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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精神的军队基因

2019-06-17刘济华

党史博览 2019年4期
关键词:分院国防部航天

刘济华

中国航天人在创造航天伟业中培育的伟大航天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60多年来,中国航天人在树立和传承航天精神方面,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从事航天实践中传继了永远的忠诚,在推进航天事业中传承了不屈的意志,在实现航天梦想中传续了奉献的胸襟,在建设航天强国中传递了必胜的信心。

大江大河发源于涓涓细流,那么,中国航天精神的江河大流是从哪里发端的呢?中国航天精神的源头活水从何而来呢?笔者在此特别谈谈中国航天精神的军队基因问题。

果断决策 分工定位

我国的导弹航天事业在国家安全战略布局中拉开大幕。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人民就被迫卷入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国家安全再一次受到挑战。由于武器装备的落后,这场战争使志愿军遇到的困难与付出的代价前所未有。解放军高级将领都感受到了这一严峻挑战,聂荣臻对此感触尤其深刻:“朝鲜战争停战以后,经常引起我们不安的是,在军事技术方面远远落后于我们当时的敌人,如何逐步改变这种新状况,这是我们经常思考的问题。随着现代技术的迅速发展,这个问题也越来越显得突出了。”经过异常艰苦的斗争,最终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但在未来现代战争中,单纯依靠从敌人手里直接夺取武器来装备我们自己,恐怕是行不通了。为了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为了新中国的国家安全,中共中央、毛泽东果断决策:必须下决心搞自己的尖端武器。在聂荣臻元帅主持制定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中,特别强调要重点发展以导弹、原子能为代表的尖端技术。

1956年被认为是中国导弹梦、航天梦起步的元年。1956年8月6日,国防部第五局成立,钟夫翔任局长,钱学森任第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国防部五院”)在北京正式成立,钱学森任院长。

1957年3月,国防部第五局并入国防部五院。从国防部五院分工定位看,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和二分院成立于1957年11月6日。一分院是以原国防部五院部分机关部(处)和已有的科研机构为基础组建的,建院初期工作定位是导弹总体研究院。二分院是以解放军通信兵电子科学研究院为基础组建的,建院初期定位是导弹控制研究院。三分院成立于1961年9月1日,建院初期定位是导弹实验保障研究院。四分院成立于1964年4月1日,是在国防部五院固体火箭(导弹)发动机研究所基础上组建的,定位是固体导弹研究院。

1964年9月17日,中央决定以国防部五院为基础,成立导弹工业部。11月23日,中央决定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简称“七机部”)。

1964年11月4日,国防工办批准国防部五院关于科研机构和试制工厂的调整方案。以一、二、三、四分院为基础,分别组建为弹道式地地和舰地导弹、地空导弹、飞航式舰舰导弹和岸舰导弹、固体导弹设计院。

1965年1月,国防部五院更名为第七机械工业部,人员正式脱军装是在1965年6月1日。此时,国防部五院各分院在发展过程中与原建院初期的定位相比已逐步发生了变化,转变为以型号任务划分。一分院已逐步发展为战略导弹研究院;二分院则转变为地空战术导弹研究院;三分院也从实验保障研究院发展转变为海防战术导弹研究院;四分院成立得比较晚,准备作为固体导弹研究院,后来定位为固体火箭(导弹)发动机研究院。

各路精英 临危受命

1960年3月,中央军委任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兼任国防部五院院长;空军第一副司令员王秉璋兼任副院长,主持日常工作;钱学森任副院长,分管研究设计工作。曾经组建我国第一个导弹试验基地(即“第20试验基地”)的孙继先司令员后调任五院副院长。

中共中央十分关心航天事业的建设。五院成立时,聂荣臻元帅和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亲自主持,中央军委责成总政治部、总干部部从全军中为国防部五院抽调了一大批干部,一批知名专家、教授,一批在部队担任各级军事、政治和后勤工作的军官,在很短时间内,集中到国防部五院担任各级领导工作。

