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甫跃辉，云南人，居上海，江苏作协合同制作家。出版长篇小说《刻舟记》，小说集《少年游》《动物园》《鱼王》《散佚的族谱》《每一间房舍都是一座烛台》《安娜的火车》《练习曲》等。在《文汇报》笔会副刊开设散文专栏《云边路》。

二胡，是我最早见过的乐器之一。我见过的那把二胡，把在一个和阿炳差不多的人手里。在我十年前写的中篇小说《收获日》里，干脆就给这个来自现实的人物，取名叫作“小阿炳”。而汉村，是这部虚构作品的现实发生地。

汉村从来不缺少音乐。婚丧嫁娶，是音乐集中展现的日子。谁家娶亲，谁家出殡，老远就能知道——准确地说，是听到。蓝天白云底下，响亮的音乐可以穿得很远。听到音乐的人，心里都有些波动，不自主地要朝那地方走去。

这样的场合，小孩子们更是不会错过。

小时候，我也爱往人堆里钻，但我在村里不属于很能混的那种，除了和奶奶上山，或者随爸妈到地里去，多半和弟弟在家里玩儿，走到村里，身边简直没个玩伴。每逢红白喜事，想要去，又不知道该往哪儿站。“无所措手足”，大概就是说的这样的状况。但婚丧嫁娶，我仍然是要去的。估摸着到饭点了，就随大人到办客的人家去。

记得是寨子头的那一家，我去了后，没赶上第一轮吃饭，只能一旁等着。我身边是挂礼处。一张方桌后，坐着挂礼人，挂礼人是村里能识文断字的。在挂礼人身边，还坐着两个人，裤脚高高卷起，脚上是解放鞋，鞋底边一圈泥，黧黑的脸上，是赶路后的倦怠。他们面前，各有一个敞亮的瓷钵头，里面荡漾着清亮的酒。他们喝几口酒，拿起身边的唢呐，呜呜噜噜试探几下，吹奏起来。欢快的、我叫不出名字的乐曲流淌在院子里。

后来很少再见人吹唢呐了。喜宴上，唢呐的音乐照常流出，只是改从录音机里了。

葬礼上的音乐，倒是从未和录音机沾边。种种乐器，始终操持在人的手里。出殡那天，整个就是一场纷繁盛大的音乐会。阴阳先生一左一右站在棺材前，嘴里念念有词，一个握着铙钹，一个提着铃铛，这边响一响，那边又响一响。院门口鞭炮声响，舞龙舞狮的队伍裹挟着人流，从院外闯进来了，紧随着的还有五六人组成的乐队。闷钝的鼓声、脆薄的锣声，混杂在一起，如气流般上升。堂屋棺材边的一圈女人，哭声大作。但哭声旋即被音乐声盖压下去，闷闷地在棺材边盘绕。孩子们是很少被悲哀的气氛感染的。这简直算是他们的节日。然而，吸引我们的不是音乐，而是那舞龙舞狮的队伍。我们挤在大人堆里，看那些龙啊狮啊，身手矫健地翻滚，腾起一地的灰尘。

相比之下，弹洞经是我们最不乐意见到的——那时候，我自然不会知道，洞经音乐可是从宋代就流传至今的道教丝竹乐。只见十来个老人在院子里分两边坐开，各自调整好姿势，忽然，他们手中的钟、鼓、铙、钹等等乐器，一起迸發出错落的声音。等了又等，声音小下去，想着就要结束了，不想声音又大起来了。我们只能很无奈地接着等。

不知什么原因，葬礼大多在冬天。冬天的云南是旱季，天上云彩如丝缕，偶尔现身，不知何时便消匿无踪，只剩下靛蓝的被群山框定的天。

蓝得发亮的天底下，葬礼总是进行得很热烈，从早上七八点开始，要到下午两三点才会结束。两位阴阳先生最后念了一些什么，人群动乱起来了，各各擎了灵幢、纸人、纸马，呼隆呼隆地挤出门去。随后，漆黑的棺材从堂屋里出来了，棺材上架着彩色的龙杆，龙杆上面覆了彩色的纸扎。棺材两面，是八个身强力壮的男人，从他们紧绷的手臂肌肉，看得出棺材的沉重，也看得出死亡的分量。紧随棺材的，还有一群白包头白衣服的孝子贤孙。之前出现过的舞狮舞龙队伍也跟着，乐队也跟着。在送殡队伍行进的过程中，鼓乐仍然进行着。

