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萌 张玮钰

蔡澜在香港尖东帝苑酒店

蔡澜拄着手杖，坐下后，露出杖头上的小人笑脸。他曾为朋友倪匡买最精美的手杖，送得多了，研究手杖的学问越来越深。他开始收藏，如今已超过200支，这是他会花钱的证明之一。他的脸与香港各大食肆店内悬挂的合照相比，并无大变化。双目微张，红光满面，只是头发全白，以前手杖给倪匡用，现在自己也用上了。

年龄并未消减蔡澜对电影的兴趣。他平均一天看一部。采访前一晚，他还在Netflix上看剧集到深夜。最近看了《罗马》，他拍手叫好。“导演阿方索·卡隆很聪明，通常导演拿奖以后，总要在大制作上下功夫。但他没有，他跑回家乡，用这么多制作费拍一部小故事，呈现他的童年，又把这个小故事放大。他可以把几条街都封起来，把整个海岸都封起来。把题材缩小再从里面放大就很聪明。”

这有些像篆刻，方寸之间雕琢出无限世界。篆刻是蔡澜的众多兴趣之一，与书法、画画等一同陪他度过了人生为数不多的灰暗日子，那段日子大部分存在于他从事电影监制时期。

蔡澜做了40年电影监制，从没封锁过整座城市，政府也不允许。他经历过的最大场面是，九龙城寨要拆的时候，他向政府申请，往九龙城寨里放了40部机器，买了几吨炸弹放在里面，边炸边拍，直到因飞机经过不得不停止。这些画面用在了成龙主演的影片《重案组》中。

电影从蔡澜出生起就和他有着紧密勾连。父亲蔡文玄是邵氏兄弟新加坡公司的第一位职员，兼营戏院。蔡澜家住戏院楼上，一探出头就看到银幕，从有记忆开始就一直看电影。长大了更狂热，他逃课去看，最多一天赶五场。14岁他就在新加坡报纸上发表影评，高中毕业后赴日本大学学习电影编导，并担任邵氏公司的驻日代表。

回港后，蔡澜又一度外派至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地。他效力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邵氏”）近20年。

20世纪80年代，蔡澜进入嘉禾娱乐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禾”），监制了成龙《快餐车》《一个好人》《龙兄虎弟》等影片，其中大部分在海外拍摄。当时，成龙受到香港黑社会威胁。嘉禾老板邹文怀让蔡澜把成龙带走，“喜欢去哪里就去哪里。”这句话正中蔡澜下怀。他带成龙、洪金宝和编剧陈景生去了巴塞罗——那一个汇集了毕加索、米罗、达利和高迪四个艺术家的城市，在酒店写剧本，准备好后召集大部队开工拍戏。

自此，世界成为他的片场。前南斯拉夫、法国、澳洲诸国，蔡澜先后涉足。成龙的戏一般一部拍一年，蔡澜得以在这些地方生活。他最爱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到了当地，工作人员总会让我们看到风景最优美的地方，跑遍许多普通人不去的角落。辛苦是辛苦，但和走马观花的观光完全两样。”

蔡澜在嘉禾做到公司副总裁，直到1997年创始人之一何冠昌离世，他彻底告别电影行业。40年的电影制作生涯并不尽如人意，蔡澜离开时发出感叹：“浪费了40年才发现自己并不喜欢电影制作，爱的只是看罢了。”但他依然热爱电影，他认为，如果当时没有入行，而是一直写影评，现在自己会是个成功的影评人。

事实上，蔡澜得到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就几乎都与电影无关。阅读、美食和旅行三个兴趣各自开花，相互渗透，成为蔡澜50岁之后生命中的主要命题。他的主业是“吃吃喝喝”，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玩家。潇洒的人生态度与通达的个性契合当下人群的心理需求，他成为享乐主义的代言人。

他曾和好友黄霑、倪匡合作访谈节目《今夜不设防》，无所不谈，收视创下纪录，吸引BBC派团队拍摄专题。在电影行业备感无趣时，他将心怀述诸文字，曾一周写14个专栏，翻开报纸，就能看到他的名字。这些小品文集结成书，至今已超过200本。