刘瑄,1936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入延安青训班学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连、营、团、师级干部,国防部五院成立时,从解放军第60军政委任上调国防部五院第一分院(現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任院长。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张钧,1937年入伍,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连、营、团、师级干部,国防部五院成立时,从云南省军区副政委任上调至国防部五院一分院任副政委,后任政委。1961年晋升为少将。

张怀忠,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连、营、团、师级领导,从济南军区副参谋长任上调国防部五院第二分院任副院长,后任院长。1961年晋升为少将。

董启强,1932年参加革命,次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参加红军,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连、营、团、师级领导,从总政政治工作教材编委会副主任任上调至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任政治委员。1961年晋升为少将。

林毅,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连、营、团、师级干部,从国防科委第20训练基地副司令员任上,调至国防部五院三分院任副院长,后任院长。1964年晋升为少将。

郁文,1938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从海南军区副政委任上,调至国防部五院任三分院政委。1964年晋升为少将。

林爽,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从北京邮电学院副院长(代院长)任上调至国防部第五局任副局长,后任四分院院长。1960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薛伟民,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延安参加革命,在抗大学习。新中国成立后,从空军政委办公室主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任上调至国防部五院政治部任副主任、四分院政治委员。1960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说起军队基因,仅以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列举:国防部五院一分院自1957年11月16日成立到正式脱离军队系统的1965年6月1日,一分院共有少将3人,大校10人,上校54人,中校80人,少校85人,大尉70人,上尉147人,中尉8人,未授军衔的99人。

一分院将校人员的数量比当时任何一个军级单位的都多,可见当年国家对其重视程度,其中很多人日后都成为导弹、航天界的知名人物。国防部五院其他各研究院的领导也大都出自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国防部五院一分院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导弹航天事业的发祥地。

这些军人,在我国导弹航天事业的发展征程中担纲一线领导和指挥员。

少将3人,张钧在1975年任七机部副部长,1983年任航天工业部部长。

大校10人,林爽、张镰斧(1960年被授予大校军衔),均在1979年1月10日任七机部副部长。

上校54人,其中代表人物有:“航天四老”任新民、屠守锷、梁守槃、黄纬禄,还有航天专家庄逢甘。1961年9月,任新民任一分院副院长兼液体火箭发动机研究所所长,屠守锷任一分院副院长兼第二设计部主任。1961年9月,梁守槃任三分院副院长,庄逢甘任三分院副院长兼空气动力所所长。1975年6月,任新民任七机部副部长。

中校80人,其中代表人物有:姚桐斌、谢光选、梁思礼、徐兰如、吴德雨等。1999年,姚桐斌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少校85人,其中代表人物有:1985年任航天工业部部长的李绪鄂、1983年任航天工业部第二研究院院长的刘从军、1978年任七机部第二研究院副院长的陈怀瑾。

大尉70人,其中代表人物有:1985年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孙家栋,1985年任国防科工委主任、1994年6月晋升上将的丁衡高,1993年任劳动部部长的李伯勇。

上尉147人,其中代表人物有:曾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兼秘书长、1993年晋升中将的聂力,1991年任航天航空部五院院长、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戚发轫,1993年任中国航天工業总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的刘纪原。

中尉8人,其中代表人物有: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1994年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永志。

部队传统 作风优良

中国导弹航天事业是党的事业、国家的事业、军队的事业和全国人民的事业,肩负着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使命。因此,为军队打造神剑利器,交给军队研制不仅顺理成章,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军队研制也发挥了历史性的重要作用。军队研制的优势在于:

根本宗旨

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宗旨,即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是“党指挥枪”,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形象表述。人民解放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其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

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它来自人民,属于人民,为了人民,时刻同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而战斗。人民解放军无条件地执行中共的纲领、路线和政策,实行有领导的民主;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具有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光荣传统,有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战略战术和政治工作。

