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九凤

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喜欢摄影，但是在革命斗争艰苦的岁月，他们没有条件随意展示摄影艺术和才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因操劳国事、十分忙碌，他们也没时间去拍摄那些值得留念的瞬间。因此，喜欢照相的这对夫妻留下的几张双人合影照片背后都有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广州结婚照：最革命的一张照片

周恩来邓颖超两人第一张双人合影是1925年8月，那是他俩结婚后拍的。因此被现在的周恩来研究界认为是他俩的结婚照。一般情况下，一对将要结婚的恋人会在他们结婚前或结婚时拍下结婚照，而周恩来夫妇却是在婚后拍摄的。为什么会婚后才拍结婚照呢？

1925年8月，广州成了国共第一次合作时中国大革命的中心。周恩来从欧洲回国后，就担任了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军委委员，不久又被委以重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工作特别忙碌。1925年的周恩来已经27岁，他该有一个家了。而他的恋人邓颖超此时还远在北方的大城市天津。是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五大上，周恩来委托中共北方局负责人高君宇当他俩的“红娘”，将一封信带给邓颖超。天津是当时我国华北地区最大的港口城市，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力量很强，邓颖超当时是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的部长，由于她的革命活动不断，知名度高且影响力大，已经遭到北洋政府通緝。于是，党组织决定将邓颖超调去广州工作，同时也完全同意周恩来邓颖超结为夫妇。

邓颖超打扮成一个家庭妇女的模样，于7月13日同中共北方局干部李国喧、直隶女师的赵老师一起，踏上了南下之路。7月15日，邓颖超等所乘客轮经停上海，邓颖超又代表天津各界慰问了上海的罢工工人，直到8月6日才又登上从上海开往广州的客轮。

经过两天一夜的航行，客轮于8月7日下午抵达广州珠江的佛山码头。船停稳后，邓颖超随着人流过跳板上岸。她睁大着眼睛，却未能找到她心爱的那个英俊潇洒的身影。好在她知道周恩来在广东文德里的住地，就叫了一辆人力车，按照周恩来信中的图示，直奔文德里的文德楼而去。

原来，周恩来从邓颖超给他的来信中得知，邓颖超乘坐的客轮将于7日下午抵穗，他特意让自己的警卫副官陈赓买了两盆鲜花，摆在自己住地的窗台上，以迎接房屋女主人的到来。他原本想自己去码头迎接，无奈这天上午他要参加省港罢工委员会的一次重要会议，实在无法分身，只好派陈赓带上一张邓颖超的一英寸单人小照到佛山码头代他去迎接。结果，由于陈赓从未见过邓颖超，看到从船上下来的年轻女子，他总要低头与照片比对一下，而邓颖超个子比较娇小，结果百密一疏，未能接着，只好赶回周恩来住地，果然见到了已先于他到达周恩来住地的邓颖超。

按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刘春秀在《周恩来和邓颖超》一书里记述：他们到一起后就商议了要将结婚的消息告诉双方的长辈，告诉严修等师长。为了让长辈们分享他们喜结连理的幸福，他们就特意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夫妻二人依偎在一起的照片。

根据当时情况和史料记载，周恩来和邓颖超见面后，周恩来对邓颖超说，这附近有一家太平西餐馆，我请你吃一顿西餐。久别重逢，小夫妻俩边吃边聊，吃完西餐后该是漆黑的夜晚了，那时的照相设备还很简陋，照相馆很少能在晚间营业，所以笔者依此判断，他们这第一张合影，也就是结婚照当是在他俩结婚之后拍摄的。

照片拍好后，周恩来邓颖超分别向各自的亲友邮寄，以报告他俩结合的喜讯。时在天津的弟弟周同宇（谱名恩寿，字同宇，后以字行）也收到了一张，一直收藏着。

“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等人为了整倒周恩来，无端地向周恩来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发难：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被迫害致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被迫自杀于西花厅;军事秘书周家鼎被迫改名下放;曾任周恩来卫士长的成元功被迫离开北京去江西中央“五七”干校;周同宇被逮捕至北京卫戍区。逮捕周同宇前，也进行了抄家搜查，于是，周同宇一直收藏着的这张哥嫂结婚照竟成了周恩来的一条“罪证”。

20世纪90年代，我在北京朝阳区和平里听周同宇夫人、周恩来的弟媳王士琴老师说，造反派们将兄长（王士琴对周恩来的称呼）和大姐（王士琴对邓颖超的称呼）的结婚照拿去交给了中央文革，江青看了说：“这分明是带有资产阶级生活情调的嘛！”江青的话传到邓颖超那里后，邓颖超特意让身边人员帮她找出这张照片，她端详着，回忆着当年她和周恩来结婚时的甜蜜，然后才愤然地说：“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一直是重男轻女，我们这样相依相偎地拍照片，是向封建社会的挑战。请问在二十年代，青年男女之间谁敢拍出这样的照片？因此，我们这是最革命的一张照片！”