他对美食的热爱迅速发展，食肆以得他推荐、与他合照作为招揽客人的手段。走进香港街角一家茶餐厅，旁边也可能会有“蔡澜推荐”，这一范围现已扩展至东南亚。蔡澜曾担任《舌尖上的中国》顾问，也曾推出自有产品“暴暴茶”，后改名“抱抱茶”，售卖至今。2018年，蔡澜越南河粉店于香港中环开业，蔡澜美食城等相关饮食产业也逐渐发展。

在邵氏转型时，他有了此前未有的大量空闲，投入身心到篆刻上，拜冯康侯为师，开始正经研习书法与篆刻。这成为伴随他至今的爱好，并造就他后来在北京和香港荣宝斋开办的书法展。

离开嘉禾后，TVB制作了旅游节目《蔡澜叹世界》，节目组和蔡澜赴13个国家拍摄代表人生最高享受的生活場景。“叹”是粤语词，即享受。后来他成立旅行社，多次带顶级旅行团外游，将这一爱好也变成工作，并出版多本游记。

金庸曾说，除妻子外，蔡澜是他一生中结伴同游最多的人。他认为蔡澜是一个真正潇洒的人，“率真潇洒而能以轻松活泼的心态对待人生，尤其是对人生中的失落或不愉快遭遇处之泰然，若无其事，不但外表如此，而且是真正的不萦于怀，一笑置之。”

多个行业的风生水起让蔡澜渐渐被冠上生活家、美食家、旅行家、商人等名号，他的广泛爱好在告别电影后得以伸展，他一贯的努力让自己在每一个爱好上都做得有声有色。金庸评价他“见识广博，琴棋书画、酒色财气、吃喝嫖赌、文学电影，什么都懂。于电影、诗词、书法、金石、饮食之道，更可说是第一流的通达。”倪匡赞他，“虽魏晋风流，犹有不及。”

年近80，蔡澜依然乐于接受新生事物。他对新科技敏感好学，电子产品要买最新款，微博、微信、知乎、脸书等社交媒体熟练使用。“我一生就是给好奇心驱使到现在。”他喜欢和年轻人交流，2019年5月，他接受湖南卫视邀请，录制了综艺节目《我们的师父》，在节目里和几个徒弟玩抖音。节目播出时，他与网友互动，发了近百条微博。此前，他每年临近春节时都会打开微博评论一个月，回答大家提问。

《蔡澜叹世界》节目剧照

关于电影，蔡澜少与人言，语言文字多是风花雪月，这与他人前不谈烦恼、痛苦自己消化的人生态度一致。在蔡澜众多头衔中，电影人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却是他故事的开始。以告别电影业为界，他享受于书写人间欢乐，声名与哀怨绝缘。

电影字典

78年的人生中，蔡澜有记忆的痛哭只有两次，第一次是父亲去世。他受父亲影响极深：父亲从事电影行业，蔡澜对电影的兴趣从小得以培养。父亲为公事和私事四处旅游，写了大量的旅游诗篇，这也成为蔡澜热爱旅行的原因之一。父亲是新加坡文人，结交当时的文人如郁达夫等，家中来客也有刘以鬯。这早早地给蔡澜对文字的兴趣埋下种子。蔡澜对茶道、书法、种花的兴趣，也是受父亲影响。他至今仍谨守的准时、守信准则，亦来自父亲。

蔡澜的父亲蔡文玄是个诗人，因从大陆到南洋谋生后，常常望乡，梦见北岸的柳树，取笔名柳北岸。蔡文玄曾研究古典诗，在报刊发表诗作后得到戴望舒的鼓励，继续写下去。1927年，蔡文玄从汕头下南洋，得到邵仁枚和邵逸夫兄弟创办的海星电影公司（邵氏前身）赏识，受聘为公司第一位且唯一一位职员。他白天处理文书账目、绘制电影广告和宣传品，处理杂务，晚上到邵氏下属戏院卖票兼带位，深夜在公司后院打开帆布床睡觉。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蔡文玄已经是中文部经理兼邵氏兄弟的私人秘书。

