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先玉

2017年底、2018年初，特朗普政府相继出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等三份战略文件，宣告“世界重回大国竞争时代”，并将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这标志着美国对华战略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美国将如何与中国竞争？

面对此类问题，人们往往倾向于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寻找答案，美国也不例外。于是，冷战时期用来对付苏联的成本强加战略再次浮出水面，用在了中国身上。但与过去不同的是，其运用范围不再限于国防和军事领域，而是渗透到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等不同方面。

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对苏联成本强加战略

说到冷战时期的美国成本强加战略，不能不提及安德鲁·马歇尔（Andrew Marshall）。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受越南战争拖累，美国实力明显下降，美苏战略态势对比向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同时，美国国内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加，社会分裂加剧，反战情绪上涨，战略资源投入进一步受限。在此背景下，如何与苏联进行竞争，成为美国政府和战略界面临的重大而严峻考验。

1973年10月，马歇尔出任国防部下设的净评估办公室主任，核心任务是研究在资源受限的条件下如何赢得对苏竞争优势。对于净评估，马歇尔有着更深刻的理解。他提出，美苏竞争是长期竞争，仅比较两国的武器装备和军事部署是不够的，更应关注和平时期的竞争关系。净评估的目的是寻找和发现美国相对于苏联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利用苏联的弱点强化领域竞争，大幅增加苏联的投入成本，让其难以进行持续有效的竞争，以此改善美国的战略态势。不难看出，马歇尔的基本逻辑是竞争成本比较问题，这又被称为“成本强加战略”（Cost-imposing Strategy）。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直至冷战结束，成本强加战略一直是美国对苏战略竞争的基本分析框架。基于此，美国出台了一系列对苏竞争思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B-1战略轰炸机项目。通过对苏研究，马歇尔发现，由于1941年6月德国入侵，近4000架飞机在短短一周时间内被德国空军击毁，苏联对国土防空的敏感已经达到神经质的程度。1948年，苏联成立作为独立军种存在的国土防空军，并开始沿着近2万公里的边境线部署世界上最庞大的防空网。上世纪50年代末，美国U-2侦察机频繁入侵苏领空，再次强化了苏联的脆弱感，促使其不断加大在防空领域的投入。于是，马歇尔在1976年提交了一份关于B-1轰炸机的战略分析报告，提出部署这种飞机将使美国以相对低廉的成本迫使苏联斥巨资用于国土防空，其成本远超美国维护和部署一支B-1轰炸机编队的支出，从而使美国在防务开支上相对于苏联形成“最大程度的杠杆优势”。

2018年5月30日，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夏威夷主持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的仪式，菲利普·戴维森出任印太司令部首任司令。

后来的事实证明，美国达到了预期目的。为防范美军轰炸机入侵，苏联花费了1200亿美元开发和部署防空系统，其中包括一万多枚地空导弹和数万枚防空火炮。苏联还开发了米格-25战斗机来应对美国从未实际部署的XB-70轰炸机。苏联在国土防空上庞大得不成比例的投入不仅挤压了其本可分配给其它军事领域特别是进攻力量的资源，大大缓解了美国的压力，还过多占用了其履行其它社会职能的资源。类似情况还体现在美国在潜艇静音技术和水下传感器方面的投入上。

如果说这些尚属于成本强加战略在技术层面的运用，那么通过军事竞争迫使苏联维持庞大的军事开支无疑更具战略意义和影响。马歇尔在对苏联经济和社会进行长期观察研究后认为，苏联的军费开支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远高于中央情报局所提出的6%?7%，大概两倍于这一数字，比例随苏联对外扩张还在不断上升。他据此提出，时间站在美国一边，美国将在长期竞争中胜出。基于这一判断，美国在冷战的中后期始终与苏联保持着中高强度的军事竞争，特别是里根政府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大幅强化了与苏联的竞争，最终将苏联拖垮。

回顾冷战时期美国对苏成本强加战略，不难看出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竞争方式的和平性。成本强加战略适用于冷和平的国际环境中，虽主要体现在军事领域，但基本限于军事力量的非战争运用，注定了其见效需经过漫长过程。二是目标的有限性。美国最初的目标主要是迟滞苏联上升势头，而非奢望彻底击败对手。三是潜在的进攻性。成本强加战略是避开对手的优势领域，针对对手的劣势进行竞争，不断加剧其弱点，因此在本质上是进攻性的。就实质而言，是通过扩大对手的成本、增加对手的失误来击败对手。