在汕头合影：最甜蜜的一张照片

1925年10月6日，周恩来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兼东征军少将政治部主任身份随蒋介石第二次东征。这次东征势如破竹、大获全胜。是年11月4日傍晚，周恩来率东征军总政治部进入汕头，随即就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广东省东江各属行政委员。他是中国共产党担任地级地方行政长官的第一人。

周恩来第二次东征出发后，在广州的邓颖超就常常恶心、呕吐，总觉得浑身酸懒。丈夫不在身边，她不好与别人商量，只得一个人悄悄到医院去检查。给她检查的医生告诉她：怀孕了。

邓颖超听医生这么一说，立即就急了：自己还年轻，革命工作才刚刚开始，如果生了孩子不就成了中国传统的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了吗？她左思右想，最终决定打掉孩子，好多为革命工作。

因为自己母亲是位中医，所以邓颖超知道一些打胎的中草药，于是径自上街买了悄悄服了下去。药性发作后，疼得她在床上直打滚，为此，她只好请了一个星期病假，呆在家中休息。

邓颖超生病请假，而丈夫又不在身边。她的上级、时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的何香凝知道后立即乘车来到文德里看望邓颖超。邓颖超躺在床上，面黄肌瘦，体质很虚弱。但她深知何香凝刚刚失去亲人（何香凝的丈夫、著名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当时刚被国民党右派暗杀不久），不能再让她分心、为自己担心，只说自己不小心偶染风寒，身体不适，休息几天就会好，请她放心。但是，邓颖超在痛苦难过中还是给在天津的妈妈杨振德写了信。

杨振德在得知女儿私自打胎的事后十分担心。她在周同宇的陪同下，坐上海轮，直接赶来广州。经杨振德的精心调理，邓颖超身体渐渐恢复了健康。这时国民党中央任命邓颖超为国民党潮（州）、汕（头）地区巡视员，组织上考虑到周恩来、邓颖超夫妻分居，也委任她为汕头地委妇女部部长，让邓颖超前往汕头与周恩来团聚。

邓颖超一到汕头就直奔周恩来住地。两人一见面，邓颖超就迫不及待地把自己怀孕、打胎还险些丢掉性命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丈夫。她原本以为周恩来会宽慰、爱怜她，没想到听了妻子的诉说，周恩来一反以往温文尔雅的态度，十分严厉地批评邓颖超说：“我们共产党人的身体都是革命的资本，不专属于你自己，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必要时，我们要随时准备为革命流血牺牲，可是决不允许随随便便糟蹋自己的身体。你不想要孩子，也该来信和我商量一下嘛，怎么能自作主张，这样轻率？”

“人家不是跟你说了嘛，我是怕带孩子影响我们刚开始的革命工作。”邓颖超避开丈夫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嘟哝着说。“革命，革命，革命者就可以不要孩子吗？如果革命事业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成功不了，革命就不搞了？不要人继续革命了？再说，孩子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你怎么能擅自做主，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周恩来说得入情入理，邓颖超也知道自己错了，不再辩护，她只好一头扑进丈夫怀抱，流着眼泪说：“好，你别说了，我知道错了。以后我们再生一个好吗？”

周恩来拥抱着妻子仍十分虚弱的身体，不无爱惜地说：“知道就行了，以后可别再干这种傻事了。”

邓颖超劫后余生，周恩来无限爱怜。为了纪念夫妻俩第一次分开后的相聚，他们相拥着拍下了一张双人照。有人说，那是他俩最甜蜜的一张照片。

展望未来：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这是一张拍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合影。曾任周恩来夫妇的秘书、在西花厅整整工作了38年的赵炜对笔者说：“这是总理和大姐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周恩来邓颖超夫妻俩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风雨同舟、甘苦与共，在祖国的山山水水留下他们许多的合影，为啥要对这张照片情有独钟呢？

那是因为这张照片拍摄于中国共产党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时刻。中国革命经千千万万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终于迎来了胜利。可是周恩来夫妇在无限喜悦之际，没有忘记当年那些同他们并肩战斗的战友。周恩来曾在一次解释他总能忘我工作的原因时，说：“每当我想起那些为了革命胜利而献出宝贵生命的千千万万烈士时，我浑身总有使不完的力量。”

后来，邓颖超曾写下一首无限深情的诗：

夫妻庆幸能到老，无限深情在险中。相偕相伴机缘少，革命情谊万年长！

邓颖超的诗不仅表现她与周恩来一同走过来的半个多世纪的革命风雨，也是对那些逝去的英烈们的无限怀念。而如今，革命即将胜利了，你们的英灵也该得以告慰了。所以，这张照片反映了他俩怀念战友、展望胜利的心情，他们怎么能不喜欢呢！

西花厅庆祝银婚：双双戴上大红花

您看到的这张照片上，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俩并肩站在一起，一个穿玄色衣裤，表情庄重，一个着雪白旗袍，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尤为令人惊异的是，每人胸前还佩戴了一朵花，而从年龄上看，俩人显然都已过了中年，却为啥要戴花拍照呢？

笔者由于工作关系，曾找到那天拍照的见证者——周恩来行政秘书何谦、卫士长成元功、贴身卫士韩福裕和周恩来邓颖超的干女儿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等人，他们异口同声地告诉我：那是因为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做银婚纪念。