一代代的官兵就是在建军宗旨的感召下团结战斗、奉献牺牲的。这是解放军战斗力、执行力的主要源泉。

国防部五院从成立到发展一直秉承着人民军队的建军宗旨,在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地为国家、为人民的国防科技事业服务。

思想领先

解放军无论抓什么工作,都坚持思想领先的原则,首先提高认识,打通思想。思想通了,一通百通;思想变了,一切全变。搞好思想教育,不仅可以使官兵们认同建军宗旨,从根本上调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而且可以统一官兵的思想认识,用思想统一保证步调一致。一个组织有了共同的奋斗目标,思想和行动又高度一致,其执行力一定强。

贯彻路线方针政策、保证完成研制任务,都是通过做人的工作去实现。要研制出更多更好的航天产品,必须有一支又红又专的科技队伍。航天思想政治工作始终把培养又红又专的科技队伍作为工作的目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勇于攀登”的航天精神,就是60多年来在思想政治教育和科研生产实践紧密结合中培育出来的。

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方面就是正确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调动他们的科研积极性。1961年7月,中共中央批转了“科学十四条”。聂荣臻元帅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国防部五院干部大会上,深刻而精辟地阐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国防部五院党委把贯彻“科学十四条”和聂荣臻元帅的报告作为一项重要任务,集中时间、集中精力,组织了各级党委学习。在党政干部中统一认识,端正指导思想,改进工作作风,认真解决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一些不正确看法,真正把知识分子当作导弹上天的依靠力量,并鼓励他们钻研业务,大量提拔尖子人才,使他们成为导弹专家和技术指挥员。各级党委成员深入研究室、工程组蹲点调查,同科技人员共同总结经验,研究贯彻落实的措施。同时,广泛深入地宣传和开展“红与专”问题的讨论。党委领导亲自同科技人员个别谈心,做思想工作,引导科技人员联系工作和思想实际,正确领会中央精神,解除思想压力,消除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消极影响。各级党委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使“科研十四条”深入人心,变成推动航天事业发展的巨大动力。

领导带头

解放军的战斗力、执行力强,很大程度上领导干部做到了“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生活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1966年10月25日上午,在我国导弹核武器试验前夕,聂荣臻元帅从北京西郊机场飞往酒泉导弹试验基地,这时,他已经是67岁的老人。到了现场,聂荣臻元帅仔细地检查相关工作的准备情况。这天下午,聂荣臻批准把核弹头运到导弹发射阵地进行对接和通电试验。他来到导弹发射架下坐镇指挥。“两弹”对接、通电,是最危险的工作,人们劝他离开,他却拉来一把椅子坐下来,说:“你们不怕危险,我有什么可怕的!你们什么时候对接、通电成功,我什么时候离开。”

我国进行导弹核武器试验时,离发射阵地100米的地下指挥所里留下了7个人(后被誉为“七勇士”),其中就有第一试验部部长(正师级)高震亚。临近30分钟发射准备时,基地代司令员李福泽来到了地下指挥所,坚持要留下和7位同志在一起。在场同志们劝阻无效后,高震亚电告聂荣臻元帅。聂荣臻元帅下了死命令,并派了2位工作人员接他,李福泽才不得不与7位勇士握手告别,离开了地下指挥所。

这就是共和国的元帅!这就是共和国的将军!他们做到了“冲锋在前,退却在后”。

自觉纪律

培养自觉的纪律,将纪律建立在官兵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这是解放军独有的东西。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就体现了作战灵活、反应迅速、纪律严明的特点。从西方的评论中,我们看出中国军队具有严明的纪律。英国《卫报》曾撰文说:中国是一个工业基础比较落后和薄弱的国家,中国的科技也很落后。在西方世界里,中华民族是一个非理性的民族,同时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而且也是最具有神秘色彩的民族。中国人民曾有“小米加步枪打败飞机和大炮”的神奇传说,中国也曾有“用算盘子制造出两弹一星”的神话。“他们中国不需要任何国家的技术,他们只需要时间和资金。”

