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 遵义杂志社全媒体记者 陈玉兰

一

清晨六点半，遵医附院OPO工作人员李烨炜被手机“叫醒”。昨晚深夜，他才从毕节赶回遵义。无奈地起床，看着镜子里自己充血的双眼和疲惫的脸，他顿感不忍目睹，本能地闭上眼睛。此刻，他的脑子里闪过一排排名字——电脑上那些排队等待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的名字，那是一张张充满求生欲望却又无助的脸！半年、一年、两年……甚至更长久的等待与期盼，这对于患者与家属来说，每一天都是煎熬。

顿时，一个激灵，李烨炜振作精神，洗脸，出门，上班去。充满挑战的一天向他扑来。

在医院ICU重症监护室病房外，李烨炜走近重症患者李某的家属，轻声问道：“家属，你好，我是附院OPO工作人员李烨炜。现在对于你家亲属的病情，你们家都了解了吗？”

“知道，现在就是陪着他数天天了。”家属一脸木然。

“现在国家有关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政策，你们了解吗？”李烨炜小心翼翼地问。

“你是医生吗？你是骗子吧？想拿我家孩子的身体赚钱？你滚！”原本声音低沉的家属，突然变了脸色，歇斯底里。

……

这种情形对李烨炜来说已经见怪不怪了。患者悲痛难忍，一时怎能接受。他转过身，离开。

在另一家医院ICU病房，经医生介绍,李烨炜想跟一位患者的亲属聊聊器官捐献话题。可是，家属始终沉默，李烨炜只得离开。他说，这是OPO协调员的工作常态。

二

成立于2017年的遵医附院OPO组织，是全省三个OPO组织之一（另外两个分别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第一人民医院附属医院）。

OPO全称：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s，中文名称为“器官获取组织”，是国家根据《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管理办法，由国家卫计委统一领导下，成立一个或多个由人体器官移植外科医师、神经内外科医师、重症医学科医师及护士等组成的人体器官获取组织。

OPO工作人员负责对其服务范围内的潜在捐献人进行相关医学评估，依照《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规定，与捐献人或其近亲属签订人体器官捐献知情同意书等人体器官捐献合法性文件。

遵医附院是贵州省内最先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有专职的OPO器官获取组织协调员团队，与遵义市红十字会协作开展器官捐献宣传工作，毕节、铜仁、遵义三个市州的所有公立医院都是OPO的工作阵地。

器官捐献事业在全世界尚属新难题，我国器官捐献在世界居第二位。在我国，每年有30万人等待着器官移植，得到移植者才1万左右。以遵医附院为例，这里仅仅等待肾脏移植的患者就有300多人。需求与供给有着巨大反差，这让遵医附院OPO的7名协调员倍感重任在肩。这7名协调员都是年轻人，三男四女，最小的才25岁。负责不同的片区。

每到周一，7位小伙伴就会各奔东西，去往“包保区”，到各县公立医院重症监护室，对那些达到脑死亡状态的病人家属做宣传。每到一地，协调员们总是要先跟重症监护室的医生进行细致的沟通，详细了解病人情况，然后在医生的介绍下，与病人家属正式接触、交流。

协调员谌雅丽说：“时常会一些意外发生，很可能刚才还相谈甚好，转眼间病患亲属却变脸发怒，恶语相向，甚至会动手推搡。一旦遇到不抵触的亲属，那种幸运的感觉好比中彩票。”

协调员王浩苦笑地说：“记得有一回，去某县医院ICU病房，一位医务人员看到我就说：‘啊？你又来了？你一来我就觉得又有病人要死了。’无心之言，却让我觉得，是不是我来了，别人就认为‘死神来了’。”

协调员们每次外出就是一个周，在各县公立医院之间流动、寻找。有时候，因突发情况，他们会昼夜辗转多个地方。2018年11月2日晚上8点，李烨炜临时接到铜仁医院消息，有家属要为垂危的亲人捐献器官，当晚10点他赶到铜仁，与当地红十字会有关人士一起，为捐献一事办理相关手续，并见证了器官捐献的整个过程。