成本强加战略在美对华博弈中的运用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实力相对下降，长期以来引以为傲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黯然失色。与美欧等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依然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在此背景下，如何应对中国崛起，逐渐成为美国国内战略讨论的核心议题。其中，两种观点较有代表性：一种主张全面恢复美国的军事优势，加强在亚太的军事部署，对中国进行战略威慑，一旦威慑失败即进行决定性打击;另一种则认为，由于中国“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不断增强，美应采取“离岸平衡”战略，利用中国在经济上的脆弱性，通过在其有效打击范围之外进行远程封锁迫其屈服。然而，经过研究，美方认为两种方式可行性并不强，前一种代价高昂且风险巨大，后一种又不足以有效进行威慑和应对。

在此背景下，成本强加战略再次浮出水面。2008年，出身净评估办公室的安德鲁·克雷佩内维奇等人基于冷战期间对苏竞争的成功经验，提出对华实施成本强加战略。但美方测算后发现，美在军事成本方面处于明显劣势。以“标准Ⅲ”导弹拦截“东风-21D”反舰导弹为例，“标准Ⅲ”每枚价值为2000多万美元，“东风-21D”则仅在500万至1000万美元之间。以理想状态下兩枚“标准Ⅲ”拦截一枚“东风-21D”计算，双方成本对比为4∶1，明显有利于中国。2014年8月，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克提出美国需制定“第三次抵消战略”，得到了军方高层支持。2016年2月沃克宣布，在2017年国防部预算中投入120亿?150亿美元用于“第三次抵消战略”，同时明确自主学习技术、人机协作、辅助人类行动、人机联合作战、自主武器等五大关键技术领域。近期，美国退出《中导条约》，部分考虑便是通过在印太地区部署导弹迫使中方增加在导弹防御上投入的考虑。

客观而言，与冷战时期的美苏竞争相比，当前的国际环境及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不仅使美国更需要成本强加战略，也为其运用该战略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近年，美国对成本强加战略的运用逐步由军事领域向政治、经济、外交、社会等领域扩展。2015年5月，美国学者帕特里克·克罗宁和葛莱仪在国会作证时提出将成本强加战略应用到南海问题上。事实上，美国介入南海问题也表现出明显的成本强加逻辑：军事上显示武力、频繁进行“航行自由行动”，外交上拉拢地区国家，法律上教唆菲律宾发起南海仲裁案，同时在国际上广造舆论围攻中国，全面对华施压，增加中国在南海维权的战略成本。

美国应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也体现出明显的成本强加思维。除在政治、安全和战略上对“一带一路”进行诋毁、攻击和破坏，还明显加强了经济上的竞争。2018年11月，美副总统彭斯赴巴布亚新几内亚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会议，特别提出为印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600亿美元融资，注资4亿多美元设立“印太地区透明度倡议”，与日本合作向印太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00亿美元，与日澳合作在2030年前为巴布亚新几内亚70%的人口供电，等等。对于这些倡议的目的，彭斯直言不讳，就是提供比“一带一路”“更好的替代性方案”。在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政策背景下，美国能作出这样多的承诺的确不容易，但为了与“一带一路”竞争、扩大中国的成本再难也要上。从未来看，美国的成本强加战略还将体现在台湾问题以及香港、新疆、西藏等议题上，应用的强度与频率也将不断上升。

妥善应对美国的成本强加战略

美国对华实施成本强加战略将进一步加大中国的战略压力，增加中国的安全与发展成本，使中国的內外环境更加复杂。同时也要看到，成本强加战略能否有效，从根本上讲主要取决于我们自己如何应对。在此方面，中国有必要具备两点意识。

一是保持战略定力，不随美起舞。从苏联的教训看，现代核大国被拖垮的可能性远大于被打垮。成本强加战略主要是通过引诱对手失误、消耗对手实力达到目的。面对美国的竞争与引诱，除非核心利益受到现实威胁，中国均应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既定的发展战略和宏观规划，一步步地发壮大自己，不为一时一事所分扰。美国的成本强加战略如不能激起它想要的反应，就只能将成本强加到自己身上。

二是以合作共赢化解地缘政治压力。客观地讲，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之间的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以及由此引起的周边国家对华猜疑，为美国运用成本强加战略提供了空间。近年美国正是通过炒作和利用南海问题等地区争端拉拢中国周边国家。中国应继续推动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控制分歧和争端，以发展议题稀释、化解安全议题，这既是为了应对美国的压力，更是为了筑牢中国全球战略的基础。2016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在周边做出的一系列以“亲诚惠荣”为重心的调整，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稳健实施，压缩了美国操纵地区议题的空间，未来应继续推进。此外，中国还应加强“非对称威慑”手段建设，以较低成本对美形成威慑平衡。

（作者为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