此时蔡家已有大女蔡亮、长子蔡丹、次子蔡澜三个小孩，仅靠蔡文玄难以养活家人。母亲洪芳娉日间替他人做中介，买卖金饰珠宝或其他货物。她在家用甘草汤晶制作甘草芒果、甘草芭乐，夜间由蔡亮摆摊售卖，补贴家用。凌晨3点，洪芳娉带蔡亮去黑市买入货品，同样供夜间售卖。因长期吸入雾气受到风寒，洪患上严重哮喘，卧病十年。蔡丹、蔡澜以及其后出生的幼弟蔡萱都由蔡亮照顾。

二战结束，蔡文玄在1945-1973年继续担任原职，工作除到中国和日本买入华语、日语片，为戏院安排放映日期，还要审核香港邵氏制作厂制作的电影剧本，批核演员及导演名单，提出意见并修改。影片拍摄完成，毛拷贝先送到新加坡，晚间在公司内的小电影院放映，蔡文玄需审核、修剪菲林胶片，以便顺利送到中国及新加坡电影审核部门批审。1973年退休后，邵氏公司请他进入董事会，为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及意见，多年后他请辞。

因父亲的工作，蔡澜姐弟看了大量电影。往后的工作也都和电影有关，蔡丹从南洋大学毕业后，进入邵氏公司。蔡文玄退休后，蔡丹接任中文部经理。蔡萱也毕业于南洋大学，由蔡澜资助到日本研读电影及电视制作，回国后在新加坡电视台担任高级监制。

蔡澜爱电影最甚，为了能看懂外文电影，他上午读中文学校、下午读英文学校。中学时尝试写影评及散文，曾记录各国导演、监制、演员表数十册，并被聘为报纸电影版副刊编辑，挣了不少稿费。他自认是香港人中看电影最多的人之一，杰出的电影都记得。邵逸夫问他关于电影的事，只要说出某些剧情，他都能说出片名，邵逸夫叫他“电影字典”。

念完高中，蔡澜本对绘画感兴趣，想去巴黎学画。但洪芳娉知道他嗜酒，认为他去了法国一定成为酒鬼。日本电影处于黄金时代，石原裕次郎、小林旭的影片大行其道，小津安二郎、黑泽明、沟口健二等导演风头正劲，他看日本电影里，银座整条街都灯光灿烂，“吸引你，充满幻想力。”蔡澜提出到日本学电影。洪芳娉同意了，“她不知道日本有一种叫sake的清酒。”

当时蔡澜已年满16，按新加坡法律规定，需要强制服兵役。当时靠邵逸夫的哥哥邵仁枚帮忙，以人才发展为由将蔡澜拎了出去。作为代价，邵仁枚将自己的儿子送进兵营。后来蔡澜没有离开邵氏向外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份恩情。

蔡澜进入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电影科编导系就读，靠看电影学日语。石原裕次郎的《红之翼》（紅の翼）他看了50遍，买了面包在戏院里啃。看得足够多了，日语脱口而出，发音奇准。

刚进学校，大家都以为自己是导演，都想成为第二个沟口健二和黑泽明。教授给的第一个作业是拍一个人从这里到那里的镜头。第二个作业，拍一个人追另一个人从这里到那里。“大家都完蛋了，一剪起来方向都不对，才知道拍电影是不容易的。”

日常课程是严格的基础训练，片子突然断掉，没有剪接机，要用破碎的玻璃把菲林刮平，放胶水，拼接。“从最基本的技巧开始，多过内涵的讲授。”

“我不喜欢，那个很枯燥。但是枯燥还是要学。现在很多导演不愿意学。拍电影有电影的技法，剧本上可能就一句，这个人爬到山上跌下来。实在拍时，人爬到上面，这个人‘啊了一声，一个假人从上面摔下来。这样拍没有力量。要靠镜头的力量，爬山时人物脸上的特写、手的特写、汗水的特写，一路看下来，到上面，抓住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爬上去，石头一松，再‘啊，往下跌。这一连串镜头帮忙到整个场面，才有紧张性。这是电影的力量，画面的力量。”

蔡澜在日本

在学校，蔡澜一贯不安分，开始半工半读。邵氏在日本业务很多，需要一个人做驻日代表。邵氏兄弟看着蔡澜长大，对他十分信任，这个任务落到他头上。后来更派他接替离去的邹文怀，在香港片厂当制作经理。蔡澜回忆：”当年胆粗，上就上吧。邵仁枚先生就让我来到片场里面，也等于是代表了他在片場里面的存在。”