1950年八一建军节刚过，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的何香凝老人就画了一幅《梅花》的国画，派人送到西花厅。当时住西花厅的孙维世看到这幅画上的题签是：“恩来、颖超同志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 何香凝敬贺 一九五零年八月”。她就问周恩来的行政秘书何谦：“爸爸妈妈他们是哪一天结婚的？”何谦告诉她：“是1925年的8月8日。”孙维世一听惊喜地说：“何秘书，结婚25周年叫银婚，等8号那天，我们给他们做一次银婚纪念好不好？”何谦回答说：“好是好，可我们都还没听说过什么叫银婚，更没见过什么银婚纪念，怎么搞法？”孙维世笑着说：“这个，我来导演，你们都听我的。”

这天中午，周恩来的车子开进西花厅刚停下，孙维世就迎上前去，突然从背后拿出大红花给周恩来戴到胸前，随即将周恩来、邓颖超两人拥到一起，高声宣布说：“我爸爸妈妈结婚纪念活动现在开始，放音乐！”何谦他们一听，立即把留声机开动起来，放起了陕北民歌《兰花花》的唱片。周恩来这才醒悟过来：“维世是给我们做银婚纪念来了。”邓颖超也高兴地说：“我们结婚时特别简单，这下倒挺热闹，维世算是给我们补上了婚礼。”夫妻俩的喜悦之情都溢于言表。

据孙新世对笔者回忆：我姐姐那天给总理爸爸和小超妈妈（这是孙新世对周恩来邓颖超的称呼）戴的那两朵大红花是她亲手做的。与此同时，姐姐还给那天参加活动的我们每个女同志也做了一朵小的红花。她自己、我和总理侄女周秉德每个女同志胸前也都是戴着一朵小红花，显得特别地喜庆、热闹。

并肩海棠树下：夫妻最后一张合影

“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每天的生活内容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他夜以继日、披星戴月地忙碌，睡眠极少。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还不断地制造事端，刁难他、折磨他、打击他。所以，周恩來的最后十年是在连绵不断的超负荷工作和极端错综复杂、十分险恶的政治斗争环境中度过的。他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把自己的健康和生命都奉献给了党、国家和人民。虽然大家都想和周恩来合个影，但看到他整天奋不顾身地工作，连休息睡眠都保证不了，因此，谁也不忍心打扰他。

1970年4月，西花厅院子里的海棠花盛开了，全体工作人员都想和周恩来照张相。海棠花一天天开放，可是周恩来一直很忙，大家找不到合适的时间，连邓颖超也不忍心打扰他。这事一拖再拖，一直拖到5月20日。这时海棠花已经凋谢了，只剩下满树摇曳的绿叶。那天，周恩来的工作安排比较轻松。天气晴朗，邓颖超看周恩来那天的睡眠也比较好，起床后心情较轻松愉快，于是就决定那天让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和周恩来照张相。

为了满足大家的愿望，早在年初的时候，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就相互转告、提醒：“在海棠花盛开的时候，要和周总理、邓大姐照相。”到5月下旬前两天，又互相提醒“这几天请不要走远”。5月20日那天，周恩来的副卫士长张树迎联系请来新华社摄影记者杜修贤，然后又请了负责总理警卫工作的中央警卫局局长兼西花厅党支部书记杨德中，以及保健处、服务处、车管处的有关人员都来西花厅。一切安排就绪后，就安排周恩来的保健护士许奉生去请周恩来出来和大家照相。

许奉生先向周恩来报告了天气情况，然后说：“总理！今天天气好，大姐和西花厅工作人员都希望和您照张相。我们大家先站好队，再来请您，不会耽误您很多时间。”周恩来欣然同意。那天，周恩来吃完“早餐”后（实际是中午），从房间里出来，和已经站好队的同志合了影。合影后，他精神不错，又在院子里散散步，和大家聊聊天。这时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就抓紧时机又和他照了一张集体合影。“文化大革命”时期，很少看到周恩来像那天那么高兴。因此，女同志又要求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合影了一张。男同志看到女同志和两位首长照了相，不甘落后，也要求合影一张，周恩来都答应了。此时周恩来已经和工作人员照了4张合影，最后，大家齐声说：“总理和大姐也来一张！”于是周恩来和邓颖超高高兴兴地站在西花厅后院的海棠树下一起合影。这张照片拍得特别好，后来，邓颖超便把这张照片赠给身边工作人员每人一张，大家都非常珍惜这张意义非凡的纪念照。据许奉生对笔者说，想不到这竟是周恩来夫妇的最后一张合影，是事先谁也没有想到的。

许奉生还说，回忆这些往事，她的心情是沉重的，使她常常又想起在周恩来刚刚去世的那些日子里，邓颖超总是念叨：“我真后悔，恩来住在医院时没有找机会和他合影留念！也后悔在恩来病重时，我没有住在医院里陪伴他。我本来应该也住在医院里！”周恩来医疗组的同志也后悔在总理住院时，没有和他合影留念，以至于现在能留下来的只有对伟人的怀念和思念了。

（责任编辑：张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