在正在进行的产业革命的特色联系起来，同时与新的国际秩序的萌芽结合起来，具有深远意义。然而，基于“中国特色”模式的“中国梦”，即习主席对高度发展的大国地位的追求，被认为是对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全面挑战。中国旨在实现“中国梦”，但在追求新的国际秩序形态的问题上，尚未与国际社会形成充分的沟通，因此国际社会就会产生忧虑与恐惧，并指责中国凭借这一方式来追求“锐实力（sharp power）”。

在特朗普总统开始对中国进行打压之后，中国很快放弃了初期对中美关系的稍显乐观的期待，似乎明确认识到这种矛盾更具有结构性特质，是围绕领导权竞争展开的矛盾。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没有屈服于美国的粗暴压迫，而是采取了过去革命战争时期实行的那种“持久战态势”。中国采取了如同东方下围棋的方式，而特朗普则采取了直接攻击对方的西方国际象棋的方式。 面对特朗普粗暴的贸易打压，中国实施了针锋相对的战略，结果中美各自都承受了相当大的经济负担，全球贸易增长率也由2017年的4.7%下降到2018年的3.3%，全球通货紧缩的危险系数正在增加。目前看来，特朗普很难在中美贸易争端中大获全胜，加之美国的经济前景亦不容乐观，在此背景下贸易争端的不断扩大，会对日益临近的大选产生副作用，因此中美两国有可能会在近期将要举行的两国领导人峰会上达成暂时性的妥协。

中长期看美国情况不容乐观

目前，较之于中国，美国明显在整体技术水平以及净国家实力上占有优势。这是短期内美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居于上风的原因。然而从中长期来看，美国在经济、技术领域处于高耗低效的状态，情况不容乐观。美国的产业生态界陷于混乱状态。今后，在中美戰略竞争中最为重要的制胜法则（Game Changer，原意为“改变游戏的因素”）非常可能源自于技术革新的竞争。一个国家能够在现在的世界取得主导权，取决于这个国家能够引领符合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要求的先进技术，并将之与自己的国防力量相结合。若在这一轮技术革新中落伍，不管是一个霸权国家还是一个企业，都会在瞬间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有必要关注目前中美之间正在展开的有关于技术革新的竞争，因为这是竞争的最本质的领域。在第四次产业革命中，美国虽在技术上全面优于中国，但这种差距正在被迅速拉近。尤其是在将会威胁到美国安全的有关第四次产业革命的主要技术领域里，中国的跃进日益彰显，这使得美国的不安与日俱增。中美之间的战略、技术战争只会越来越激烈，而且这些领域很难形成相互约束和调节。这是因为，在某一领域的全面革新即便不能成为“制胜法则”，但至少极有可能会大幅度限制对方的可选项。这场看不见的战争将会何去何从，十分值得瞩目。

波兰首都华沙街头的华为广告牌。技术革新是中美最本质的竞争。

在核战争时代里，“恐怖均衡”或至少是“最小遏制力”使得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不太可能发生。现在正在进行中的技术革新与第四次产业革命的结果也许将会威胁到这一均衡。即便如此，现在我们可以推测的前景是，由于中美之间存在大规模杀伤能力，加上正在进行中的技术革新，致使今后在对于作为政策手段的战争这一选项的选择方面变得更加举步维艰。中国在量子领域的实力、人工智能、创新性的物流供给体系、超高速导弹的开发等技术革新能否更进一步虽不得而知，但其现有的竞争性本身明显具有遏制战争的效果。

预计今后东亚秩序将在短期内持续呈现出中美战略竞争以及混沌状态。不过，如果加入时间这一自变量，混沌状态将逐渐通过新集团化的形成而发展为势力均衡的秩序，这种可能性很大。在此时期，世界将会呈现出一种零和的、两极化的现象，而中美的周边国家则将面临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的极大压力。现在全球范围内的中美竞争逐步日常化，中美两国亦透过竞争的棱镜来瞭望世界。朝核问题和朝鲜半岛的状况也正在卷入中美战略竞争的漩涡当中。不久前朝美河内峰会的决裂可以被看作是预示不详前景的信号。美国的战略家很有可能把朝核问题放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大框架内来作出解释，同时将其作为为了牵制中国的因变量来对待。

在战略竞争时期，中美各自专注于构筑自身势力范围和生存范围的可能性很大。今后，受中美战略竞争结果的影响，世界不再是“美国治世”或者“中国治世”，而是呈现出围绕中美两个巨大轴心的一分为二的国际秩序。中美在不能以大规模战争来一决胜负的情况下，最终结果有可能不是相互争斗而是试着分离（decoupling）。

然而，与过去冷战时期不同的是，中美各自的吸引力不如过去美苏各自的吸引力，这一事实无可争议。其他国家不会立刻步入中国或美国的轨道，而是会苦心谋求独自生存的战略。从中长期来看， 中美战略竞争的胜负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各自构筑世界的耐力与技术革新水准的影响。中国能否实现下一步的飞跃上升，取决于在此期间中国能否创造出其他国家人民能够认可的逻辑、规则以及形象。

（作者为韩国亚洲大学教授兼中国政策研究所所长，译者为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