自此，蔡澜40年的电影制作工作拉开序幕。

普通的商业片

蔡澜从主要负责购买日本片到香港及东南亚放映开始，到负责香港电影的日本外景部分，他做过电影的每一个环节，包括道具、木工、副导演、摄影助理等。

杂碎事务的成就感来自于达到导演的要求。导演因骷髅头道具做得不像大发脾气，他漏夜跑到山中，在别人的骨坛中找骷髅头，洗刷得发亮，第二天交给导演。

蔡澜最初想做导演或做编剧。后来发现，当导演，从写剧本、创作、选演员、指导拍摄、剪接，到看片子，工作就结束了。做监制的不同，可以参与电影的发行，可以同时监制几部电影。“我兴趣比较广，学习能力比较强，当监制接触的内容比导演多，乐趣也比导演多。所以我选择当监制。”

第一次见张彻，张带着演员罗烈和午马。40出头的张彻身高六尺，穿着窄筒裤，一撮勾状短发挂在前额，一边用手整理，一边和蔡澜大谈中国电影为什么不能起飞，什么时候才能与好莱坞一争长短。张愤怒、不满，对电影抱着一套理想。

香港没有彩色冲印，拍完后送到日本东洋视像所。拷贝送去之前由蔡澜检查，他因此看了所有的邵氏出品电影。看到《独臂刀》时，蔡澜耳目一新，认为拍出了张彻曾与他谈到的真实感和阳刚之气。“那时所有的武侠片都像舞台表演，他就比较写实，一刀斩下去就有血，有骨头撕裂的声音，这些他都很认真地去重现。”

负责《金燕子》外景之后，他和张彻又合作了《飞刀手》等影片。拍了几部片之后，他向邵逸夫建议：香港拍一部电影要四五十个工作日，日本只要20个就完成，不如在日本拍。邵逸夫同意了，从香港派来四五个演员，其他都用日本人，拍了《裸尸痕》，陈厚担任男主角，丁红演女主角。从此，在日本拍摄的香港电影越来越多。他们拍到富士山，就把富士山顶删掉。“虽然当年香港电影已经很工业化了，但是技术方面其实没有那么先进。一般制作都比日本慢。”

蔡澜在邵氏公司日本办事处

1968年，蔡澜在日本看了导演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这成为他重看多次的影片，至今已经看了超过40遍。

第一次在宽银幕立体电影屏幕上看，三块屏幕拼在一起。他想着2001年自己是什么样子，在那一刻好像就已经过了2001年，甚至到了2002年。“他这个戏尤其与其他不同，就像交响乐一样，总有一段‘当当当当是吸引你的。这部戏的‘当当当当就是跟电脑打架的时候，大家都看得懂。他一定有一段让你看得懂，你才会慢慢看别的。我知道没有办法成为这样的导演，没有这种能力，我有自知之明。我的电影都是很普通的商业片，每一段都看得懂。”

他心中商业片的标杆是《卡萨布兰卡》，有商业、有艺术，雅俗共赏。但像这样的片子，他也举不出几部来。“雅不是没票房，这个问题出在导演本身，出在投资者本身。明明知道这种是曲高和寡的电影，就寡嘛，为什么你不能接受寡呢？要拍得很有艺术性，又要所有的观众来买票，这不大可能。想通了这个，你就知道，又要得奖，又要卖座，太贪心了。”

在邵氏工作时期，他多次向邵逸夫提出，一年拍40部，40部都赚钱，不如拍一部不赚钱的吧？邵逸夫回复：我通通拍、通通赚钱那多好？为什么要来一部不赚钱的呢？“邵逸夫先生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放在中国历史上来看，电影商业化做得最成功的人还是他。但他太商人了，如果他愿意，邵氏可能会留下更多经典的作品。”

邵逸夫的回答让蔡澜无奈，但恩情所在，他不愿离开邵氏。“我一直有理想，拍一些好片子，格调高一点的片子，但是做不来，令我很烦恼。我的无奈多过难过。”