中国拥有世界上比较强大的军队,是世界上军队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军队有着高素质、高技能、作战灵敏、反应迅速等特点;中国的大部分高科技人员都或多或少地为中国的国防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军队最突出的特点,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都不具备的,即纪律严明。这是西方国家一直研究中国而始终没有得到答案的问题之一,也是西方对中国军队莫明其妙和无法理解的。

由此可见,自觉的纪律是解放军克敌制胜的看家本领。高科技武器装备交给军队来研制是项非常英明的决策。

雷厉风行

解放军高度重视部队作风建设,强调优良的作风就是战斗力、执行力。所谓部队作风,实际上是一种集体的无意识行为。而作风培养,则是通过各种方法,将官兵们的意识行为逐渐转化为下意识的行为,以至接到上级命令后,二话不说,坚决执行。解放军的优良作风有很多,例如,“说干就干,干就干好”就是部隊指挥员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要求下属接受任务后,立即行动,雷厉风行。这种令行禁止的作风一旦养成,本身就是强大的执行力。

1960年,我国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此时,苏联断绝援助,撤走专家,给武器仿制工作造成很大困难。国防部五院党委及时召开了扩大会议,传达中央领导的讲话和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统一思想,作出决议,号召全体人员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坚定信心,顶住压力,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坚决完成仿制任务。经过各级党组织深入的思想动员,广大职工把压力变成动力,决心为祖国为人民尽快制造出“争气弹”。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枚近程导弹发射成功。这生动体现了军队的战斗力和执行力,体现了军队的优良作风。

内外团结

毛泽东曾说,我军“历来依靠官兵一致,获得了光荣的胜利”。“团结自己,战胜敌人”是军队政治工作的总方针,实际上也是军队管理工作的总方针。良好的内外关系,是解放军战斗力、执行力的重要源泉,国防部五院做到了。

1958年,研制工作刚刚处于起步阶段,不少干部对国防部五院的建院方针认识不一,干部和科技人员来自五湖四海,存在着一些不安心、不团结的问题。在此情况下,需要把干部的思想统一到中央的决策上来,把中央的决定转化成广大干部和科技人员的自觉行动。国防部五院党委于8月召开了科室以上四级干部会议,集中解决干部思想问题。通过广泛讨论和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了对建院方针、加强对科学技术的领导、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等问题的认识,探讨和解决了型号发展中的学习与研究、仿制与独创的关系,整顿了干部思想作风,纠正了自由主义等影响团结的问题。会后,各级党政干部振奋精神,齐心协力,积极贯彻聂荣臻元帅的指示和要求。国防部五院党委确定了“以仿制为主,带动全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推动了科研生产,为航天事业建设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领导科学 高效管理

在一个经济技术比较落后的国家发展导弹航天事业,是一个十分严峻的考验。加强对导弹航天事业的组织领导和管理,成为一项重大课题。在党和政府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航天事业建立了协调、高效的组织指挥和调度系统,实施了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建立了科学的领导制度和管理制度,坚持科学管理,广泛运用了系统工程、并行工程和矩阵式管理等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从而提高了整体效益;经过几十年艰苦的努力探索,终于完成了这个转变,创造出一套打上中国军队深刻烙印的高效组织领导和科学管理方法,并被实践检验完全适合航天科技工作的需要,有力地保证了航天科技的发展。

“三位一体”有机结合

导弹航天事业是一项大科学工程。经过多年探索,形成了一套规范、高效而独特的国防科研管理体制,即政治主导、行政支撑、技术负责,三者有机结合、充分发挥集体领导优势的“三位一体”领导管理体制。其中,政治领导为主导,坚持“政治挂帅”。首先是党委(组)决定权,行政、技术方面的决策,都要经过党委或党组集体讨论,作最后决定。其次是党委的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通过谈心、讨论和解决实际困难等方式,介入和影响行政与技术。最后是党委的后勤保障工作,即协助行政和技术管理体系的运转,当好“勤务员”。政治、行政与技术管理的有机结合,使擅长抓政治、精于管理和专攻技术的各种“内行”形成一个领导集体,对于消除不同职业群体间的隔阂和矛盾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广大航天人的思想敞亮了,精神状态为之一振,工作在和谐愉快的环境下进行。