棺材要在中途停下，两位阴阳先生又一番念念有词，舞龙舞狮的伴奏再次响起。这时候，倒似乎没了弹洞经的。除开鼓乐，只剩下鞭炮声和孝子贤孙们的哭声。

记得是一位老太太出殡，队伍停在汉村寺门口。另一位老太太在棺材边哭，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旁边的人拉了几次，都没能把她拉起来。在她幽凄的哭声里，死去女人的一生呈现出来，几十年里的欢乐、痛苦、委屈、孤独和不舍，仿佛触手可及。那次，就连站在边上看热闹的我，也被深深触动了。十来岁的我隐隐约约看到，人的一生是这样的呵，人的一生将是这样的呵，而死亡，又是这样的……无论边上的人哭什么，无论鞭炮有多响，无论音乐有多闹，死亡只是沉默无语。

葬礼上，在洞经队伍里露过面的二胡，是我在平时也会经常见到的。

大院子里，便有人经常拉二胡。阴雨天里，二胡幽慢滞涩的声音传得很远。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小阿炳”手里那把二胡。

和阿炳一样，小阿炳是个盲人。听爸妈说，他不是天生的盲人，是后来生病才盲的。那时候他二十多岁，结婚了。看不见后，妻子买来书，教会他算命。他便拄了一根细竹棍，拿了一把二胡，上街，算命。我认识他时，他的妻子早已过世。有时在村里碰到他，和他打招呼，他便停下脚步，笑一笑;有时在街上遇见他，七十来岁的他坐在街角，身形瘦削，脸上几乎没肉，眼窝深陷，侧着头倾听。听完了，掐一掐手指，从黑暗的深渊里，向身处光明的人指出一条路。他的语气是温软的，是不确定的。

他住得离我家不远，有时会到家里来，手里只有细竹棍，没有二胡。爸妈把他让到堂屋里，喝茶，聊天。他微笑着，要给我们算命，我们纷纷避让。妈笑说，我晓得你要说，子午卯酉一枝花，不带残疾就带疤。他笑，我说的不对么？哪个人不是这样？我们都笑。

他或许不知道，我对他拉二胡比让他算命更感兴趣。他在我面前拉过的，是什么曲子？我完全不记得了。只记得，我似乎想向他学拉二胡的，为此，还买过一把二胡。至今，那把二胡仍然挂在老房子二楼的墙上，积满灰尘，灰尘里封着从未发出过的声音。

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讲阿炳的。阿炳在空无一人的街上，一面走一面拉二胡。街道两边低矮的楼里，有人在吵闹，有人在说笑，有人在刷马桶。没人注意到，一个孤独的天才正走在街上。他深陷的眼窝里，有能够洞穿时间的光。

这个画面是如此深入我的脑海，以至于我总是这么想象小阿炳。

许多年后，我来到无锡，来到梅里。想象着几十年前，阿炳在这儿走着，脚下的路，四面的街道，都通往哪儿呢？

在梅里古月琴坊，我第一次见到了整个二胡的制作过程。从选材开始，到打磨琴头、琴轴，蒙蟒皮，一步一步，一把二胡在匠人们手里诞生，等待发出声音。匠人们年纪大多不小了，生命里的几十年光阴，全部浸润在了一把把二胡里。

制琴车间边上，偶然碰到来买琴的客人。在大家的怂恿下，客人拉了几首曲子，其中便有《二泉映月》。这让人有种错觉，仿佛在梅里，每个人都可能是阿炳。

阿炳孤独地走在几十年前的窄巷里，小阿炳孤独地走在距离梅里几千里的汉村。

责任编辑：梁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