蔡澜被邵氏召回香港，彼时的创作氛围，他多年后时常回味。他与张彻、倪匡，带上某个新导演，去吃饭喝茶，聊到什么题，众人一致说好，倪匡回去就写剧本。《马永贞》便是这么拍出来的。这期间，蔡澜监制过多部作品，包括几部三级风月片，成本低又有高票房，老板满意，但他一度被冠上“咸湿监制”的名号。张彻有时去他办公室喝茶，对他说：“人不如意时可以自修。”他因此做了许多与电影无关的学问。

20世纪70年代，邵氏调整商业布局，由电影行业转向电视行业。蔡澜空闲时间多起来，“我学到的是工厂式的大量生产，只会这一种方法，所以向老人家提出离开。邵逸夫爵士还送我一笔巨款，在当年是很吓人的数字。”

蔡澜到独立制片公司做了一两年，拍了《青春烈火》《等待黎明》等几部影片，前者由叶童、夏文汐、张国荣主演，后者由周润发、叶童、万梓良主演。邹文怀自组嘉禾，前上司何冠昌也参与其中，邀请蔡澜加入，他答应了，开启了嘉禾监制的20年。

“我最喜爱的事，却是我最不喜欢的”

到了嘉禾后，电影市场的指向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香港电影仍处于市场极度红火的状态，东南亚、日本甚至澳洲、非洲、北美洲，共同构筑了强大的海外市场，只要有片就能赚钱，巨大的资金回流又给电影制作充实了新鲜血液，形成良性循环。盗版开始出现，但翻录技术并不成熟，翻一版需要两个小时。

入职后，何冠昌问蔡澜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会不会看毛片？”一部电影拍完后，第二天拿去冲印，印出来何冠昌和他一起看，他心里把镜头剪好，看完后已经知道这场戏少了什么镜头，需要补什么镜头。这样的操作方式在香港电影行业延续多年，2019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庄文强这一辈电影人入行时依然如此，在90年代末香港电影遭到重创后逐渐停止。

嘉禾时期合作最多的成龙，蔡澜早在邵氏就已经见过。1974年，成龙出演李翰祥电影《金瓶双艳》中的郓哥，和当时的当红演员杨群饰演的西门庆对戏。台词难记，但成龙记一遍就入脑，拍完后李翰祥说：“我知道他能把这场戏演好，怎么样，我眼光不错吧？”成龙成了巨星后，蔡澜和成龙聊到这段往事，成龙还记得，“我也不明白李導演为什么会找我……只好跟着拼命咯。”蔡澜与成龙聊《A计划》由钟塔上掉下来的镜头，成说“拍之前用了一个和我身体重量一样的假人，穿破一层层帐幕丢下去。正式开拍的时候，由上面望下来还是怕得要死。”这番交谈后，蔡澜发现成龙并未因成名而丧失率直和坦白。

1992年，蔡澜参与监制《力王》，这是他时至今日为数不多愿意提起的影片。《力王》改编自日本漫画，与日本人接触多了，蔡澜发现拿文字剧本从来没有谈成过。他拿了《力王》的漫画提出改编，对方一看就懂，说“好呀好呀”。“文字后面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思想、创作方法，漫画已经给你弄好了。”影片中，力王在监狱中饱受警察压迫，发怒反抗，杀死狱长后逃脱。导演蓝乃才摄影出身，擅长特技，将原作中的血肉暴力的效果呈现得异常突出。时至今日，仍有外国影人研究其中的暴力美学。“暴力会一直增加，未来的暴力会更加有冲击力，以前的暴力就会越来越儿戏，之前张彻的暴力就很儿戏了。”

蔡澜清晰地知道了自己在电影制作上的天分，责任心与工作要求让他断了拍艺术电影的念想。他开始在电影拍摄中找寻别的乐趣。1988年，导演区丁平拍摄《群莺乱舞》，蔡澜担任监制。该片讲述了英国人禁娼，派遣专员程立邦到塘西名寨调查，引出一连串故事。刘嘉玲、关之琳、利智、王小凤担任主演。蔡澜并未经历过那个风花雪月的年代，他和区丁平一同研究，考据服饰、妆容，四个美女穿上当年的旗袍走来走去，布景又逼真，再来一桌当年的菜，就像喝了一次当年的花酒。宣传影片时，蔡澜买了份报纸头版，用四个女主角当封面，不必宣传文字，已吸引了很多观众。