“两总系统”科学担当

实行“两条指挥线”的任务指挥体制,融合行政指挥和技术指挥。两条指挥线即“两总系统”,是以总设计师负责的技术线和以总指挥负责的指挥线。技术线由总设计师、各分系统主任设计师及单项设备、部件的主管设计师和设计师组成。指挥线由总指挥、各研制单位的主管领导、计划调度系统、机关职能部门有关人员组成。“两总系统”适应了航天工程项目技术上大量的组织协调、决策指挥的客观需要,可以不受行政建制的限制,进行跨建制、跨部门的技术决策、指挥和协调。航天系统工程的优势在于可有效配置创新资源,有助于集中力量,集智创新,是航天集成创新的重要保障。

“三结合”相辅相成

在研制过程中,周恩来经常指示要走群众路线,做到两个“三结合”。一是科研、生产和使用单位“三结合”:科研单位主要考虑产品的性能设计、工艺设计和实现方案等,生产单位则注意工艺流程、可生产性等,使用单位多关注产品的性能、可靠性、维修性和保障性等技术指标。在这个“三结合”过程中,研制生产使用三方相互了解、相互理解,同心同力,围绕发射“争气弹”这个目标展开工作。在相互学习中,航天人的团结、协作精神得到发扬。二是实现科技人员、工人和领导者“三结合”:领导清正廉洁、任人唯贤、吃苦耐劳、虚心学习,逐步变成内行;科技人员技术把关,技术工人实干巧干,并充分发扬技术民主,三者结合起来,相辅相成。团队人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奋力拼搏,苦战攻关,取得了事业成就,锻造了航天人的精神世界。

“三严”作风 成功法宝

在航天工业初创时期,在聂荣臻元帅等老一辈革命家和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的积极倡导下,航天人就开始树立起“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方法”的“三严”作风,成为保证“两弹一星”成功的法宝。周恩来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成为航天人的质量座右铭。钱学森在回忆周恩来对“两弹”工作的关怀时指出,中国人是很严肃、很严密、很认真的,“两弹”试验的事故最少,伤亡也最小,都是在总理“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等指示的严格要求下取得的。火箭人也在认真践行着这十六个字,火箭院把十六字方针挂在火箭总装现场,以时刻提醒大家。

质量管理 严慎细实

面临“失败不起,只能成功”的严峻局面,航天人从转变思想观念入手,认真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制定了一系列强化质量管理的规章和标准,进一步强化质量工作的规范管理。“以质量创造价值,以质量体现价值”是航天人的质量价值观。航天系统工程管理和弹头技术专家、中国载人飞船神舟1号至5号火箭系统总指挥黄春平指出:“我们定了110条条例,而且提出了技术归零、管理归零两个五条归零标准。技术归零的意思是故障复现、定位准确、机理清楚、措施有效、举一反三。我们在管理上也有很多改进,以最严、最细、最慎、最实的态度来对待航天飞行。目前我国航天飞行成功率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质量是政治、质量是生命、质量是效益”是航天人的质量理念,“以质量创造价值,以质量体现价值”是航天人的质量价值观。成功不仅作为航天人的信仰与追求,更是国家和民族赋予的历史使命。始终依靠科学、加强管理,严慎细实、一丝不苟,坚持把质量建设作为生命工程,把确保成功作为最高原则。航天事业的发展历史表明,航天工程研制具有极端的复杂性和风险性,航天事业事关国家安全、形象和地位,航天精神在加强质量建设中得到传承和发扬。

通过以上回顾,我们明白了军队是航天伟业的基因,军人是航天人的底色。军队基因和军人的底色孕育了当年中国的航天人,并在创造航天偉业中培育和锻造出伟大的航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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