当晚，得知习水县将有一起器官捐献，他又连夜赶回遵义，到达习水时已经凌晨3点。因为病人有一位患者家属正在从外地赶回的途中，李烨炜索性在ICU病房守着，直到天亮后，这位患者家属终于赶到。之前李烨炜跟他有过电话沟通，起初他也无法接受，最终也认可了一个道理：“器官捐献能让逝者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生命。”当他看到李烨炜守在其父床前，并得知李烨炜是连夜从铜仁赶来的，他感动地说：“为了救其他人的生命，而且是跟你无亲无故的人，你们这样辛苦奔波，这份精神了不起。我父亲本是仁义之人，一辈子都热心帮助别人。能让父亲以这样的特殊方式去帮助他人，他一定不会怪罪我的。”就这样，这位脑外伤病人的心脏、肝脏、双肾被其亲属捐出，挽救了4个陌生人。

三

每一例捐献器官的背后，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OPO兼职协调员、ICU病房医生谌宏军回忆说，2014年夏天，8岁的毕节女孩桐桐因为脑瘤复长，被父母送到遵医附院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稚嫩的桐桐最终没熬住病魔的侵蚀，永远闭上双眼。悲痛之下的桐桐妈妈却毅然决定捐献出孩子的器官。那天，谌宏军和护士陪着桐桐妈妈，护送桐桐转运到手术室。途中，桐桐妈妈一直紧紧地抓着女儿的床沿，眼泪不停地淌着，不断重复着一句话：“幺儿，妈妈爱你，妈妈对不起你……”到了手术室门口，她依旧抓着床沿，久久地不肯放手。因为她知道，这一放手，就是和孩子的永别。

时间是宝贵的，谌宏军只能残忍地告诉她：“再不放手，就来不及了。”桐桐妈妈慢慢地、艰难地放开了手，看着女儿被推进手术室，门渐渐合上，她瘫倒在地，掩面嚎啕。

手术完成得很快，桐桐器官被陆续地从手术室转运出来。“我现在依旧清楚地记得，每一次桐桐妈妈都是踉跄几步上前，死死地盯住那个器官专用保存箱，想抚摸，却又不忍。她只能含泪目送医务人员离开，去挽救其他的生命。”最终桐桐的两个肾脏、一个肝脏挽救了两个人。

后来，桐桐妈妈当上了红十字会志愿者。她说，我感到孩子还活在世间，即便我不知道她在哪里，也无论她在天涯海角，她始终是活着的，这就够了。

“在一个个器官捐献的感人故事里，我体会着什么是活着，什么是死亡，什么是爱情。”年轻的协调员彭丹说。三年前，年轻的小会因为意外摔伤，脑部严重受损，最终因救治无效而撒手离世。当医生和彭丹先后告诉小会丈夫关于器官捐献的事宜后，范进果断决定为妻子捐献器官。他说：“妻子很善良，我们俩都是学医的，她一定会理解并支持我的决定，她的肺和两个肾脏挽救了三个人的生命，挽救了三个家庭。她的眼角膜还使一人重见光明。虽然我不能知道他们是谁，但是小会的器官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当是我的小会。茫茫人海里，小会的眼睛或许在看着我和女儿，我和女儿一定要好好的。”说这话时，范进双手捂脸，深深地垂下头，良久……因为忘不了亡妻，范进至今没有再婚，独自抚养7岁的女儿。

四

李烨炜说：“我见过许多面对死亡的方式，不论是哪一种，它都告诉我同一件事：面对亲人的离去，生者不需要无尽的哀伤，而要好好活着，这才是对逝去亲人的最好告慰。再次见到桐桐妈妈时，她紧紧地握住了我和同事的手，含泪，却笑着说：谢谢你们让桐桐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

自从捐出亲人的器官后，不少家属都成了OPO协调员的朋友，家属们不时会给协调员们发问候短信。在OPO办公室里，挂满锦旗，都是亲属们送来的。他们说，感谢OPO让自己的亲人得以延续生命。

今年，遵义市将在凤凰山上建一座器官捐献纪念碑，对此，OPO协调员和器官捐献者的家属无不感到欣慰。建成后的纪念碑将与凤凰山融为一体，它将感召更多的人都来关注并合力推动博爱、奉献的人道主义事业。

协调员团队说，面对这一切，我们深深感到，器官捐献协调员不是“死神”，而是“生命的摆渡人”，我们不仅摆渡着患者的希望，也摆渡着家属的念想。今后，我们仍旧风雨兼程，风雨无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