蔡澜在嘉禾

“电影成了我很大的玩具，很多人玩不到的，都在电影这个行业里玩到。它成了我一个梦工厂。这是无奈之下的一种选择，太过强烈的悲哀是没有的。你可以顺其自然把兴趣慢慢转移。”

其间的一个插曲是，90年代末，倪匡爱上了一个酒店的妈妈桑，常常请他和黄霑去夜总会，把所有女人都叫来。他们三个一直说笑，女人一直笑，“变成我们在娱乐她们。”“我们想既然花那么多钱让几个人笑，不如搬到电视台谈同样的东西，让所有的人笑，还有钱赚呢。”这成为电视节目《今夜不设防》的缘起。

此前香港未有过同类节目，三个人在电视上一通胡侃，气氛轻松。周润发、成龙、张国荣、林青霞、王祖贤……当下最火的明星被邀请到节目上，节目通常录两个小时，第一个小时互相寒暄喝酒。醉了，第二个小时卸下防备，大聊特聊。于是观众看到了抽烟的张国荣、大聊爱情的王祖贤、幽默的许冠文、游刃有余的周润发……节目最高收视率超过70%。“为什么那么受欢迎？他们打开电视，好像和我们在客厅聊天，因为话题不是预先设定的，谈人生、旅行、时尚和互相的苦恼，访问嘉宾的生活，可能比较坦率、大胆一点，语言也比较风趣。”

这时的香港电影仍春风得意，“从邵氏电影开始，一直到新艺城（新艺城影业有限公司，由麦嘉、黄百鸣、石天于1980年创立，1991年结业）时期，都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所谓的黄金时代，一部电影还没拍，卖给外国电影的钱已经够你拍一部电影了。我们不会亏本的，这叫作黄金时代。”

进入90年代后，盗版翻录飞速蔓延，DVD的出现让盗版商能像印报纸一样翻录电影，香港政府迟迟不下手严禁盗版，香港电影行业受到猛烈冲击。风雨飘摇中，何冠昌于1997年逝世，蔡澜彻底告别电影行业。

“我发现拍没什么人看的艺术片，对出钱的老板很对不起。我对艺术的良心，没有我对投资者的良心那么重。而且，要建立个人风格，需要牺牲很多人，我不忍心。到現在我才知道我最喜爱的事，却是我最不喜欢的。”

不带俗气

“妈妈一直说要培养其他专长，某一样东西不干了，就可以干别的。何必那么辛苦，从头到尾干一件事情？她说，干很多不同事情的快乐多过干一样的。”

40岁那年，蔡澜在世伯刘作筹的引荐下见到了书法家、篆刻家冯康侯。冯曾任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秘书、中华书局编辑，幼从画家温其球习画，又拜刘庆崧习篆刻;1919年赴日入美术学校学习实用美术，1921年回国;曾为梅兰芳画舞台布景;1949年后移居香港九龙，在联合书院等大专院校讲授文字学。冯康侯被视为“香港篆刻第一人”。冯看了蔡澜的字，说“好在不带俗气”，让他临黄山谷的字。

蔡澜曾写：居住在香港这几年假如得不到老师熏陶，我自己会变成怎样一个怪物？每天打开报纸，先看电影卖座票房纪录，生活圈子只限于与事业有关的认识，谈来谈去是买房子、汽车和金币。

在冯康侯教导下，蔡澜开始读碑帖，学篆刻，看名画，连睡觉的时间也用来研究，同事们一度叫他疯子。冯康侯看到了，写了个印稿给他刻，印文曰：玩物养志。

与冯康侯相处让蔡澜获益匪浅，除去父亲，冯康侯是对他影响最大之人。“我拜的是老师所信的宗教，他的宗教是艺术。83岁的人，还是不停地写、不停地刻，永远在创作。”冯康侯离世，让他第二次痛哭。

