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慧仙

摘 要：纵观近现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史，李叔同、鲁迅、闻一多、杨绛切实践行了“先器识而后文艺”、“全由诚敬中发出”的爱、“美育救国”等教育理念。本文拟以李叔同、鲁迅、闻一多、杨绛为例，对时下提倡中华优秀文化教育，实施“以德治国”、文化兴国和素质教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此类范式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范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纵观近现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历史，李叔同、鲁迅、闻一多、杨绛等的教育理念与实践，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结晶，又是中华传统文化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的典范。本文拟以李叔同、鲁迅、闻一多、杨绛为例，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践在近现代的成功范式，对时下提倡中华优秀文化教育，实施“以德治国”、文化兴国和素质教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此类范式提供了良多有益的启示。而对于培养大学生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崇德向善的道德追求亦具有现实意义。

一、“先器识而后文艺”

美国学者兼教师威廉·亚瑟·沃德说：“平庸的老师只会叙述，好的老师选择讲解，优秀的老师重视示范，伟大的老师使用启发。”可见，德行兼修的老师，特点在于注重以自身高洁的人格和渊博的学识，引导学生在品行和学习方面得到教化。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李叔同在教育实践中尤为注重教师的示范作用，对学生行“不言之教”。在他的案头，常常放着一册明代刘宗周所著《人谱》，书中列举古来贤人的嘉言善行数百条，该书封面上，李叔同亲手写着“身体力行”四个字，每个字旁加一个红圈，以此为鉴。李叔同一贯以“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的见解教育学生。强调要成为一个有高远抱负的文艺家，首先应当培育器量与见识──即个人内在的品德涵养、精神境界，倘没有“器识”，无论技艺多么精通，也不足以称道。李叔同以培养学生高尚品格为艺术教育的宗旨，把“艺德”的养成作为学习艺术的首要条件。因此，他不仅对学生实行日常生活教育，更渗透于学生的意识、行为中，此举无疑是具有深远意义。

《论语·子张》曰：“君子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李叔同“温而厉”的严父之举，既有对学生人格和差异的尊重，又有对学生的理解和期许。他的威严不是“吼、卡、压”，把学生当作不懂事的孩子甚至“专政对象”，而是真诚温情地关怀，严格深切地期盼。李叔同当年的学生、现代著名作家、历史学家曹聚仁回忆：“他是艺术修养最高深的艺术家，没带半点所谓的‘浪漫气息，在东京春柳剧社演话剧，他是扮演茶花女那一角色的，一举一动，非常严肃，以忠于艺术的态度，开出中国戏剧的新作风。民国元年，他做我们的美术教师，不独他的艺术天才在我们的眼前闪光，他的语默动止都感化了我们。”[1]

无独有偶，杨绛自任振华女中上海分校校長兼英文教师始，后任家庭教师、小学代课教员、清华大学兼任教授、研究所研究员等一系列教育经历中，皆切实践行了“不言之教”的理念，从未懈怠。杨绛在百岁感言中提到，“好的教育”首先是启发人的学习兴趣，学习的自觉性，培养人的上进心，引导人们好学和不断完善自己，要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教育，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提升。

言传不如身教。在杨绛的教育生涯中，特别注重自身和学生的道德品质的修炼。杨绛在教育学生之前，十分注重修炼自己作为人师的内在涵养。认识杨绛的亲友都说她特别端庄，她的“漂亮”是诗书气蕴的外显。即使年过六旬，为了翻译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她又自学西班牙文，并获西班牙“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百岁高龄之际，杨绛依然坚持读书写作和习字，且淡泊名利，从不夸耀自己的学问。其“不言之教”的示范魅力，让身边每个人都深受教化。

同时，杨绛在其教育生涯中的另一种“不言之教”，是默默地给予精神和物质上的实质扶持，朱虹、郑土生等至今感怀杨绛“文革”中“雪中送炭”。钱锺书和钱瑗去世后，杨绛以“我们仨”的名义把夫妇全部稿费和版税，捐赠给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励基金，宗旨是扶助好读书的贫寒子弟顺利完成学业。至今，奖学金捐赠累计逾千万，受到资助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已达数百位。

二、“全由诚敬中发出”的爱

英国教育家罗素指出：“凡是教师缺乏爱的地方，无论是品格还是智慧，都不能充分地或自由地发展。”李叔同、闻一多、鲁迅和杨绛等践行的教育，充分体现了“全由诚敬中发出”的对学生的爱，于细微处体现正义、认真、尽职等力量。

杨绛把对教育事业的热忱体现在切实的工作中，不论作为小学教员、家庭老师、中学校长，还是大学教授，她始终专注于教书育人的本分，兢兢业业对待工作。教授任何一门课程，皆做到精益求精，迅速获得为人师的“一桶水”。教学相长，她对中西文学广泛涉猎，研究过古典作家作品，并把教学和研究心得撰写了系列见解独特的学术论文。同时，她尤其注重知识以外的言传身教。她以温柔的魅力、典雅的素养、渊博的学识，树立教师的典范和榜样作用，课堂内外皆让学生如沐春风如饮甘霖。而杨绛严谨治学，恪尽职守的精神，给予学生和后辈学子的精神滋养，无疑胜过任何雄浑的语言。

李叔同在教学中，亦严格自律，从细微处着手，如春雨般“润物细无声”地潜移默化学生。如课前他总是提前到教室做好准备工作：在黑板上条理清晰地写好需讲授的内容，而后端坐讲台静候学生到来。每次备课，他都预先搜集好有关画家的代表性作品——这在筚路蓝缕的当时并不容易——并把画家的简历、时代背景、作品风格特点等等一一写录在纸条上，上课时按照顺序取用，这种优秀“工匠”的敬业精神，以其示范作用深刻地影响着学生。而李叔同严格自律、精益求精，他在第一节课就给学生们发放有针对性的讲义，让学生对课程有整体的把握和认知，从而开展有目标的研究学习。

而闻一多在教学和研究上会切实调查，问大家音乐学过几年，还想学到什么程度。依据学生当时的水平和具体情况，因材施教。由于研究《诗经》、《楚辞》的需要，闻一多开始古文字甲骨文、钟鼎文的研究。他的学术研究总是另辟道路，上穷碧落下黄泉，直探本源，不甘墨守陈规。闻一多早期的文化研究和教育，建立在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和对封建旧文化的批判之上，如对神话的研究，对儒家、道家、墨家等的研究。后期他把研究的视野充分扩展，成为贯通古今，融会中西的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开拓者。令人感动的是，在学术传播方面，闻一多不曾把学术研究藏为私有，总是不吝把自己的心得与学生分享，把未发表的笔记或讲义借给同事与学生，这是我们当今学术界和教育界望尘莫及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