他向丁雄泉学习绘画，后者出生于无锡，曾在法国、荷兰、加拿大、瑞典、西班牙、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台湾、上海地区举办个人画展一百余次，自号“采花大盗”、“风流先生”。“我就喜欢他对颜色的把控，那种画风，看他画的人也会很高兴，这是天分，不是常人能够学到的。我能够学到一些皮毛，已经很高兴了，我就把它画成领带。”丁雄泉送给蔡澜特殊的颜料，能溶于水，干了之后被雨淋湿也不会脱落。蔡澜按丁雄泉的路子，画了很多条领带。

蔡澜与好友倪匡夫妇

蔡澜常和丁雄泉吃饭，但少有常人的约束。他们两人到一家馆子，叫了整桌菜，经理说：“丁先生和蔡先生请客，谁不来啊？”丁雄泉回答：“请了毕加索、李白、苏东坡，都来不了啦。”

众多师长的处世态度与蔡澜长期的阅读积累碰撞，他的人生困惑被逐个击破。痛苦被锁进箱子，扔入大海，少有回味，用力生活成为余生大事。

阅读、美食、旅行各表一枝，相继开花结果。

幼年，蔡文玄常买一大包书，放在地上，随他们兄弟姐妹挑选，观察小孩对哪样书有兴趣，往后便多带同类的书。蔡澜因之看了大量的《水浒传》《三国演义》《战争与和平》等古典小说和世界名著。明朝小品文，他反复咀嚼，写文章也如此，严谨干练。他写专栏沿袭父亲的习惯，修改三次，“写完之后，看一遍，改一次;第二天早上再改一次，就比较冷静;第三次，寄到报社去，排好之后送回来再改。”

蔡澜不知道自己作品的具体销量，但一再有翻印和新书邀约。他不在意走不进纯文学或严肃文学的殿堂，认为写作的目的是“把自己的感想，用最浅白的方法表达给大家”。

洪芳娉做得一手好菜，做饭往往带上全家。做冬瓜盅，蔡文玄在冬瓜上雕刻立体书法，龙飞凤舞。母亲在瓜中放入鸡肉、瘦猪肉碎、干贝、螃蟹钳肉、鱼肉、银杏等，花菇和虾米先行浸透，切丁后下。汤底预先把猪骨和鸡骨炖好，取其清澈如水的汤汁入瓜再炖。蔡澜姐弟负责挑选夜香花，采恰好开放的蓓蕾，花萼葱绿、花瓣略带黄色，用清水洗干净，撒在汤上。

姐弟采完花后无事可做，蔡文玄便让他们把鲜虾肉剁碎，舂成肉酱，酿进花里，铺在豆腐上蒸，又是一道美味。蔡澜在这样的饮食环境中长大，对食物的理解可见一斑。

有一次蔡澜请父母到酒楼，上桌的饭菜质劣价高，服务态度更差。他一气之下，便写了一篇批评文章到报馆，不料大受欢迎，从此一发不可收，渐成品食高手，得大名于食评。

“我活过”

蔡澜曾花十年时间搜集资料，写出一本《追踪十三妹》。这是他两百多本书中唯一一部小说。上一次公开发表的，还是14岁时写的《疯人院》，那是一个有些科幻和悬疑的故事，当时刘以鬯在《南洋商报》编副刊，所写的小说对蔡澜吸引力很大，他照着风格写，创作了这个女孩子被男朋友抛弃后发疯的故事。

十三妹是香港五六十年代的专栏作家。蔡澜十分喜欢她的专栏，认为即便放在现在，她的思想、笔锋、言辞都十分犀利。十三妹从不露面，背景驳杂，是个越南华侨，父亲受西式教育长大，母亲是北京人。她在河内和上海都居住过，后来去了香港。传说中，她不只会弹钢琴，还会法文、英文，甚至拉丁文。

她的新潮在于，第一个在报纸专栏上向读者介绍什么叫存在主义，什么叫弗洛伊德，什么叫意识流小说。“都是写专栏的人，总要认为谁写得最好，在我心目中，十三妹写得最好。”蔡澜说，“在那个年代，她已经周游列国了，第一个介绍佛兰西斯·莎岗（内地一般译为弗朗索瓦兹·萨冈）给香港作家，当年香港人不知道法国小说界出现了这样一个人物。十三妹很先进，她（的文字）现在还没有褪色。”

《追踪十三妹》1995年出版，蔡澜不仅描述了他对十三妹的猜测估量，也借男女主角的爱情呈现了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社会生态。在这本书中，主角去邵氏参观，看到一个没有门的车库里排着一辆宾士、一辆雪佛兰、两辆劳斯莱斯……都是邵逸夫的车。此间，亦舒、胡景文、黄霑初露锋芒，有一个作家小圈子，周末会到作家简而清家小聚，谈论文学和理想。女主角与当红明星陈厚有了一段情，工作期间也认识了丁红、林黛等邵氏当红影星。蔡澜的朋友们逐个登场，故事亦真亦假。

蔡澜生于新加坡，求学在日本，工作后辗转泰国、前南斯拉夫、韩国、西班牙等国，他选择定居中国香港，已经是60年代之后的事。在这本书里，他毫不掩饰对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的向往，“那时候香港没有那么繁荣发达，是一个非常优雅、很有闲情的小乡村，贫困里面懂得享受。”

蔡澜与李珊珊录制节日

蔡瀾参加《我们的师父》节目

借十三妹之口，蔡澜谈及对文学、电影乃至社会生活的理解。由此可见，他的世界观在当时已基本形成。谈及小品文，他写，“如此自由不拘，既可幽默，复可感伤，忽而辛辣，忽而柔和。”谈及电影，他写，“《林家铺子》是最好看的华语片，这部片子的人物，分不出哪个是主角，哪个是临记，中国人说中国话，没有技巧，没有夸张，自自然然地，没有觉得他们在演戏。”这与时至今日蔡澜一直强调的“真”如出一辙。

书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女主角、男主角与十三妹的对话，除去对当时社会生活的探讨，十三妹为女主角做人生解惑，更像是蔡澜生活经验的分享。《今夜不设防》播出后，大批香港年轻人来信，像文中女主角问十三妹一样问蔡澜问题，蔡澜在报纸上开专栏回复。这些回复集结成书，名为《给年轻人的信》。现在，书信少了，他注册了微博，换了种方式与年轻人对话。5月，他录制《我们的师父》，四位徒弟也向他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蔡澜发现，几代人的烦恼通通是一样的。现在迷茫，老了不知怎么办，生老病死如何面对，爱情令人忧愁……“我喜欢年轻人，也喜欢跟他们沟通。所以会去回答问题，参加节目。他们的想法还是能够启发我。但大家都不肯用功，总觉得迷茫。可是人在拼命工作的时候，哪来的时间去想这些东西？”

年近80，蔡澜依然乐于接受新生事物，最近还在节目里和几个徒弟玩抖音。他还喜欢香港，尽管香港在飞速发展中失了闲情。他感觉世界越来越糟糕，但又说“我过我的就好了”。生命似乎走到越来越需要为自己总结的阶段，他说：“我作为电影人，是一个很不称职的电影人;作为写作人，是一个可以说很轻浮的写作人，也不算是很称职;我做商人只是做小买卖，也不算是很称职的。我想我比较拿手的是能够逃避现实，能够笑一笑，我的心情比较愉快，我能够把坏的事情往好的地方想，这种天塌下来当被盖的性格让我成为做很愉快的人的专家，这个我很称职。”

另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更适合形容他。一次，蔡澜坐长途飞机，遇到不稳定气流，飞机颠簸得厉害，邻座拼命抓紧手把，他若无其事照喝手中的酒。气流过后，邻座问：你是不是死过？他懒洋洋举起食指摇了一摇，回答说：“不，我活过。”

（实习记者余佳、蒋珊珊对本文亦有贡献。参考资料：《蔡澜这个人》《蔡澜家族》《蔡澜家族II》《我喜欢人生快活的样子》《追踪十三妹（上下）》《江湖老友》《给年轻人的信》《给年轻人的信第二集》《给年轻人的信第三集》《给亦舒的信》《蔡澜谈日本》《蔡澜品位》《蔡澜谈电影》《四位老友》《蔡澜叹世界》《梁文道：揭开香港女作家十三妹的身世之谜》《饮食男女》《妙趣人生》《红颜知己》《十三邀：许知远对谈蔡澜》《鲁豫有约 蔡澜：美食叹人生》《蔡澜：想吃盒饭的“食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